以下的生活场景对我们而言，可能并不陌生：打开手机刷微博，扫一扫玩微信，在微店购物，用微支付付款，打开微步查询公交车实时定位，等公交时或许还能看几部微电影。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无“微”不至，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微时代”。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微时代”的出现深刻改变了文化和生活方式。微时代的文化具有哪些特征？这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精神状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对“微时代的文化”应该作何评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志强目前承担着首都文化研究院重大课题“微文化与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就此话题，我们对他进行了专访。

“微文化”所描绘的是以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等形态为代表、以数字新媒体技术为基础、趋向个体和微小的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

本版编辑王敏超（以下简称“王”）：在您看来，是否存在一种可以被称为“微文化”的新的文化形态？

周志强（以下简称“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微文化”概念由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较早提出，我也曾在我主编的《中国图书评论》上作了一次“微文化”的专题研究。目前，这个概念已经对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看，“微文化”所描绘的是以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等形态为代表的、以数字新媒体技术为基础、趋向个体和微小的新型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具有跟个体日常生活经验紧密关联的趋势。“微文化”的代表事物包括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商、微贷、微政务等等。

王：微时代的一个代表性通讯工具就是微信，截至2014年底，微信用户数量同比增长41%，突破5亿人。微信的广泛使用表明，媒体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微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从信息的生产、传播等角度来看，微文化有哪些特点？

周：从传播方式来看，微文化依托现代数字媒体技术建立起来，这种技术基础决定了与此前不同的传播形态。过去信息的制作者、接触者、传播者不在一个空间，信息的传播是一种远方经验的植入，将时间或空间上距离遥远的经验呈现在接受者面前。微时代的传播模式则是点对点的，信息传播可以face to face ——当然这是一种虚拟的“面对面”，但这种虚拟状态是鲜活生动的、即时的。比如我在微博或微信发一个帖子，很快就会有人来评论或点赞，表示反对或认同。这 是一种在场感非常强的文化，很容易让人产生“面对面”的幻觉。

从传播主体来看，过去的传播是“精英主义的”，信息由精英的、少数的、权威人士生产，然后供大家消费。但微文化的传播主体不一定是权威人士，很可能是生活中不起眼的普通人，因此文化垄断的局面被改善了，一种丰富的多点式文化继而产 生。在我们过去的文化体验中，比如看一部小说，我们可能不由自主地产生对作者的信服感，认为他的话一定很权威的；而微时代的文化体验则更多地鼓励我们与传播者对话，质疑，反思传播者给出的信息。微时代在传播主体上实现了“去精英化”。

有意思的是，从传播的内容来看，微文化自身具有矛盾性。第一，一方面微文化看似丰富多姿、多元开放，却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比如去年国庆节，我发现微信朋友圈很具有一致性，即大家都在晒旅行，炫耀旅行几乎成了这七天共同的话题。再看微时代文本的呈现方式，其标题、用语以及陈述的逻辑都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和模式化，比如常见的“XX”体。这种情况让我想起美国学者彼特·鲁塞尔（Peter Russell）曾提出的“全球脑”（The Global Brain）概念。他描绘了这样一种情景：全球的人们因为网络的使用而最终共同拥有一个大脑——全球脑。人类的智力、体验普遍地受到电脑和网络存储的信息和知识的影响。第二，我们认为微文化是“去精英化”的，但实际 上微博有“大V”，微信里也不乏追随者众的微信公众账号，阅读量超过十万次的帖子并不在少数，名人、权威人士对于普通人的深刻影响仍然广泛存在。

人们在微时代的碎片话语中快乐滑动，却很少去复杂化理解当下社会的基本问题和深度反思变革现实社会的力量与性质。

王：有数据统计，微博日均帖子数量约2.3亿条，微信日均发送量高达160亿条。在这样一个频繁、密集、多向互动的微时代，我们人际交往、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等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周：这个问题涉及微文化在功能上的特点。微时代的信息传播在效果上会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破坏或重组原有的人际交往方式和社会心理。我的职业是大学老师，以前在教学中是以宿舍或者班级为单位进行管理，学生的亲密关系也建立在宿舍或班级的基础之上。可是微博、微信出现之后，跨宿舍、跨班级交往变成主流了，学生在网络世界也各有各自的“圈子”、小组，学生们的亲密关系因此被重组。再比如，过去要建立与他人的暧昧关系并不简单，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但现在用微信“摇一摇”，暧昧关系可能迅速就建立起来：“约吗”甚至成了一种常见的、带有戏谑意味的表达。

这其实是中国社会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经由技术的催化所产生的文化心理上的结果。过去我们总是跟熟人打交道，现在我们是跟陌生人一起生活。我的一对学生结为夫妇，一个是新疆人、一个是海南人，他们结婚时双方父母才认识——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微博、微信等通讯工具让我们觉得可以建立一个熟人圈子，并进行广泛的社会交往，而不再是一种陌生人的困境，这有助于克服在陌生人社会生活的焦虑。我们在微信圈子里更多的跟“轻熟人”交往，这抵抗了对陌生人的焦虑，重组了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甚至建构了一种新的生活伦理。

王：在微时代的公共舆论空间中，以辱骂、人身攻击、“打棍子”、“扣帽子”等方式来讨论问题并不少见。您怎么看待公共舆论空间中的那些情绪化的表达？

周：我曾撰文《是“青春文化”，不是“青年文化”》，思考在消费主义背景下的青春文化，如何坚守理想主义热情的话题。但是一些网络媒体将此文以“《人民日报》痛批青春文化低幼化装疯卖萌谈欲望”为主题推送，然后这篇文章就在网上火了。我看了一下几个大型网站的跟贴，仅有少数人冷静看完了文章，并且客观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大部分网友看到这个题目就开始骂，用词还甚为激烈。这个现象应该引起深思。在微文化的信息传播中，微博最长仅140字、微信小屏的阅读量约800字，大家更多的呈现一种浅表性的、情绪发泄的过程。网友们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很多情况下与其说是通过关注、围观来改变现状，不如说通过谈论社会问题来发泄不满，或者享受吐槽的快感。

我认为这是微时代的媒介与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媒介不能相互替代的原因，主流媒介用一种理性化的、有深度的、较为全面的陈述，提供一个对于当下的“完整知识”或者“世界图景”，来帮助我们实现对社会的理解，让我们知道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但是微文化很难提供一个“世界图景”，反而会在社会政治问题上给人一种零碎感。如果失去了主流媒介，我们将会陷入破碎、零散、焦虑、无助的感觉中。微时代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思想模式：人们在微时代的碎片话语中快乐滑动，却很少去复杂化理解当下社会的基本问题和深度反思变革现实社会的力量与性质。

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周：第一，微时代充斥着这样的话语形态，其特点是“全部是判断题”，提供给信息接受者的仅仅是结论，却并不告诉你“为什么”，不呈现结论的来龙去脉和对世界的思考模式。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追风是中国社会的集体焦虑症》，分析国人爱追风其实是因为一种集体焦虑。因此这篇文章的目的不在于下一个判断——“国人爱追风”，而是重在分析、解释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个体的无助感是怎么产生的，与社会保障等制度设计有什么关系等等。

但是微时代很难、或者较少提供这样的阅读体验。微时代的话语传播更像是一种“狙击式聚焦”，瞄准一个核心目标，切断其与四周世界的联系，并将之放大为一场重要到极点的事件，其后果是抹平诸多社会故事的具体性，放弃对复杂社会的“复杂阐释”。这样，阐释性话语的魅力损减，一旦阐释性的解读与微话语的“常识”体验相违背，这种阐释 就会立刻遭到贬损。

越来越多的微话语致力于用新的“真相”代替旧的“真相”；历史和现实的整体性叙事，被切割成情绪化的断片拼贴在片刻不离手的手机上面，令人们一惊一乍地阅读并叹惋。追求震惊效果，将问题变成跌宕起伏的梁山好汉的情节，这已经是微时代司空见惯的现象了。

第二，微时代纷繁流动的信息，相当一部分没有经过社会知识管理系统的过滤，帖子里的信息是真是假难以辨认。绿茶到底是否会致癌？刚买回来的新手机，是否需要第一次把电池电源用光再充电？如果你翻阅网上的帖子，很有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答案。这种真假难辨的情况容易让人陷入破碎感、茫然感。

第三，微时代人人都有转帖的权利，但是点击式转发很快地让这些流动的话语变成无主体的言论。在不断的转发中，传播者作为行为主体的意识消失，不断地说着别人的话，并且按照微时代的话语规则说话。这最终成了一种“口香糖思想”的传播方式，或者说用咀嚼口香糖的方式在“思考”：无论什么味道，一律最终变得无味， 而这种“无味的味道”又总是在人们的口中穿来穿去，只不过是添加了一点充满思想泡沫的口水。说了很多，却其实什么也没说。

深挚的同情、深刻的质疑伴随迷茫的道德冲动，让微时代的网络广场无法摆脱种种非理性缺陷

王：微时代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改变。微信息的传播与互动，为信息的透明和公开、为公众意愿和诉求的表达、甚至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和政策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然而，公共舆论空间也不乏喧嚣浮躁、疏离虚无的表达。微文化到底是提升了、还是限制了我们的自由表达？

周：微时代会形成一种网络聚集现象，比如在微博、微信上能很快形成一个网络的舆论广场，成为社会政治情绪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空间。这对于社会管理的启示是，在政治情绪的消化过程中，社会管理不能仅仅依靠政治理性、行政程序，还要引入社会情绪管理。社会管理者要能够与民众有效沟通，争取在情绪和情感上与民 众产生认同，达成共识。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舆论广场上的一些场景。如“阴谋论”横行；再如只要涉及到社会公正问题的帖子，人们就会宁信其真，不疑其假；还比如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嘶喊”：“看看真相吧！救救他们吧！”。

简单地说，到目前为止，微话语一方面在监督和质问现实政治，另一方面，却用它特有的“嘶喊话语”损害社会公信力。在这里，前者让人们相信网络广场政治会让社会越来越公正，后者让人们暗中形成对现有社会管理方式的整体沮丧感。前者倾向于认为微话语是个好东西，会成为社会民主的重要形式，后者则让人们益发充满热情地在网络广场上面展示良好社会愿望，并把对社会管理体制的批判变成浸泡着口水的嬉戏性攻击。

自媒体时代的每个个体似乎都有发言的机会，都有表达的热情，都是独立思考的个体。然而，人们身处人声鼎沸的网络广场上，会滋生一种无法名状的孤单感，每个人都暗含着理性丧失和个体被淹没的倾向。近似于德国哲学者弗洛姆所说的那种倾向就会出现：人们会在一种茫然感中产生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的冲动，并且，倾向于跟随最能感染自己的声音来采取行动，这种倾向，往往在群体中造就混乱、盲从和非理性化冲动。于是，网络广场容易成为一个充满道德感的场所，用道德情绪代替理性管理体制。深挚的同情、深刻的质疑伴随迷茫的道德冲动，让微时代的网络广场无法摆脱种种非理性缺陷。对微时代的话语平台和公共交往空间，要有序引导，让知识理性、现实理性成为主导力量，以改造建立在“宣泄情绪”基础上的“嘶喊语体”，并致力于谋求现实层面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另外，当被切割成片段化的、情绪化的、极具煽动性和误导性的信息袭来，理性思辨能力和协商精神缺乏的接受者往往会呈现出情绪化的歇斯底里。因此，公众独立自足、反思性的理性意识也亟待充分地建构。对于微时代的人们而言，仅仅是用手机点击一下鼠标，是远远不够的。

微时代将我们带入一个关注个体、关注个性、关注自由的时代，为解决当下的种种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能。 但是，微时代与微文化并非完美无缺。实际上，世界并没有因为鼠标的点击、手指在移动终端的运动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微时代带来的改变，是否正在按照人们良好愿望的方向进行，是值得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