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４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强调：“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和特征结合起来，使之能够适应时代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课题。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病状的批判和诊断再度恢复了应有的力度。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暴露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异质的文化和知识背景之下，其处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资本主义和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使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的西方左翼社会思潮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些左翼思潮纷纷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反映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发展态势，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土壤和思想源泉。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左翼社会思潮的关系显得错综复杂：马克思理论只有吸收包括后现代主义的德里达、福柯、德勒兹、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后殖民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的思想资源，才不会脱离时代而陷于僵化保守，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可是，如果马克思主义融合了这些理论流派的观点和视角，包容外来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经验，是否会由此导致马克思主义内在传统的丧失和自我解体呢？因此，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自我反思和进一步发展，构建２１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学术界一项急迫而艰难的理论挑战和任务。
本文所探讨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等注重从话语权、种族、性别、生态以及金融全球化这些全新视角来拓宽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理论视域。但是这些理论又存在着对文化分析的过度依赖和对阶级政治的回避等缺陷，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现实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待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既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采取简单的“拿来”态度，而应当是建立在对各种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具体地历史地辩证分析基础上，吸收这些思潮中研究方法的多元视角和批判思维中的创新，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自我更新和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一、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推进与解构的双重作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西方各种激进政治运动和文化反叛思潮推动了人们对资本主义进行整体的思考和深入的批判，产生了反思现代性、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力图解构现代性社会的实践及文化思维模式，批判启蒙的现代主义、理性极权化、历史的目的论和乌托邦主义，这使该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显得格外错综复杂。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前后在后现代社会的土壤里滋长起来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１９８９年，拉克劳在《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一文中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相关联，把现代性的解放叙事推向极点，又构成了现代性解放叙事的危机后马克思主义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的危机中浮出历史地平线的，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１］后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永恒不灭的幽灵”，表明了他们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后马克思主义运用后结构主义、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进行深刻的批判。弗列德里克·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文中指出，后现代主义作为离散的、分裂的和多元的大众文化也包含着激进的政治潜能。他力图将后现代主义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体现，带有鲜明的商品化、消费主义的特征。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新格局、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对资本主义阶级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复杂性、对落后国家不发展的根源、对经济全球化等诸多问题作了全方位的理论探讨，为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的思想源泉和理论线索。从另一方面看，“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之后，而且意味着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否定和解构。后马克思主义中不少人认为，随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畴、方法和术语都已经无法有效地回答和解释后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只有解构和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２］。
首先，“后马克思主义肯定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即否定性的叙事，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等等，但受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强调差异性的思想的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学说等肯定性叙事持否定和拒斥态度，主张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和超越”。“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核心教条，具有本质论、（经济）还原论和（生产力）决定论的倾向，他们从后现代的理论立场出发，坚决拒斥具有本质论、还原论、决定论的现代性观念。他们认为，不存在某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不存在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因素、根本因素，也不存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的必然的逻辑。社会历史只是一种非决定论的随机建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随机性、偶然性，即社会历史只是任意的关联、随机发生的事态与各种偶然性事件的积聚体。对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的宏大叙事，应当给予拒斥和解构。”［２］
其次，后马克思主义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关于国家和革命的政治学说。他们主张用女权主义、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同性恋运动等包含多元社会政治力量的激进民主方式，取代阶级政治和无产阶级革命。再次，后马克思主义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今天只有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生。
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畴、观点和方法进行解构，特别是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精髓。因此，这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实际上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旨。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审慎地对待。与此同时，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批判，对差异政治、身份认同政治的思考，有利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理论视野的拓展。
二、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性别批判维度的拓展
西方女权主义政治思潮出现于１７世纪，１９世纪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活跃于西方政治舞台。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女权主义思潮已经从原来的三大主要派别——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进入了极具颠覆性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女权主义反对社会、家庭对女性性别的歧视、压迫和剥削，要颠覆父权统治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结构，追求两性的平等地位和妇女的解放，形成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政治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到妇女压迫的独特性，往往只是从资本的功能来讨论两性关系，没有把父权统治放在与阶级统治同等的地位来考虑，极少涉及女性的特殊经验和政治主体的建构方式，存在着性别盲点［３］。激进女权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男权制以及妇女特殊经验和问题存在理论缺失：妇女受压迫最久，先于等级、阶级、种族、民族等功能性社会群体；受压迫最普遍，任何社会都存在；受压迫最深，废除私有制、消除种族隔离等社会变革都没有触及妇女解放问题。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来自于男权制，在政治制度方面，国家的结构和制度完全是按照男性的意图设计的；从经济制度上看，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制度均以低报酬和低就业歧视来剥削、排挤妇女，逼迫她们不得不从经济上依赖男性，从而不得不承担家庭服务和男性的压迫。后现代女权主义挑战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价值体系和知识基础，强调女性身份政治，主张对差异的尊重［４］。
朱迪丝·厄尔反驳了女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忽视性别批判的观点。她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女性解放与社会主义的实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追求的是一切被压迫者自主生活的权利，其中也包含妇女选择和支配自己的物质生活和性生活的权利”［５］。厄尔指出，马克思对早期人类社会的思考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涉及妇女解放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不在于自然因素，而根源于社会经济条件。恩格斯指出，妇女遭受到的“历史性失败”除来自社会和阶级根源之外，还源于一夫一妻制家庭中妇女成为传宗接代和抚育子女的工具。
在女权主义流派中，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力图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理论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朱利叶·米切尔、苏拉米斯·费尔斯通、希拉·罗伯特姆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第一，马克思主义曾经积极地肯定妇女的地位和妇女运动的伟大作用，并为她们指明了革命的任务；第二，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阶级的分工，事实上，女性所受的压迫，既在家庭受到压迫，又在劳动力的生产中受剥削，应当补充马克思主义在性别方面的盲点；第三，应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分析妇女的思想意识和家庭结构问题；第四，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形成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所处的被剥削压迫的社会地位，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父权制的双重统治，才能最终获得妇女的解放。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把女性关怀与人类解放的目标结合起来，从性别和身份认同的角度深化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批判。后现代女权主义进一步把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领域和文化习俗被资本主义强权所伤害，用性隐喻比作男权对女性的侵犯和占有的性暴力，从而解构了资本主义、男性和非资本主义、女性的等级地位关系，大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性别批判的理论空间。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后现代女性主义在进一步解构性别本质论，不断深化和扩展差异性正义诉求、以身体政治代替身份认同政治的同时，却面临退守文化批判和话语政治，从而丧失其解放潜能的危险，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借鉴女权主义性别批判维度时应当注意避免的。
三、后殖民主义增添马克思主义话语霸权批判视角
后殖民主义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作为遭受文化侵略的第三世界解构西方主流文化话语霸权的一种反抗思潮。它运用了后现代主义对元语言、元理论、元叙事的解构和反本质主义的方法论，对从殖民时期以来直至今日西方对殖民地影响和控制的合理性进行了本质论上的质疑，彻底地解构和颠覆了西方传统价值观念、知识系统和信念，反对“欧洲中心论”使东方民族的“失语”，深刻地批判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
爱德华·赛义德、加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芭芭分别运用福柯关于知识和话语权的艰深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揭示了世界文化图景中深刻地隐蔽的文化权力关系结构，剖析西方对东方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机制、话语的规训和控制机制，勾勒出西方文化霸权的实施轨迹。即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文化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中，鼓吹“欧洲中心论”，有意扭曲和贬低东方文化及价值观，从而实现对东方民众的控制和规训作用，造成东方民族丧失主体性、丧失话语权的“失语”行为，不得不顺从被西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掠夺的悲惨命运。由此可见，所谓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服务的权力话语体系［６］。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和世界革命观中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例如，马克思在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论中坚持，非西方国家要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达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水平，而且还必须按照欧洲工人阶级的政党和阶级斗争模式来进行。佩里·安德森则反驳道：“马克思的整体轨迹是面向民族、族性和殖民压迫，面向这些领域中的抵抗运动的”［７］。他指出：“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政治经济学大纲》中，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多线条的历史发展理论，其中最突出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这就为非西方社会的非欧洲中心主义思考提供了崭新的选择道路。在马克思后期的思想中，民族问题、族性问题、非西方社会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其中包括对美国内战期间阶级与族性关系的讨论，对波兰１８６３年起义的支持，对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俄罗斯、阿尔及利亚、拉丁美洲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关注，等等。”［８］
后殖民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殖民地理论在政治上具有亲缘关系，它们都批判殖民主义，但二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截然不同。马克思、列宁注重对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批判，而后殖民理论注重对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强调历史多元、文化多元，把启蒙理性和普世价值所遮蔽的对不同文化、种族和历史的西方话语霸权给揭露出来，为非西方文化和价值正名。同时，马克思主义在吸收后殖民主义文化话语霸权理论时应当注意到的是，后殖民理论家没有看到西方文化话语霸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扩张在观念上层建筑的反射，没有认识到不根本推翻和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就无法消除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军事霸权和文化霸权统治；后殖民主义避开对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改造是能力有限的。
四、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新诠释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激化，西方国家民众发起了绿色生态运动，在理论形态上催生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学派。这些学派用生态学填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空白，力图寻找一条摆脱生态危机和人的异化的新式人类解放路径。
根据马克思曾经引述过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普罗米修斯式的唯生产力论历史观、技术主义论，指责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生态盲点。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解释依据，也给出了解脱这种危机的线索和路径。马尔库塞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思想。他赞同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认为把自然的解放当作人的解放的手段的思想是马克思手稿的中心问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安德烈·高兹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他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重要根源：即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内在逻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经济效率最大化，从而导致对自然环境资源的无限度劫掠和破坏。因此，资本的逻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必然导致全面的生态危机。高兹指出，人类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就要从马克思关于克服经济理性的论述中获得启示，即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实行一种使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服从于社会平等、人的自由发展以及生态合理的发展标准，采取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生态社会主义。这种生态社会主义以更少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把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恢复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劳动，实现生活得更好、劳动和消费更少的社会。
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理想的核心是人类自觉地控制自己的生存条件，解除劳动的异化，回复劳动自由自觉的本质，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能结成战斗的同盟，吸收和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将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但在吸收和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要注意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即其主张的理想社会的 “共同体财产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小国寡民式的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私有制；其次，它试图通过控制现代科学技术、限制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来解决生态问题，是违背生产力向上发展的历史规律的，沾染了乌托邦幻觉的色彩。
五、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推进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跨国金融垄断资本的推动下，资本和财富迅速集中，在世界上形成了空前巨大的财团、寡头，资本主义真正形成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财富掠夺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以保罗·斯威齐、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哈里·马格多夫为代表的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性学术刊物是《每月评论》，故又把这个学派称为“每月评论派”）继承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和危机理论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列宁之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跟踪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探索。
“每月评论派”侧重于探索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生产方式和资本积累方式的变化。斯威齐继续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探索。他认为，马克思所描绘的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呈现出来的是“剩余上升趋势规律”，“这是由于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对市场、原料、技术等资本循环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垄断，都赋予了垄断资本制定价格的权力，资本家能够联合起来，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利润率水平和利润率等级，却积累了大量无法进入资本再循环的资本剩余，从而造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停滞”［９］。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经济结构的变革，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进一步探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停滞趋势和金融资本扩张趋势的双重特征及其内在关联。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做了深入挖掘，提出“垄断金融资本”理论。他认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垄断资本主义再次陷入“滞涨”，由于不能为其实体经济的过度资本积累寻找到出路，资本所有者就把过剩的资本转入金融领域
进行投机赌博，即越过现实资本循环过程而妄图“以钱生钱”。福斯特指出：“各种金融机构通过增加借款的杠杆作用，把经济的金融上层建筑不断推向新的高度——证券、债券、期权、金融衍生品不断膨胀，成为了推动世界规模的虚拟经济增长失控的催化剂……各国政府宣扬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本质上是利用金融化（即一波接一波的经济泡沫化）来虚假地克服垄断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问题，最终导致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金融泡沫破灭，国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１０］。福斯特还探讨了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与“新帝国主义”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他指出，由于少数垄断金融寡头的全球资本积累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必然引发反抗美帝金融霸权的全球民族主义运动和各国反战、反剥削、反失业以及绿色环保等民主主义运动，正在为社会主义开辟着道路。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对新自由主义、美元霸权、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新帝国主义”、国际金融危机这些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现象、新特征进行分析，深刻触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历史发展阶段、发展形态、本质特征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超越经典帝国主义论，构筑起当代帝国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和解释框架。他们揭示了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所进行的剥削方式创新，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尽量为高利润的资本积累提供方便，将穷人的财富转入富人手中、把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转入美英发达国家特权精英阶级手中，从而号召全球左翼激进政治力量发动反新自由主义、反全球资本主义的新民主运动，寻找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替代性方案。这些材料丰富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理论生长。
六、结语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开放的、发展的学说，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无论在其创立还是迅速传播开来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善于汲取社会科学领域的最新成果来修正、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应当将马克思主义置于与西方左翼社会思潮的对话和辩论中，回应各种时代挑战来壮大自身，从而保持马克思主义鲜活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理论批判力。
我们在与当代西方左翼社会思潮的对话和交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时，既要汲取其精华，吸收西方左翼思潮批判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激进政治潜能，又要正确地剖析这些社会思潮存在的理论偏颇和不足。尤其是在当前后现代主义成为一种研究立场、文化氛围、一种学术时尚的西方理论界，各种西方左翼思潮、学派都注重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文化批判作为自己的理论定位和价值取向，提倡主观革命、差异政治和身份认同政治，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不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考察，并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阶级斗争分析维度，从而也就失去了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以及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能力。只有科学地认识当代西方左翼社会思潮这些特征，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所引发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及危机，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提出走向未来共产主义新世界的具体途径和方向，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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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