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游客的很多不文明行为在国内外饱受诟病，国家旅游局甚至在最近推出了“游客黑名单”制度。包括旅游不文明现象在内的很多行为，都给人留下了“中国人缺乏公德”的印象。事实上，早至晚清时代，关于“中国人缺乏公德”的批评就不绝如缕，这与中国历来追求“大公无私”“天下为公”的文明古国形象大相径庭，也构成了一个非常值得后人探讨、索解的悖论与难题。
中国文化里的“公”有着强烈的价值色彩，“公”总是属于正面价值受到提倡，“私”总是属于负面价值受到贬斥
晚晴时期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许多观察家注意到中国不独在军事、经济上落后，即使在道德方面也有显著缺陷，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国人普遍缺乏公德。一些思想家甚至把这点视为中国之所以衰微的根本原因，例如梁启超指出，传统道德不外乎是一私人对一私人的私德:“(国民)皆由知此私德，不知有公德，故政治之不进，国华之日替，皆此之由……我国民中，无一视国事如己事者，皆公德之未有发明故也”。陈独秀、晏阳初、林语堂、鲁迅、潘光旦、费孝通等人也都对中国人自私、缺乏公德的行为特征进行了严厉批评。“缺乏公德”似乎成了一个公认的中国人行为缺陷。
然而，吊诡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却是“崇公抑私”，日本著名汉学家沟口雄三曾指出，中国文化里的“公”有着强烈的价值色彩，“公”总是属于正面价值受到提倡，“私”总是属于负面价值受到贬斥。
通观中国文化史，除了个别时期偶尔出现过类似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和李贽“无私则无心”等少数为私辩护的思想外，私几乎总是处于被贬低的负面价值地位，公总是处于受推崇的正面道德地位。于是这里就突显出一个悖论: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都是崇公抑私，乃至立公灭私、大公无私，但中国人的实际行为却缺乏公德。这种巨大的反差是怎样形成的?难道中国崇公抑私的价值观全都落空，完全不能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实践层面?正如学者王中江所说:“令我们头疼的问题是，我们一直强调‘公’，但现代许多思想家(如孙中山、梁启超、梁漱溟、费孝通)都断定，我们缺乏的恰恰是公共精神，团体精神，盛行的是‘个人主义’……这似乎是一个不可克服的悖论。”
许多学者都曾关注并尝试解释这一悖论，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是“公私两无”论。比如学者刘泽华就认为，公与私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一对矛盾，中国传统文化却对“私”采取绝对排斥的态度，于是“公”本身也难以实现。中国人一方面需要在口头上“立公灭私”，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又离不开私人利益，于是人们成了“阳公阴私”的“假人”、“伪君子”。那么这种“公私两无”的批评，究竟是否合理呢?
虽然中国传统社会崇尚公、抑制私，但不能简单地误解为杜绝个人利益，否定个体欲望
自先秦开始，儒道墨法诸家对公私问题多有探讨，尽管大都倡导“崇公抑私”，但各家对公私涵义的理解还是存在诸多差异。由于儒家思想在秦汉后成了主流官方意识形态，又和基层社会的“礼制秩序”相契合，因此和其他各家相比，儒家的公私观念对中国人行为文化的影响最大。
虽然儒家整体上采取“崇公抑私”的立场，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崇之“公”与所抑之“私”的具体含义并不一致。
孔孟荀三位先秦儒家巨擘中除了孟子没有明确讲到公私问题外，孔子和荀子都讲到公私问题，他们主要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理解公和私，要求为政者公正公平地处理政务，不要被一己之私情和利益所左右。
儒家发展到宋明理学，内圣之学的分量完全压倒了外王之学，理学诸子关于公私问题的探讨也就超出了政治伦理的范围，进入了日常道德领域，成为道德修养论或“功夫论”的重要一环。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都是从个人道德修养的角度讨论公私问题，基本立场都是崇公抑私，其含义不外乎要求个人的思想行为做到克己复礼。
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人对理学进行了深入反思和批判，在公私问题提出了很多为“私”、“欲”、“爱”正名的思想，其中以顾炎武最为突出，他说:“人之有私，固情之不能免矣。”又说:“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还提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可以看出，顾炎武等人主要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角度理解公私问题，与前述宋明诸子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儒家关于公私问题的讨论主要经过了上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关于公私含义的理解并不相同。从社会影响来看，宋明理学的公私观念影响最大，这是因为它尤其是其中的程朱理学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依据，数百年来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行为文化和思想观念。正是由于程朱理学大力倡导“大公无私”、“立公灭私”，所以中国传统公私观念才给人们留下“崇公抑私”的鲜明形象。明末清初几位大儒的观点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很重要，但主要局限在学术界，未对社会大众产生广泛影响。
许多学者误把儒家所说的“公”理解为公共利益，把“私”理解为私人利益，再进而把“崇公抑私”、“立公灭私”误解为“杜绝个人利益追求，成就公共利益”，这实在是对儒家极大的误解——事实上儒家从来不曾绝对地否定个体欲望。
孔子确实提倡“三无私”，但其具体含义是要求为政者在处理政务上公道正派，不要因为个人利害和情感偏好影响政务，荀子所说的公义胜私欲也是这个意思，他们并未否认人的基本欲望具有合理性。孔子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他反对的是通过不合理的手段获取利益:“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荀子更是非常明确地肯定了个人感性欲望:“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
程朱理学以“存理灭欲”的严苛道德立场而著称，但也对人基本的物质需求持肯定态度。二程说:“饥食渴饮，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废天职。”也就是说，饥食渴饮，冬裘夏葛这些感性欲望本来是合理的(二程还把这些人们共同的基本欲望称为“公欲”)，只是当欲望过强才是应该否定的“私”:“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暖，无所不为，然后夺之于君，夺之于父，此是趋利之弊也。”朱熹也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他对个体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欲望表示肯定，甚至视为“天理”，他所否认的是过度的、不合理欲望即“人欲之私”。
可见，如果把“私”理解为个人利益，理解为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与行为，那么儒家从来没有绝对化地“灭私”。儒家提倡的“抑私”、“灭私”只是要求消除那些不适当的、过头的、违背人伦礼义的追求个人欲望的行为。
另外，儒家不仅以道义原则衡量“私利”，同样以道义原则衡量“公利”，反对以不正当的、不合理的方式追求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儒家所谓的“崇公抑私”并没有绝对肯定“公利”的意思，而是指任何行为都要遵从道义原则。
“缺乏公德”并不是中国人行为的固有毛病，而是在新社会环境下难以适应的一种表现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崇公抑私”传统，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私利、肯定公利的意思，而是要求人们的思想行为符合人伦礼义。“崇公抑私”在现实中也并没有导致“公私两无”的结果，而是真真切切地体现在中国传统社会礼制秩序的日常运行中。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进入现代社会后，中国人被广为诟病的缺乏公德行为?
梁漱溟认为，宗教是中西方社会发展殊途的关键原因，西方基督教有着普遍主义的教义精神，建立了超家族的教会团体，为西方人奠定了团体生活的行为习惯，经过千年团体生活的浸润，西方人逐渐形成了注重集体利益，遵守团体纪律的行为方式。中国社会则没有出现类似基督教的普遍主义宗教，而是通过周孔教化，加固了家族伦理关系。因此，真正对团体生活构成威胁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家庭生活。中国社会家庭家族关系的强大导致大规模的、边界分明的、有明确成员身份的、需要讲法治精神的集团无法充分发育起来，自然也就无从培育团体公德。在这样一个缺少团体的社会里，人们彼此之间的人伦关系就极为重要，社会结构呈现出“伦理本位”的特征。这种伦理义务的核心是家庭伦理，社会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扩大，所以梁漱溟认为“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
中西方不同的社会结构塑造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在西方社会中集团以及集团生活很强大，西方人也就自然形成了过集团生活的习惯，譬如遵守团体纪律，重视团体利益。在中国社会中集团很弱小，集团生活非常缺乏，于是中国人自然缺少团体生活的经验，团体意识淡薄、难以认同团体公利。
这种分析有力地解释了中国人为何缺乏公德，在此基础上，梁漱溟认为不能把“缺乏公德”看做中国人的缺点。因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行为习惯都和其所在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中国人有自己的行为习惯和道德标准，西方人也有自己的行为习惯和道德标准。从西方行为习惯和道德标准看中国人自然会发现缺乏公德的毛病，但是从中国行为习惯和道德标准看西方人也会发现其“不知孝亲敬长”的毛病。梁漱溟认为，中国人之所以遭到“缺乏公德”的批评，是因为近代以来遇到民族竞争的挑战，原来的行为习惯无法应对此一挑战。在梁漱溟看来，“缺乏公德”对传统中国人而言是一个伪问题，类似于批评鲨鱼不善奔跑——在海洋环境下，根本不存在奔跑问题；在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下，也不存在公德问题。“缺乏公德”与其说是中国人固有的行为缺陷，不如说是对新的社会环境难以适应。梁漱溟认为，和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中国传统道德主要是“分子对分子”的道德，缺乏“分子对团体，团体对分子”的道德。进一步说，中国人实际行为和伦理提倡之间的“公私悖论”对梁漱溟而言并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崇公抑私”的道德要求本来就不是要人们养成“公德”，另外所谓“缺乏公德”也不是中国人行为的固有毛病，而是在新社会环境下难以适应的一种表现。
（作者系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