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源远流长。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政府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此后，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又在多个场合郑重重申了这一严正立场。深刻认识传统文化与中国秉承和平发展的密切关系，弄清蕴含于和平发展道路之中的“和”思想，对于回击国际上少数人顽固坚持“中国威胁论”的臆想鼓噪，消除一些人担心中国会走“国强必霸”之路的认知误读，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天人合一：和平发展的宇宙观

1993年，考古学界在湖北荆门地区出土了一批楚国的的竹简。这些竹简据推断是公元前300年以前的，其中《郭店楚简·语丛一》篇有句话非常重要：“《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这里，不仅道出了《易》的本质和精髓，也确立了《易》在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中的根脉地位。亦即说，无论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还是道家崇尚自然的学说，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易》指的是《易经》，它为周文王姬昌所创，所以又称《周易》。郭店楚简这句话的含义是，《易》这本书是讲会通天道和人道所以然的道理的书。“会”，会通也，蕴含着“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一体的意思。张子在对《易》作哲学解释时说：“《易》一物而合三才，天人一。”[1]这里显然把天、地、人即整个宇宙，作为一个整体统一了起来。

“天人合一”，要义在一个“合”字上，合则为一，不合则天人对立。所以，老子说，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2]《中庸》主张，“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作为宇宙运行规律，天道是真实无妄的；作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道也应该是真实无妄的。人不仅不应欺人，也不应欺天，即不应违背天的自然规律。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西亚的先民，把森林砍光作为耕地，今天这些地方成了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住在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砍光了山南坡的松林，不仅摧毁了高山畜牧业的基础，更为严重的是，既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处于枯竭状态，又使雨季的山洪倾泄到平原上，导致了人间灾难。这表明，人类无论是微观的日用事理，还是宏观的变化秩序，要想获得自由，都必须适应或顺应自然。否则，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正是这个意义上，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所秉承的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或者说是“天人合一”宇宙观在当今时代的一个新运用、新契合。

用“天人合一”宇宙观考量，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至少体现了两个适应：一是适应了中国是农耕大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先民最早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在历史上这里一直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农业区，也决定了大陆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耕文化必然在中国古代占据支配地位，它依自然界的时序、韵律、节奏发展，以敬畏、顺从、亲近自然为基本法则，而敬天法祖、以天为则、凛尊祖制、遵循文化守成，也必然成为最重要的文明基因。今日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不动摇，血液里所涌动的正是这样一种存在。二是适应了中国是人口大国的生存之道。目前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3.6亿人，居世界第一位。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或崛起，始终要面对动力和困难两个方面。从动力方面看，这是一个大优势，人多力量大，可以聚合巨力干大事业。但从困难一面来看，也必须正视人口的巨大压力——无论看似多么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只要乘以13亿总人口，那就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规模的问题；无论绝对总量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总人口，那就不仅不会是多么大的，而会是相当低的人均水平。这就规定了中国在选择发展道路上，尤其要高度警惕战略性失误，决不能像罗马帝国、希特勒德国等那样逞强。“国虽大，好战必亡。”[3]逞强的结局是国力消耗，四面树敌，最终结果是失败。尤其中国人口巨量，对外逞强无论结果如何，对整个世界都将是一个大灾难。而坚持和平发展，使占世界五分之一强的人过上较好的生活，既是一个人口大国的生存之道，也将使这个世界因中国的存在而变得更和谐，这无疑是对全人类和平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4]世界本原应是顺应自然的七彩的，而不应是被现代工业文化所取代的统一为灰色的。中国顺应“天人合一”宇宙观，历尽辛苦终于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理应信心满怀地作为自己的主流价值观理直气壮地坚持，而决不应被他人的说三道四所扰惑，更不能放弃自我盲目照搬他人。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义就在这里。

协和万邦：和平发展的国际观

人从本质上讲，也是一个器物，各有自己的容量。这种器物性原理，同样适于解读一个国家和民族。今日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把“协和万邦”作为国际观和基本准则，是一种大气度大情怀。既有拥抱世界的眼光，更有和谐世界的胸襟，所折射出的乃是大国气象和王者风范。

“协和万邦”，语出《尚书·尧典》篇。原文表述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5]意思是说，首先把自己的宗族和国家治理好，然后把各国团结起来，让天下万国的各族人民和睦相处。这里所赞颂的是帝尧的德行。远古唐尧所倡导的“协和”的精神，对中华各民族的涵化、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今日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思想圭臬。

“协和万邦”，目的是为了“合和万国”[6]，是为了“保合大和”，实现“万国咸宁”和“天下和平”[7]。儒家认为，坚持“协和万邦”原则，实现世界的普遍和平，是建设好国家和强国、富国的重要条件。通观人类发展史，人类由原始氏族发展为部落、部落联盟、酋邦、国家，是不断融合发展的。而融合的形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以德服人”，一种是“以力服人”。前者主要依靠涵化融合的方法；而后者则主要通过战争兼并的方法。“协和万邦”的理念，显然张扬的是“以德服人”，否定“以力服人”。现代考古成果表明，大约距今六七千年前后，中华大地就已经逐渐繁荣起来。上古时中国部落众多，正所谓“诸侯万国”、“天下万邦”。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多的部落，相对集中地生活在一定的区域内，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许多部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正是得益于“协和万邦”的整体和谐观，牵引了中华民族在涵化、融合中建立起“大一统”的国家。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不断协调融合、不断谋求统一的历史。

把“协和万邦”作为对外关系的文化准则，必然需要回答国家的军队建设和对外作战，这是一个与“协和万邦”原则有紧密联系但又似乎矛盾的现象。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就是认清对外作战和建设军队的目的以及用兵作战的原则。与“协和万邦”相应，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止戈为武”。它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首先提出来的，他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8]意思是，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制止暴乱，消弥兵灾，使国家稳定，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多财富。唐朝重臣房玄龄也有个同样的观点：“兵恶不戢，武贵止戈。”[9]这表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共识，就是用兵作战、建设军队并不必然是与和平、“协和万邦”相对立的。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这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用兵作战、建设军队不是目的，而是维护和平，使“协和万邦”原则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战争，从夏代到清代结束，4000多年间，共发生5000至6000次，除了晚期的几场抗击外国入侵之外，基本上是中国民族或政治集团为谋求融合统一中国而进行的战争。在中国古代的兵书中，“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不战而屈人之兵”等一些著名思想，都闪耀着和平的光芒。可以说，以“和谐”取代对立，是中华民族处理国内外一切争端的总原则和基本的情感倾向。今天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之路，从根本上说，是这种价值观因子的承延。

进入当今世界，由于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迅猛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俨然成了“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共同利益变得越来越大，需要携手应对的问题越来越多，互相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已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能单打独斗、独善其身，任何国家的行为不仅事关自己，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这种互相依存的世界格局，为中国倡导“协和万邦”，张扬融合发展、和谐发展的文明基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阔舞台和空间。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之路，既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要求，也是在风险挑战面前保持中华民族大发展的清醒选择和智慧之举。

和而不同：和平发展的社会观

解读一个国家的发展之路，有一个无可回避的焦点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这里反映着一国处理各种关系包括国际关系的方略，也体现着牵引国家发展道路的哲学理念亦即社会观。

纵览人类社会发展史，就社会观而言，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截然相反的不同。中华文化富有广博的包容性。以炎黄文化为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同的种族之间的血缘差异可以用文化来包容起来。历史学家陈寅恪讲“中国是文化大于种族”。就是说不同的种族之间的矛盾可以用文化来包容，“和而不同”，在这个层面上的不同可以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融合。而西方一些种族之间的冲突，采用的则是分裂的方法，文化不仅包容不了，反而推波助澜。史学家钱穆曾把中国的秦汉王朝与西方同期的罗马帝国作过一个形象比喻，他说罗马帝国就像一个屋子里面悬着一具巨大的灯，而秦汉就像屋子里的四周有很多的灯互相映照。罗马帝国是用强光征服各地，只要这盏灯一灭，整个屋子都暗了，而秦汉这些光亮是各地融合起来的，只灭一只灯，其他灯仍然亮着。罗马帝国曾经与秦汉帝国匹敌，但它很快就灭了，秦汉帝国虽然经历了很多波折，但作为一个民族还是延续了下来。这就是中西文化的突出不同。古老的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文化和种族之间的张力中，生生不息、延绵不绝，成全了大国的格局和风范。

中华文化的融合、包容性品格，体现在《尚书》中，如“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10]，强调对“和”的尊重，主张按“和”的要求办事；体现在儒家主张中，则提倡人们在处理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上要注重“和合”，以“和”为贵、“和而不同”；而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则从政治和哲学意义上构设了国家关系的准则；还有，体现在兵家思想中的“止戈为武”、“不以兵争天下”等等。这些都表明，“和合”、“和谐”的社会观，作为推进中国和平发展的思想引擎，在中华文明宝库中不仅表现在理性层面，而且逐渐内化成了支配中华民族处理各种关系包括国际关系的方略架构。这也正是孕育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文化沃土。

今天中国有56个民族，这一点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与其他多民族国家相比较，中国最突出的特点是：不仅有一个面积很大、人口众多、力量雄厚的汉族聚居的核心地区，而且这个核心地区一直呈现着扩大散发的趋势，对周边各民族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最终出现了以核心地区为中心的统一趋势，使中华民族越来越强大。这与世界上其他那些古代多民族大国多靠军事征服不同，与近代多民族大国的形成是靠对殖民地的征服、掠夺或移民的情况也不同，中国祖先留下的这片广袤辽阔的土地，是中国多民族共同繁衍于斯、共同依存于斯的大家园，这个大家园是各民族在长时间内共同缔造的，中国悠久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种根植于心、融入血液的民族特征和同胞情感，自然造就了中华民族和平相处、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石。

从历史上看，中国基本没有对外军事殖民、征服掠夺的历史事实。万里长城，不是中华民族侵略扩张的象征，而是防御的产物，是世界上从古至今最大的一座和平丰碑。二千多年前，西汉王朝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但战略目标不是为了扩展，而恰是为了求得边境和中原和平稳定。一旦战事平定，汉武帝便通过设郡、县和治所的方式，把汉民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向这些落后地区传播，免除赋税并给予地方高度自治权，最终结果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发展。600年前，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率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28年间远涉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去的不是血与火，而是瓷器、丝绸、工艺和茶叶。渴望和平、追求和谐，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特征。立足当代，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之路，加强与世界各国互利合作，不仅造福于13亿中国人民，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真正成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保罗·肯尼迪预期中国将是21世纪初世界舞台上的五大力量中心之一，亨廷顿预测中国将与欧盟一起在21世纪初的国际舞台上充当主角，汤因比期望中国成为21世纪世界统一的中心，一个重要的价值评判根据就在这里。

人心和善：和平发展的道德观

郭店楚简中有篇文章叫《性自命出》，其中有言：“道始于情”。意思是说，人与人的关系是从建立感情开始的。史学界认为，这是儒家学说的基本出发点。这个“道”说的是“人道”，而不是“天道”。“天道”是指自然界运行的原则，而“人道”是指人与人的关系的原则，或者说是社会关系的原则，这其中当然包括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关系。儒家学说所推崇的“仁”，正是为协调人类的这种关系而创立的一种“道”。

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给出了两个字：“爱人”。“爱人”的思想依据是什么？《中庸》用孔子的话作了鲜明回答：“仁者，人也，亲亲为大。”[11]意思是说，“仁”就是人自身的一种品德。“亲亲为大”，就是爱你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出发点。仁爱的精神是自身所具有的，而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是，“仁”的精神并不是仅仅停留于此，所以儒学又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攸爱人，仁也。”[12]爱你自己的亲人，这只是“爱”，把这种爱扩展到爱别人，才叫“仁”。而作为统治者，不仅要爱自己的亲人，还要推广到仁民，爱天下老百姓，以“仁爱之心”治国。于是，又有了《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修身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修身”开始，以“平天下”为终点，这就形成了一种以“仁心仁爱”、人心和善为道德内核的和平发展观。

这种和平发展观，我们今天来解读，至少应有两层含义：一是兼济天下、泽及天下，让天下人得到好处；二是与天下人和平相处，以高尚的道德影响和改变天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量，今日之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秉承的是中华民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优秀品质，体现是“要为人类发展有较大贡献”的博大情怀，目标在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伟大复兴，不但应在经济上实现强大，更应在文化理念上得到世界认同，即在终极意义上应当是文化的崛起，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复兴。这既是从国家文化战略角度对中国发展最终走向的规定，也是中国给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恰当定位。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对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所提供的一种十分有价值、有意义的借鉴。

“治国、平天下”靠什么？《论语》中有子贡“问政”一段，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与斯三者何先？”孔子回答：“去兵。”子贡进一步问：“必不得已而去，与斯二者何先？”孔子非常干脆地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3]这里说的“足食，足兵，民信”，就是今日世界国家战略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软实力或曰文化力。“必不得已而去”，并非是真正可以去掉。一个国家的强大，当然离不开经济和军事力量，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国家战略的优先价值秩序。这种秩序的道德基石，就是实行“仁政”，通过“仁”而王，实行王道而不是霸道。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之道”[14]，始终是一个理想高地。所谓“内圣”，就是你要有最高的道德修养，成为道德最高尚的人；而道德高尚的人，并不只是独善其身，而必须把崇高道德向更大范围播洒，进入“治国”、“平天下”。因此，中国社会历朝各代的发展崛起，一直都把“仁政”作为立国之本，秉承着“统而不一”、“和而不同”的王道之治。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都是在文化异质性共存下的统一，“崛起”是在文化多元下的和平相处，就像“一个温和的老太太带出了个大家族”（余秋雨语）。今天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基于人心和善道德观的必然选择。换句话说，中国既然选择了和平发展，就选择了实行“仁政”的文化道路。这一道路选择本身，是中国历史文化和国家意志秉性的“内在规定”，而不是外在的。

安居乐业：和平发展的百姓观

《道德经》中有个迄今光芒四射的思想：“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15]意思是，理想的统治者不应该有自己固定不变的愿望，而应以老百姓的意愿为自己的意愿。那么，社会统治者或曰管理者，应当顺应老百姓什么样的意愿呢？老子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难治，以其上有为；民之轻死，以其上求之厚，是以轻死。”[16]百姓之所以遭受饥饿，往往是由于统治者收税太重；百姓之所以难以治理，往往是由于统治者干涉太多；百姓之所以会用生命冒险，往往是由于统治者对老百姓搜刮的太厉害。所以老子主张，要想把国家治理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统治者就必须少私寡欲，不要去夺取那些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去损害老百姓。这里，反映了老子的百姓观，是中国民本观的思想嚆矢，也是今日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

千百年来，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一直是中国士族和老百姓的美好愿望。无论是孔子推崇的“大同世界”，还是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园”，都把社会安宁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作为目标和理想。但从中国历史来看，商周以降，社会稳定经常出现一个脉动性表征：当一个强大的中原王朝，顶住了北面（包括西北和东北）方向少数民族的南下浪潮，彼此进行交往、战争和融合，人民则享受太平盛世、丰衣足食；当中原王朝势微衰落、内部矛盾严重时，往往爆发农民大起义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内战，而这时北方民族也往往大举进攻中原，结果均造成了民不聊生、游离失所。曹操有首《蒿里》诗，其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人断肠”四句，生动描述了东汉末年董卓之乱造成的民间惨象。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思想家到统治者都不主张滥用兵。老子推崇用兵“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17]，孔子主张“慎战”[18]，墨子则明确提出“非攻”[19]，反对一切非正义战争。孙子则用“久暴师则国用不足”[20]，指出了滥用兵之危害。唐太宗李世民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并强调“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21]这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没有“好战”基因，即使战争也是迫不得已，目的在于止战。消除战争，实现和平，让人民安居乐业，建设独立富强、民生幸福的国家，是沁入中国人骨髓血液里的孜孜以求，尤其是近代以来全体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和奋斗目标。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鲜明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22]这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个庄严宣示、一种以正视听，也是一种郑重承诺。建国66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老百姓久享太平，衣食日渐丰膏。人民对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环境倍加珍惜，也化作了拥护和支持国家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共识和共力。今日中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营造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是中国实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必由之路，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系、根本愿望所在，也是团结凝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最大公约数。事实表明，中国的政权性质、历史传统、时代环境、发展条件所决定，决不能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而只能靠对内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调动各族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来发展；中国的国情、中国国家的性质、中国外交的宗旨、中华民族的基因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须是和平的发展，中国发展起来必然促进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

大路小路，只有行动才有出路。中国能够通过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面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鼓噪和中国会走“国强必霸”的担心，我们最好的回应就是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只有中国真正崛起了，真正发展强大了，“中国威胁论”才会不攻自破。

[1] 张载：《横渠易说.卷三》环球商学院资讯网，2011-11-22。

[2] 老子：《诸子集成·老子道德经·六十四章》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页。

[3] 习近平：《习得（天下篇）——习近平引用的古典名句》人民海外版第5版，2014-05-29。

[4] 老子：《诸子集成·老子道德经·五章》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5] 《传世百部名著之尚书》蓝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6]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２页。

[7] 欧阳修：《易童子问上》周易研究中心，2006-08-25。

[8] 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中国青年网文化中国，2009-07-28。

[9] 房玄龄：《贞观政要·论征伐第三十五》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463页。

[10] 《尚书.多方》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2012-12-02

[11] 《中庸·第二十章》中国知网，2014-09-16。

[12] 《郭店楚墓竹简.五行》，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13] 《诸子集成.论语正义.颜渊第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6页。

[14] 《诸子集成.庄子集解.天下第三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3页。

[15] 老子：《诸子集成.道德经.四十九章》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页。

[16] 老子：《诸子集成.道德经.七十五章》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

[17] 老子：《诸子集成.道德经.三十一章》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页。

[18] 孔子:《诸子集成.论语.述而第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1页。

[19] 墨子：《诸子集成.墨子.卷之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1页。

[20] 孙子：《诸子集成.孙子.作战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页。

[21] 李世民：《贞观政要·论征伐第三十五》）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461页。

[22]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