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高校学术资本是强调高校作为从事高深知识传播、创新、开发的一类组织部门，通过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活动，将高深知识以商品的形式与外界进行交换，从而实现价值增殖的资源总和。高校学术资本具有艰深性和复杂性，历史性，非均衡性，无形性和依附性等特征。高校学术资本不仅可以促使大学自治的实现，也可以促进大学职能的有效发挥。同时，衍生学术资本也可使高等教育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沼。学术自由、道德规范、法律制度、知识创新等都是高校学术资本积累的重要保障。在高等教育急剧变革的今天，强调高校学术资本旨在增加组织学术资本，有效规避学术过度商业化，不断提升高校知识创新能力，并最终增强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学术资本与大学发展研究”(课题批准号：BIA1401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资本的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同样，大学作为一个组织部门，所拥有的资本也是多种多样的。近年来，在“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蔓延态势下，各国对大学直接拨款日益锐减，旨在鼓励绩效竞争的间接资助已成潮流。于是，“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开始步入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视野。质言之，学术资本主义现象是大学在适应外部环境与内在逻辑过程中缓慢形成的结果。但学术对大学而言却是最原始、最重要的资本形式。没有学术资本，大学不可能积累并发展其物质资本；没有学术资本，大学也不可能营造和积淀其文化资本；同样，没有学术资本，大学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等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大学若要独立自主生存发展，就必须不断丰厚自身的学术资本。然而综观当下诸多研究成果，学者们往往关注的是“学术资本主义”这一现象，对于“学术资本”的集中论述还远未充分。本文拟从“学术资本”的内涵和外延分析入手，厘定出“高校学术资本”这一基本概念，以中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为依托，在纵横向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展示学术资本作为高校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本形式的特点，阐释其在高校运行中所发挥的其他资本类型所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

一、高校学术资本及其特征

学术资本是指个人或组织通过所拥有的高深知识，逐步形成学术成就和声望，并以商品的形式进行交换，从而实现价值增殖的资源总和。在这里，我们强调分析学术资本，不但可以从个人层面出发，而且也可以从组织层面入手，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是分析组织学术资本的典型案例。学术资本是将高深知识以商品的形式进行交换，在实现价值增殖的动态过程中形成的。静态的、用于个人(组织)享用或免费赠予的高深知识，因没有产生交换或不能实现外部价值增殖，则不属于学术资本的范畴。

按照是否可以通过文字、语言来精确描述，高深知识可以划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类型。显性高深知识以实物为载体，通常表现为论著、发明、专利等，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商品交换实现价值增殖；隐性高深知识是以人为载体，通常表现为难以表达的技能经验、思想方法、价值观念等，一般只能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沟通，方可实现商品交换和价值增殖。无论是显性高深知识还是隐性高深知识，都可以为个人或组织带来学术声望；反过来，学术声望又可以成为实现显性和(或)隐性高深知识增殖的催化剂，进而促进学术资本总量。从外延上看，学术资本可划分为显性学术资本、隐性学术资本和基于声望的混合学术资本。高校学术资本是建立在明确学术资本这一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强调高校作为从事高深知识传播、创新、开发的一类组织部门，通过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活动，将高深知识以商品的形式与外界进行交换。无论相对于其他组织的知识资本，还是相对于高校的其他资本形式，高校学术资本都具有自身的特点。相对于企业知识资本，高校学术资本突出表现为“高深”性；相对于高校的其他资本形式，高校学术资本突出表现为“知识”性。一般说来，高校学术资本具有以下特征。

(一)艰深性和复杂性

与高校其他资本形式不同，学术资本在产生、占有、转化、积累等方面表现得更为艰难和复杂。高校物质资本可以通过短时期投入而迅速发展起来，无论新建校园建筑，还是图书实验设备，概莫如此。高校社会资本尽管不如物质资本增长方便快捷，但却可以通过卓越校长和管理者的运作得以迅速提升。高校政治资本的发展和积累无疑与政府部门的关照度密切相关。换言之，如果政府倾力扶持，那么高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积累起来大量政治资本。高校学术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却是非常缓慢，无论显性学术资本、隐性学术资本还是基于声望的混合学术资本，都需要细心培养，很难一蹴而就。学术资本可以较为轻易地转化为物质资本，但是物质资本向学术资本转化却要颇费周折，我们更不能像购买物质资本那样来购买学术资本，即使能够买到也很难在近期内发挥作用。梅贻琦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历史性

不同地域的不同高校在各个时期所拥有的学术资本是不尽相同的，它是一个历史生成的过程。

第一，从知识(显性或隐性)层面来看，新型高深知识的占有会增加学术资本积累，高校就会面临快速发展阶段；反之，旧的高深知识经反复使用会逐渐普及，从而转变成不再高深甚至是谬误，高校如果仍然坚持这种学术资本则必然面临发展危机。中世纪萨莱诺大学衰落的主要原因，就是对新知识的极力排斥。

第二，从学术声望的层面来看，不同地域的不同高校在各个时期所拥有的学术声望显然不同。当显性和(或)隐性的学术资本增加，高校快速发展，高校声望学术资本会自然增加，反之高校声望学术资本就会降低。

第三，从交换对象和形式来看，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高校也不尽相同。中世纪大学时期，高深知识作为商品交换的直接对象是学生，间接对象是教会组织(培养牧师)和世俗政权(培养律师、医生等)，主要通过教学活动来完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高深知识作为商品交换的直接对象转变为国家，无论是以科学研究为主的德国大学，还是将科研游离于大学之外的法国大学，这种交换主要依靠政府来买单，交易活动在教学之外又增加了科学研究。

20世纪以降，以高深知识作为商品交换的利益相关者日益复杂多样，从个人到组织，从政府到民间，高校学术资本日益趋于社会化和市场化，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成为学术资本交易的“三驾马车”。当高校学术资本交易过度泛化，渐渐演变为以追名逐利为目的并超出知识、道德，甚至是法律的边界时，学术资本主义现象便产生了。

(三)非均衡性

所谓非均衡性，主要是指在同一段历史时期内，因高校所处学术位置不同、拥有的学科专业各异，当通过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活动将高深知识以商品的形式与外界进行交换和流通时所实现的价值增殖量的差异性。

就学术位置而言，在同一历史时期内，那些处于学术中心地带的大学往往要比处于边缘地带的大学拥有更加丰厚的学术资本。譬如，中世纪时期有“母大学”之称的巴黎大学、波隆那大学与其他“子大学”，所拥有的学术资本总量是不均衡的；就当下中国大学而言，“985工程”、“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要比地方普通院校拥有更多的学术资本。

就学科专业而言，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因高校所拥有的学科专业不同，导致学术资本拥有量各异，即使在同一高校内部，因各院系所在学科不同，也导致高校内部学术资本的非均衡性。那些处于与市场或社会密切联系的学科，往往较为容易将学术转化为资本；反之，那些处于与市场或社会较远的学科，因缺乏外部吸引力，往往比较难以将学术转化为资本，从而表现为资本相对困乏。众所皆知，知识的价值在不同时代会伴随人的主观认识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转变。一门学科知识在一定时期内处于“显学”位置，但在另一段时期内将会退隐，譬如中世纪大学的“神学”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后，其学术地位逐渐为其他学科所取代。

无论是对于高校个体而言，还是对于学科专业而言，学术资本的非均衡性都有一定的限度。当超越了一定限度，阻碍了大学或学科发展时，要么旧的大学或学科的统摄地位丧失，如中世纪的巴黎大学被法国政府强行取缔，中世纪大学的“神学”地位被德国大学的“哲学”所取代等；要么就会有新的竞争性大学或学科出现，如牛津大学之后出现剑桥大学，哈佛大学之后出现耶鲁大学，“哲学博士”之后又出现了“专业博士”等。

(四)无形性和依附性

高深知识和学术声望是无形的，因此学术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但无论显性高深知识、隐性高深知识，还是学术声望都必须依附于特定的人或物。当高校学术资本依附于教学科研人员而存在时，就表现为高校人力资本。但高校人力资本绝不仅仅包含教学科研人员，还应当包括管理人员、教学科研辅助人员等。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高校学术资本应当是高校人力资本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此外，高校学术资本还可能依附于特定的物而存在，譬如，显性高深知识所依附的著作、论文、发明、专利等，隐性高深知识(主要是价值观、组织文化)所依附的校徽、校训、校歌等，学术声望所依附的哈佛铜像、北大红楼、清华大礼堂等。严格说来，这些可视物是高校物质资本和高校学术资本的复合体。著作、论文、发明、专利等虽然是可视的，但是其中蕴含的高深知识却是无形的。校徽、校训、校歌表面上虽然是可见的，但是其中蕴含的高校价值观和组织文化却是无形的。哈佛铜像、北大红楼、清华大礼堂伫立于大学校园，看似是学校的物质资本，但是所展示的却是高校无形的声誉和品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校所拥有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虽然与高深知识的生产密切相关，但不属于学术资本的范畴，而应归属于高校物质资本。

二、高校学术资本的功用

(一)高校学术资本与大学自治实现

“自治是高深学问的最悠久的传统之一。无论它的经费来自私人捐赠还是国家补助，也不管它的正式批准是靠教皇训令、皇家特许状，还是国家或省的立法条文，学者行会都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人们曾经认为，失去了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1]与个体或其他组织机构的自治程度相似，高校的自治程度无疑与其拥有的、与外界讨价还价的资本量密切相关。但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大学与外界讨价还价的只能是丰厚的学术成果和崇高的学术声望，以及由此带来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等。

在中世纪，大学可以通过学术资本转化，从宗教组织、世俗政权以及学生团体等多重对象中，获得广泛的物质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些资本形态能够使大学游刃于外部权力空间，产生力量制衡，增强自治能力，提升自治水平。伴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冲击，除少数私立大学由于拥有自己的经费，可以保持相对自治外，大部分大学则逐步滑向世俗政权的掌控。资本交换对象的减少直接导致大学自治空间的压缩，部分大学甚至成为政府掌控下的附庸。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危机，一方面导致政府对大学经费投入锐减，另一方面也使政府的绩效化管理日益加强。

无数事实证明，如果大学想要恢复自治，就必须寻找更多的资金来源，而不是仅仅依靠政府的公共资源。于是，“创业型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在欧美兴起。“平衡来自企业、州和地方政府以及自我资助等多种资源的能力，有望提高大学的独立性。”[2]作为从事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运用其雄厚的学术资本与外界产生广泛交换，不但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而且还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自治。反之，如果学术资本缺失，高校就不可能积累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等，大学也就丧失了与外界讨价还价的基本条件。这个时候，再谈论大学自治，无异于缘木求鱼。

(二)高校学术资本与大学职能发挥

“培养人才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基本职能，只要大学作为教育机构的根本性质不发生改变，培养人才就始终是大学的首要任务，也是大学之于社会的主要意义所在。”[3]作为大学资本的基本形态，高校学术资本在培养人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一是可以扩大生源范围，提高生源质量。众所皆知，生源是决定大学培养人才质量的重要因素，多样性、高质量的生源是每所大学共同追求的目标。中世纪时期，正是经院哲学家阿贝拉尔(Pierre Abelard)的学术声望，才使得欧洲众多学子负笈而至，促使了巴黎大学的产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正是德国柏林大学高质量的研究和教学，才使得世界范围的学者来此求学；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当下，生源竞争日趋激烈，如果没有显著的学术成就和声望，大学招生将步履维艰。

二是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培养质量。以著作、论文、发明、专利等为载体的显性学术资本，可以使学生直接接触到学术前沿；以面对面交流才可能内化的技能经验、思想方法、价值观、组织文化等隐性学术资本，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而大师云集、声望远扬的高校，无疑又能够增加学生的自豪感，名师出高徒自不待言。

三是可以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扩大学生就业。生源和培养的高质量，无疑对于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促进学生就业起着关键作用。高校基于声望的混合学术资本，对于学生就业也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19世纪初，德国洪堡创建了柏林大学，强调“通过研究进行教学”、“教学与研究相统一”，使科学研究进入大学。从校内来看，可以促进学术资本再发展，形成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科学研究需要竞争，没有竞争的学术将是死水一潭。丰厚的学术成果、前沿的研究思想、有效的教学方法以及崇高的学术声望等，都是促进校内教学科研人员形成竞争的催化剂，从而使高校学术资本得以再发展，并形成强者愈强、不断提升的良性循环。从校外来看，可以形成广泛的科研联盟。科学研究需要合作，没有合作很难产生重大的原创性成果。日前国家公布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就旨在促使高校形成跨地域、跨学科的协同创新基地。而如果高校自身学术资本不足，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广泛的、高层次的校外科研联盟。

1862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莫里尔法案》，在开启赠地运动的同时也开启了大学的第三种职能——服务社会。高校学术资本服务于社会，至少可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威斯康星大学在开办之初就明确了大学应当直接服务于当地工农业发展的办学理念，校长范海斯更是提出了“大学的边界就是州的边界”这一促进国民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在有力推进威斯康星州工农业发展的同时，也使威斯康星大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二是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伴随人类步入知识经济社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果说在“前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资金投入，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则表现为高端科技和教育。无论是“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还是“阿尔法”国际空间站计划、“火星探路者”发射等，可以说都与美国研究型大学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正是依靠众多一流大学的学术资本，才使得美国在国际竞争中能够一枝独秀。

三是提高全民教育素质。尽管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不同专长的院校，所拥有的学术资本总量是不同的，但是所有院校都承担着提供不同的教育培训服务的职能。只有拥有更多的学术资本，才可能更好地提高全民教育素质。没有雄厚的高校学术资本，康奈尔大学就不可能开设出数以万计的教学课程，也不可能实现“任何人在任何学习中都能得到教育”的宏伟蓝图。

(三)衍生学术资本与大学组织衰落

事物的双重性意味着任何发展都摆脱不了自然辩证法的属性。高校学术资本在拥有诸多良性功用的同时，也具有负面效应。

根据高校学术资本的双重性，我们又可以将其划分为本体学术资本(内生的、合理的)和衍生学术资本(外生的、不合理的)两种类型。那些符合道德正当性，具有社会合法性，符合知识传播创新的内在逻辑性的学术资本，可以称之为本体学术资本；那些破坏大学学术生态环境，干扰大学学术创新进程，败坏大学组织声望的学术资本，则可以称之为衍生学术资本。当大学内部的衍生学术资本超过并压制本体学术资本时，必将面临大学组织的衰落。譬如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传统大学，教师聘任不是基于学术水平，而是基于信仰或关系；师生之间不是基于知识传授，而是以金钱来维系；大学不是致力于知识创新，而是对新知排斥或抨击等，这势必要造成传统大学的衰落甚至消亡。衍生学术资本滋生到一定程度，就可能造成高校本体学术资本的基础地位动摇。也就是说，高校内部不再是以学术资本为主，而是被其他资本形式所取代，这必然造成对大学组织的破坏。那些小团体内的裙带关系盛行，学术门户林立，学科壁垒森严等，就是社会资本代替了学术资本的主导地位；那些不顾学术声望和道德，以市场交换形式单纯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学术交换行为，其实质就是物质资本代替了学术资本的主导地位。一旦学术知识被人情关系或者物质利益所遮蔽，高等教育发展必然会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沼。

三、高校学术资本的积累

(一)学术自由是高校学术资本积累的基本底线

布鲁贝克认为，“学术自由的合理性至少基于三个支点：认识的、政治的、道德的。大概最主要的是认识方面的。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4]因受外部政治上的限制，经济上的诱导等，大学若屈于权势或经不起利益诱惑，看似短期内可以通过“学术”获取政治资本或物质资本，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必然会催生学术浮躁，导致诸多学术不端，生发出更多的衍生学术资本，从而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此外，大学内部官僚化的管理，教师团体内“家族制”的滋生，学术研究中霸权主义的压制等，也都是阻碍学术自由发展的不良因素。这些因素都可能使教学科研人员放弃独立思考，或人云亦云，或口是心非，或闭口不言。大学内部学术自由受限，必然会影响到大学人才培养、发展科学以及服务社会等职能的发挥，并进而影响到大学学术资本的积累。当然，尽管学术自由是高校学术资本积累的首要因素，但是任何自由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任何国家高校学术资本的良性发展，不但需要学术共同体自觉履行一定的学术道德规范，而且也需要国家在法律制度层面进行约束。

(二)道德规范是高校学术资本积累的内在诉求

道德规范是个体和组织健康发展的主要根基，不同时代的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道德规范，不同个体、不同组织的道德规范侧重点亦不相同。就大学组织而言，学术责任和学术诚信应当是其最为基本的道德规范。只有明确学术责任，教师才可能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之中，管理者才有可能认真负责、公正公平，大学也才有可能建立合理的奖惩运营机制；只有建立学术诚信，师生才有可能教学相长，公众才有可能对大学进行持续性关注和投入，他者才有可能愿意进行交流与合作。只有在学术责任和诚信的约束下，高校学术资本积累才有可能得到良性发展。此外，“对给予高等教育的捐赠，尤其是工业界的捐赠又是一个不同于其他问题的道德问题。接受这些捐赠的学者必须小心谨慎，确保自己不被剥削和利用”[5]。同样，大学在接受外部捐赠的过程中，尤其是要注意确保自己的学术声望不被利用。

(三)法律制度是高校学术资本积累的外在保障

相对于道德规范更加侧重于学者或学术共同体的自律、自觉、自察和自省而言，由国家制定的明文法律制度则具有约束、强制、监督和惩罚的刚性作用。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每一位教学科研人员都是理性的道德人，就道德水准而言，他们与寻常人一样有着人性普遍的道德弱点。事实上，学术共同体也首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不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因此，无论是作为学者的教学科研人员个人，还是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高校组织，在学术资本积累过程中同样需要外部法律制度的制约。缺失或者忽视了外部法律制度的制约，既有可能产生1972年德国海德堡大学费尔斯乌斯(Heinz Filthuth)教授侵吞研究经费的事件[6]，也有可能产生上海交大的陈进教授以假芯片骗取千万元资金的事件[7]。毫无疑问，这些不但影响学者个人的学术资本积累，而且也会对所在的高校学术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

(四)知识创新是高校学术资本积累的不竭动力

与物质要素相比，知识要素具有不完全排他性。一项知识被拥有，并不排除他者也拥有同样的知识。知识要素不像物质要素那样，消费了也就没有了，知识可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内多次重复使用。但是，一项知识产品的使用者越多，其价格将越低，其边际成本将趋近于零。然而，随着人们对一项知识使用的增加，将形成另外一种稀缺，即对新知识的稀缺。[8]作为高深知识的集结地，大学只有不断进行知识创新，才能够在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才能够拥有更多的显性和隐性学术资本，从而使基于声望的混合学术资本不断增加。回顾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环视当今各国大学之发展，勇于接纳新知并创造新知，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大学的兴衰存亡，从中世纪意大利萨莱诺大学的覆灭，到20世纪美国“哈佛帝国”的崛起，无数鲜活的案例都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证明。

总之，在高等教育急剧变革的今天，我们强调高校学术资本，旨在期待高校场域内的“学术人”能够真正以学术为业，恪守学术道德规范，不断积累自身学术资本，进而增加组织学术资本；旨在期待高校在学术资本主义盛行的现实冲击下，能够保持和坚守自身长期形成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学术责任等组织特质与本色，有效规避学术过度商业化；旨在期待国家政府部门能够从高校学术资本的基本特征出发，宏观调控高等教育整体布局，不断提升高校知识创新能力，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空间，并最终增强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

(作者简介：胡钦晓，曲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

参考文献：

[1][4][5]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1、46、125.

[2]亨利·埃兹科维茨.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07.

[3]胡建华，等.高等教育学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251.

[6]Daniel Fallon.The German University:A Heroic Ideal in Conflict with the Modern World[M].Colorado:Colorad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1980.61.

[7]田松.警惕科学家[J].读书，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