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变革与大学发展

时代变革对人类生活有深度、广度上的影响，体现在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人类共同体架构的深刻变化和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结构的完善。毋庸置疑，时代变革对大学发展也产生一定影响。如今，全球处于工业化、后工业化并存时期，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厚重的工业资本优势，引领后工业发展潮流，发展中国家正不断提升工业化水平，紧追后工业化步伐。如此复杂的时代环境，变革的要旨、目标也扑朔迷离。如何透彻时代变革，引领社会进步，是大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大学肇始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成员有机地、凭着爱好聚集在一起，一般不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对社会财富贡献较低，往往大部分时间用来对知识、美德的不懈追求。这种时代特征是物质不足、时间过剩，寡欲成为美德，“清贫人士”受到赞赏，且宗教对世俗严格统治，宗教思想起着权威作用，任何成果，包括思维成果、生产果实都是神的恩赐[1]。而大学所受约束要松一些，大学成员的流动也自由。很遗憾，大学处于这一阶段，并未做出全局性的突出贡献。即使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对中世纪陋习进行批判时，大学也未能积极地参与。中世纪时，大学是“象牙塔”，处于社会的边缘，是农耕时代的使然。

16世纪后，培根、笛卡尔等倡导知识应该具有实用价值。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大学仍然不是主角。我们知道，此时蒸汽机、纺织机的发明并不是知识人才的研究成果，而是一般技术工人；19世纪初的柏林大学开创了大学新时代，大学很好地把握了时代命脉，标志着大学逐渐走向舞台中心，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的水手；二战后，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即是后工业时代开端。但全球范围内，工业化、后工业化长期并存。为此，大学既要承载自身使命——教书育人、传递知识，也要担负信息技术拓展、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职能。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回应了时代需求，正在推动着一系列改革。大学的科研成果正通过转化进行规模生产，是经济增长的一大引擎。

二、工业化与大学发展

工业化是民族国家达成经济腾飞的核心路径，是国民经济社会一系列基本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是不断前进的、动态的，是生产力的不断变革[2]。工业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初始经济增长、早期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初始阶段工业化主要靠原材料集聚，依赖基本的生产要素和廉价的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起步时，易采用这种途径，即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在此情况下，企业本身生产工艺低，没有创新，必须依赖外国经验，以达模仿；第二阶段，企业投资高效的生产设备，常以付专利费、合资等途径寻求外国的技术，自己也能进行一些技术改良，不再局限于外商的指导。尽管技术进步了，有消化、吸收、改进能力，但仅能满足国内市场，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差距[3]；第三阶段在20世纪前期，经济学家开始探索工业化的新模式。索洛认为新的动力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学家舒尔茨、贝克尔秉持人力资源要素。熊彼得认为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进行创新和管理。此时，工业化发展不再依赖物质而是依赖人的创新管理能力、高效的生产技术，除了改善生产技术，自身也有创造力，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研究机构和大学开始发挥关键作用。

工业化既使得经济领域发生了深刻转变，也使得人类生活的方式、观念和社会文化领域骤然变革，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凸显。在农业文明时代，知识的增长是缓慢的，知识的获得大都是对先辈经验的吸收和延展，知识形成基本依赖有闲阶级的推理。奴隶社会上层阶级对知识的探索仅在于自身修养的提升，不会对生产性知识太感兴趣。封建社会生产技术有所提升，但农民劳动果实大部分被拿走，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也丧失。知识被地主阶级所垄断，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品，不会对新知识产生起到促进作用。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工人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工人的自由度相对高，为工业发明提供了动力。工业发明主要依靠技术工人和科学家，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明主要靠产业工人的努力。直到19世纪，科学研究才真正开始实验室化，并以科学知识为导向，推动了生产技术急剧提升[4]。可见，工业发展必须逐步摆脱物质资源依赖，转向知识积累，提升劳动力的生产技能和科研人员的创新素质。

回首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大学扮演了重要作用，尤其是19世纪以后。大学为企业培养了技术岗位工人、管理岗位精英和公共管理部门的人才，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提升了民众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营造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和谐氛围，这个重要理念已经妇孺皆知。大学教育的发展对经济产生极大影响，为医药、国防和海洋事业新拓展提供了智力基础。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的美国充分地发挥了大学的独特作用，引领着世界潮流新进展。

德国的近代化发展离不开大学的贡献，“教育救国”、“有学校的国家才拥有未来”是时代的号角。德国的大学发展曾经独领风骚，重视科学研究，对大学进行分类办学(双轨制)。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普通高等学校分工不同，但都是为了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人才。德国大学非常重视人才的经验性学习，与企业有很好的沟通，可以为学生提供就业实习机会，为未来职业选择和规划奠定良好基础。德国企业侧重内部研发及科学理论研究，大批科学研究人员、技术人才和管理专家进入企业，添加了动力。

美国于19世纪60年代通过《莫雷尔法案》，给予大学较多优惠政策，为大学发展提供便利，并在20世纪上半叶对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进行了扩张，包括技术院校。生源不断增多，退伍军人、移民、黑人、少数民族以及女性都有权利进入高校，而且为家庭贫困学生提供经济援助。最显著的是，20世纪60年代加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为高中毕业生提供三种高校就读机会，即加州大学、加州大学分校、社区学院，而且可以流动，为深造者圆梦。企业和政府提供资金帮助和发展导向咨询。这基本符合规划倡议者克拉克·克尔的初衷，他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是公民的一般权利，不应该是奢侈品、专属品[5]。这种效果很显著，美国保持了长期的经济繁荣局面，工业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位居世界翘楚，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宰。

三、后工业化与大学发展

后工业化以服务业为主，包括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以旅游、娱乐、餐饮等为代表，生产性服务业以金融、教育、网络应用等为代表。阿尔温·托夫勒、丹尼尔·贝尔是后工业化理论的杰出代表。后工业化在他们印象中是科学技术与产业组织的高度发达时期，人的幸福指数很高，知识、信息将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后工业化的主角是专业人员，教育和培训将为他们的生产、管理技能储备能量。技术仍然是后工业化的主要标志，生产技术是提高生活水平的火车头，技术使用的最佳标准是高效，使用最省力、最便宜的资源[6]。技术的掌握使得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可以远程指导，为惬意的业余生活腾出更多时间，不需要像工业化时期那样遵守严格的日程安排。人的自由度进一步提升，开始追求人与社会的价值。这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减弱，主要以社会福利、生物医药等事业为主，不再过度投资资源依赖型产业，但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依然强势，基础科学、金融、医疗、卫生、教育、太空科技等领域稳步发展，人才资源、科技研发能力不可小觑。

后工业化的主导力量是信息，信息的基本内容是知识。知识与信息的本质在于具有流动性，不会成为某个人或某一群体的固定资产。故而，在信息获取方面，个人或单位可以公平地竞争。而不像工业社会那样，企业家或政府占据优势资源，可以采用组织的集体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生产。随之，社会有两种人：一种是知识和信息的控制者、主体，主导、操作着知识传播、信息流通；另一种是被知识与信息异化的人，他们是知识与信息的“奴隶”，反而被客体所“主导”。

后工业化虽然削弱了主导阶层对生产要素的垄断，但并不意味着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真正公平，后工业化不受平等思想的绝对统治，毕竟个体有智力差异和机能区分。教育可以让一个人凭借知识和能力提升自己，尤其是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对一个名校大学毕业生来说，他的知识储备能够更好地找到工作，并顺利展开理论知识的实践，而没受过高等教育的或许是“二等公民”，受教育程度的不对等造成了知识储备量的较大差异。随着学历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人们所期待的收入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一般情况下，博士工作待遇比本科、硕士要高，当然，博士的教育投入要高很多，对知识掌握的要求也要高出许多。

在后工业化社会，大学发展航向是难以预测的，承担的使命是复杂的，常常被冀望为保卫社会基本需求的堡垒，要对真理进行不懈的追求，又要捍卫自身的学术自由，与社会利益集团周旋[7]。在“知识依赖型”社会，大学的责任包罗万象：提升学生熟练的技能、综合素质和道德责任感，为公共事业做咨询服务，为尖端科技、军事、太空事业做基础研究，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做探索。大学自身也遭受责难，面临各方的口诛笔伐，深陷学术资本主义、高等教育市场化等旋涡中。后工业化浪潮已经席卷而来，不得不反思以下问题：大学如何自立，需要坚持人才培养、科学探索、社会服务导向；大学如何自保，必须坚守知识传授、心智训练的本色；大学如何自存，大学的存在是其发展的根本前提，大学发展又是生生不息的。大学自立、自保是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大学存在的核心要件。

四、我国大学发展的抉择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不高，又面对后工业化冲击。党的十六大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但低效率标签仍未消除，许多地方政府仍然追求数量经济。企业的自主权较差，资源配置权紧紧地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往往进行过度的资源配置。整体上，依托高投资、高消耗、低效率的增长式样依然普遍存在，造成了资源的挥霍以及生态环境的破损。资源的紧缺制约了工业化进程，工业原料矿藏、水、稀有金属等严重缺乏。高消耗、高目标的工业运行模式，其结果是低效率，导致环境的严重污染、工人的职业病频发，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

如何构造一个令民众满意的、健康的工业发展模型，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后工业化的同步发展，是新时期的重大使命。关键在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必须降低对原始生产资料的依赖，注重技术创新、管理体制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力资源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主导力量，是时代发展的旗手，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能力，在技术和管理创新上得到持续性动力。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尽管受教育程度悬殊，但我国人口基数大，有可观的人才存量。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为人才储备提供了可能，高等教育人数与规模居世界第一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中能够承担技术创新重任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管理精英不在少数[8]。

大学是高等教育的最主要机构，大学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高端人才培养的关键。我国大学发展必须紧扣时代变革背景，牢牢把握工业化、后工业化的核心要素：技术进步、管理创新、优质人才。人才是技术进步、管理创新的载体，技术进步需要发展职业教育和科研攻关，管理创新需要复合知识的学习。

不可否认，我国大学发展依然存在较多不足：宏观管理体制机械、学术水平低、毕业生就业参差不齐、区域教育质量差异大等。为此，大学发展应该内外部协调，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无为而治”，赋予大学自主权，以财政投资为主，均衡配置教育资源，维持教育公平，提供更多的受教育和深造机会，引导大学朝着现代化方向前进；现代大学发展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但必须以大学主体的自觉性为本。大学自身应该明确定位，捍卫学术自由，完善教学质量，提升毕业生技能与综合素质。

我国大学系统一般包括高等职业院校、本科院校。本科院校又分为教学型本科、研究型本科、教学研究型本科。教学型本科又称为地方应用型本科，也偏向职业教育。大学发展必须定位明确，职业教育、科研都是时代进步的需要。科研导向的院校必须捍卫学术自由、学术纯真，占据学术知识制高点，扎扎实实做好基础科学研究，为大规模的实验室研究开发充实基底。职业教育导向的院校必须提升教学质量，与企业良性互动，为学生就业造就实践机会。两种类型的院校都不能辜负大学的崇高使命，不仅要服务社会，还要培养人的完善品格。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0YJC880053)

参考文献：

[1][日]堺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M].金泰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151，156.

[2]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4-5.

[3][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李明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535-538.

[4][美]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周师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99-204.

[5][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M].宋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28-330.

[6][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高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44，210，211.

[7][美]弗兰克·纽曼.高等教育的未来：浮言、现实与市场风险[M].李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

[8]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4版[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