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十三五”发展理念及其底蕴的体认

中国经济社会“十三五”时期如何发展，举世关注。从党中央到各地方，人们都在关注和谋划“十三五”发展。日前，笔者借助网络通讯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

问：我刚看到你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的新著《人本型结构论》，近来又看到你新发表的一些文章和演讲，深受教益。这次我想请教有关“十三五”发展的问题。最近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个理念内涵的深层底蕴值得细心体认。

答：确有必要。我在写完《人本型结构论》后，2015年6月来到东北山区某小镇，静心读书和思考问题，其中包括思考“十三五”发展的理念问题。中国正处在1919年现代史开启以来“第三波转型”的历史起点。第一波1919年-1949年社会制度转型已经过去；第二波，1978年-2013年经济体制转型，虽然还没有全部完成，但以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从更广阔的层面开启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全方位转型，也即“第三波转型”的新征程。 “十三五”时期恰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节点上。中央提出“两个一百年目标”的第一个百年 （1921-2020）任务将在“十三五”期间完成，而第二个百年 （1949-2050）的历史任务接踵而至。继往者之业绩，开来者之新局，乃是“十三五”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新时代、新征程，以及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必然需要有新理念。

问：从思维活动角度说，理念是理性化的思想、观点，发展理念应该说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本质性反映。习总书记不久前曾指出 “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在理性层次上，我们应如何体认“十三五”发展理念的底蕴？

答：首要的是“人本导向”。从“理念”上说，这涉及到对“新社会的本质”的把握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作过论述，后来恩格斯给《新纪元》杂志的主编卡内帕回信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恩格斯还说，除了这句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我把这个情有独钟的思想简称为“人本导向”。在新阶段，必须把人的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一个根本导向问题。

“人本导向”针对的是物本导向。长期以来存在着根深蒂固的“GDP崇拜”，加之在实践中考核指标体系的扭曲，“GDP至上”比较盛行。近年来随着观念更新，“GDP崇拜”有所缓和，但根本问题并未解决。 “人本导向”针对的也是“官本导向”。根据笔者看到的文献，中国第一个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的管仲，《管子·中篇·霸言》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安，本乱则国危。”显然，他是从霸王“本治”角度出发的，这实际上是“官本”导向。究竟是从“本治”出发，还是从“人的解放实质”出发，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本”观。

“人本导向”体现为切实行动，在“十三五”时期应从三个方面落实。第一，横向上“全体人”而不是“部分人”或“多数人”或“大多数人”。要“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社会共生”。我在《包容性改革论》提出“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这才是“社会共生”。 “十三五”时期改革发展的红利是否“普惠”到“每一个”个人？人文关怀是否达到了可能边界？还有哪些地方、哪些人群是“短板”？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补短板”是“十三五”的工作着力点。第二，纵向上“多代人”而不仅仅局限于“当代人”，强调“本代公平”与“代际公平”乃至“下代公平”并重。实现“本代公平”，要坚决遏止本代之间严重的分配不公等现象蔓延；着眼于 “代际公平”，绝不能再做那种“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之事；寻求“下代公平”，不能把封建社会那种“龙凤老鼠”之类血统论机制及其社会结构板结化、长久化，要给草根群体提供公平竞争、同等受到尊重的畅通的上升孔道。第三，内核上“多需人”（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等等各种需要）而不是“单需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个由“基础人本”向“高端人本”逐步提升、逐步扩展的过程。本着“补短板”的要求，先致力于基础性人本，包括就业、扶贫、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需要；与此同时，寻求进一步实现与人的尊严相关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比如“十三五”的结构转型应体现人本导向：需求结构核心是提高居民消费率和藏富于民；供给结构核心是发展服务业和新兴产业；要素投入结构核心是“心灵放飞”和造就一代“无限制的新人”；资源环境核心是生态福祉和环境人权；城乡结构核心是填平城乡之间的制度鸿沟；区域结构核心是区域协调、防止“板块碰撞”。结构转型如是，其他方面也如是。

问：我深有同感。不妨这样说，“人本导向”理念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本质性反映，而且也是一种人文情怀和历史价值观的反映。在今后绵延的历史长河中，“十三五”时期只是极其短促的阶段，但阶段性的理念必须蕴含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知，体现一种大历史观及其价值观。

答：赞同你说的。我接着说关于改革的“市决政用”。 “十三五”期间一个绕不过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角色定位问题，特别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允许市场经济存在，改革开放一个突破性进展就是发展市场经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的说法是 “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它容易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在“基础”的上面还有一个“决定”的力量，这在客观上给“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提供了一个理论借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里最明显的变化是把原来的“基础性”改为“决定性”。它不仅是力度的变化，而且是质的提升。我把这个简称为“市决政用”。最近有理论界朋友针对 “决定论”，提出“驾驭论”，即政府“驾驭”市场经济。按照这个思路，“市场决定”势必大打折扣，“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将继续惯性运作。对此很难不让人产生忧虑。

“十三五”势必面临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为此，一方面，必须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以此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问题，真正向政府主导型模式告别。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沉浸在市场万能的迷思之中，在市场失灵领域发挥政府的应有作用。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和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等。这就是“市决政用”理念在实践中的体现。

第三个是 “创新双驱动”。 “十二五”规划对创新已经开始重视，指出科技进步和创新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究竟如何把握“创新驱动”的全部内涵？ “创新驱动”到底驱动什么？是“创新单驱动”，还是“创新双驱动”？自从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以来，创新一直被聚焦在驱动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上。我曾长期持此观点；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引入，物质生产过程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等等。近年来中国的技术创新有明显进步，但仍不尽如人意。据世界经济论坛新近公布的 《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排序，在144个经济体中，中国位列全球竞争力第28名，总体不太难看，但与“创新”相关的“技术储备度”排名，中国仅排在第83位。我深入探究了中国在“技术储备度”内涵七项指标的位次：（1）最新技术可用性，排97位；（2）企业吸收技术情况，排68位；（3）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情况，排81位；（4）个人互联网应用情况，排75位；（5）固定宽带互联网用户，排51位；（6）国际互联网宽带用户平均使用情况，排120位；（7）移动宽带使用情况，排78位。按世界经济论坛判断，“中国仍非创新强国”。面对人类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浪潮，“十三五”期间应继续推进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特别是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创新轮子一刻也不能减缓，更不能停顿。

但是，我现在认为，对于创新驱动不能做“单向度”的理解，要有全面的把握。我称之为“双驱动”：一则，通过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二则，通过创新，驱动人自身的发展。具体说，改变人自身的结构和素质，实现人的价值，特别是年轻人的价值。中国千千万万个“创客”的业绩表明，新的科技力量正在催生一批新人，他们对人生价值的精神追求远远超出对物质本身的追求，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看一看他们的领军人物，就会发现几个明显特点：第一，他们是技术专家，又兼经营管理者，甚至有的本身是艺术家、科学家；第二，他们喜欢新概念、新思想、新的思维方式、喜欢变革、喜欢破除传统的东西；第三，他们不喜欢等级制，不喜欢条条框框，认为这些是“限制性”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克服狭隘化和单向度的传统思维，让每一个创新者“心灵放飞”，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一代新人的成长。

问：这两个问题关涉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而从更深层次的“人本”上理解，归根结蒂是人的解放，包括思维、能力、自由发展的环境与条件等等的解放。中央提出“双创”中的“大众”“万众”，应该就是着眼于人的解放，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深化体制改革、营造创新环境，都应该围绕人的解放、激发和释放人的能动性创造力来展开。“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社会能否顺利转型发展、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间节点，其必由之路惟在改革创新、人的解放，因此对改革创新的意义、人的解放意义怎么估量也不过分。

答：你的见解很好！我们再来看“十三五”期间的国际环境。随着“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南南基金等启动运行，自贸区扩围扩容，跨国设施联通，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多边金融合作加快推进等等，中国将以更大步伐走向世界。未来在与外部世界更加紧密的交往中，如何寻求“文明的包容互鉴”，特别是如何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肃、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国面前。因此，我们需要有“文明包容”理念。寻求“文明包容”，首先要确立“文明多元”观。事实上，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是“丰富多彩，闪耀着光辉，充盈着运动的”，今天的世界，交相辉映的多元文明更加绚丽。寻求“文明包容”，还要确立“文明平等”观。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2000多年前的古人，尚且如此认识，今天我们更应认识到，不同文明虽有特色之别，但总体上是平等的、等价的，彼此没有优劣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中国走出去，务必秉持“文明平等观”，平等对待世界上一切民族。寻求“文明包容”，更要处理好“文明融博”。习近平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说：“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 ”随着未来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和人本主义三大潮流的涌动，多样价值理念之间将会发生更加频繁的交集、碰撞和融合。我把这个称之为 “文明融博”。文明的差异性，难免有碰撞，有博弈，但这是支流；主流是不同文明包容互鉴，并在互鉴中，汇聚交融，共同组成多彩多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我们要有“文明包容”的新理念，秉持包容式发展。

你所谈的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对于“十三五”发展理念，不能仅从名词的原有概念去认知，而更需要体认新的内涵与深层底蕴，这样才能说是更好的理解。这次我们暂且就谈这些。非常感谢你让我们分享你的研究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