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始自上世纪70年代末。30多年来，我国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仅产生了大量的翻译、介绍和评价的成果，使我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发展和现状有了一定了解，而且解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思想，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间接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但是，自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学术界部分肯定和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对象泛化、研究目的不明确、理论意识弱化等问题。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表面看来很繁荣，队伍不断壮大，成果不断涌现，但却暗流涌动，危机四伏。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强调问题意识，在问答逻辑中深度剖析研究对象，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平等的对话，使之成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有益借鉴。

第一，要强化对研究对象的甄别意识。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对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研究对象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对于70年代之后新出现的学者和思潮却往往不加甄别地展开研究，以至于有学者感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好像只要西方的学者在论著中提到了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就可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才产生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我们认为，对于后者，也应该像对待前者一样，要严格甄别。“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只是一个时空概念，只有那些还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并积极寻求超越当代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家才有资格被算作“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丧失了理论源于实践的思维方式、人民大众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当代资本主义不展开总体性批判，不去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的学者即使是研究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专家，也不能算作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遑论那些只是在自己的论著中偶尔提到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可以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对象，但不应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全新人物的时候，这种甄别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一个思想家，如果我们连他的根本出发点和哲学主题都搞错了，对文本细节的探讨也必然出现方向性错误。

第二，要强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哲学建设服务的意识。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在开展过程中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直到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界还没有完全形成一种自觉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哲学建设的意识。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出于纯粹学理的兴趣而开展研究也有必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离不开这种兴趣。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此，因为在中国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为了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更高阶段的中国化发展，要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和社会语境下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来说只是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之一，既不是全部，更不能取代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创造。因此，今天要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强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哲学建设服务的意识，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和理论旨趣，并且将其化作一种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哲学建设有益的资源。

第三，要强化理论重构意识，强调史论结合的治学方法。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开始较为全面、仔细地清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文本，涌现了许多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论著。这是一种进步，但与此同时，又陷入了另外两种倾向：一是一味求新，在对原有人物及其思想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急匆匆地去研究新人物，好像越新的东西就是越好的，从而产生了一个又一个学术泡沫；二是一味求细，在对这些新人物的解读过程中，往往离开他们的思维模式、文化传统、问题意识和时代语境，囿于对其文本进行细节的解读，使之成为孤立的、抽象的文本，满足于自我阐释。新人物和新思潮的引入固然必要，但不能浅尝辄止，不能停留在文字的表面，更不能停留在被肢解的细节之中，必须强化理论重构意识，回到思想的和社会历史的现场，在文本所从属的思维模式和文化传统中，在文本所面对的时代困境和问题意识中，用人们可以理解的语言来重构这些文本中所包含的理论，让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说中国话。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时代化的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的教训，总结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时代化的一般规律，为我们自觉地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提供借鉴，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第四，要强化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以平等的心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对话。这是当下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最为缺乏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介绍和转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具体思想理论的过程中，只从字面上转述，只说这些思想是什么，而未能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其思想前提是什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缺乏一种可以深入其中又超乎其外的理论自信，不能切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要害；二是在一些基础理论问题上，我们往往听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某一家的观点，把他们的观点当作自己的观点，而缺乏对其进行批判性考察的能力和信心，以至于“以西解马”成为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时尚”；三是我们的研究者很多时候看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命题的局限，意识不到他们的观点具有地域和时代的局限，反而把它们当成一种“普世”的结论不加反思地应用于探讨中国问题，结果造成了对中国问题的大量误读。

总之，为了推进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的哲学研究，需要强化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尊重和认真倾听每一个研究对象，但是，又与他们保持积极对话的心态，使其成为我们解决理论问题的一种资源。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解决我们自己的理论问题，更可以使我们对文本的研究更加深入。不仅可以开花，而且可以结果。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