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虽然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但从历史时段上来看，其基本意义在于对近代以来的历史转型及社会机理进行概括、描述和规范。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转型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形成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性与商品经济具有对应和同构的关系，即正是由于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才有了现代性问题。不过，进而论之，近代以来，经济层面的问题往往又是具有政治性的，因为在商品经济及以之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中，恰恰蕴含着近代以来最深刻的政治哲学问题，即权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问题。就此而言，现代性所指涉的根本内容之一，即是由经济问题所催生出来的政治哲学问题，所以要根本性地理解和把握现代性概念，政治哲学视域是不可或缺的。在此意义上，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谈论现代性问题，尤其应当将思维的触角伸向政治哲学领域，关注市场化转型所折射出来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诸种问题，亦即在现代性的框架下，这些政治哲学问题是当前最需要予以考量的内容之一。

我们要追问的是，要达到上述理论目标，马克思主义能够起到何种作用？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能否为我们发展一种观照人性尊严、平等权利的公正理论提供思想资源？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提供这种思想资源，则很容易将研究视野转向西方，简单地依托于西方政治哲学的话语和范式去构建现代性理论，并由此回应和回答中国的现实问题，这实际上不可避免地要滑向西方中心主义。以笔者之见，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恰恰蕴藏着一种为权利自由、民主法治提供论证和为现代性作辩护的思想和理论资源。这展现在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之辩证关系的阐释和说明当中。

众所周知，以政治哲学问题为内容的现代性，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政治解放的完成而展开的，直观地看，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文献中，依据人类社会批判了市民社会，以人类解放范畴取代了政治解放范畴，这似乎表明，马克思对近代以来以权利、公正为价值基点的现代性采取了一种彻底的批判态度，因而难以为我们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构建现代性理论提供实质性的启发和思想资源。但实际上，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和人类社会概念并没有完全消解政治解放和市民社会概念，相反，前者恰恰是在后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如果脱离了后者，对前者的理解将会变得残缺不全。这就意味着，在政治解放和市民社会位阶上，人类解放和人类社会概念不仅没有将权利、自由等凸显出来的价值原则驱逐在外，相反这些价值原则构成了其最基本、最坚实的内容之一。这充分表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开展路向之一，在于承接洛克以来的政治哲学脉络，以劳动和所有权的关系为支点，讨论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在这一路向上，以马克思之见，每个现代人都应该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劳动权、所有权，而人类解放这个具有理想性的目标，也应当建立在这些权利之实现的基础之上，否则只能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东西。这样来看，在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实际包含着近代以来现代性理论中的那些最基本命题和价值原则，甚至可以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就代表了一种可与西方政治哲学直接对话的现代性理论。

马克思不仅在抽象意义上肯定了现代性中的权利自由的价值原则，同时也是在一种批判和超越的意义上来审视此一原则的。具体说来，马克思所形成的批判和超越在于：霍布斯、洛克之后的自由主义哲学家是在自然性的视域内，通过设定“平等的自然人”这一大前提而去为权利、自由及正义作辩护的，而在马克思看来，“平等的自然人”是一个并不真实的理论前提，在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中，自然的人由于其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差异而总是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之中，由此使“平等的权利”歧变为“不平等的权利”或“权力”，从而在根本上制造了现代性的悖论与困难，所以，马克思要求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针对资本逻辑的深刻批判去把握人的权利、自由及社会正义问题，从而实现权利与平等、个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的有机整合，并由此彻底克服现代性的悖论与困难，达到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

显而易见，如果说自由主义哲学家是在权利和自由的绝对意义和单向度内去理解现代性及其价值原则的，那么马克思则是以更为辩证、更为综合和更为全面的方式来理解现代性及其价值原则的，这意味着马克思既承接了霍布斯、洛克以来不断推延的现代性哲学话语，又在对现代性根本矛盾的审理和把握中，改写了这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而确立起了一个审视和理解现代性的完整理论框架。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在现代性的话语框架内发展一种既与市场经济相契合，又能够为之提供引导的公正理论，一方面要充分考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弊病，另一方面也要紧密结合中国自身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传统。上述要求决定了，要使这种公正理论能够很好地解决权利与平等、个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显然就不能在自由主义的价值基点上，而应当以马克思的现代性话语为指导去构建这种理论，因为不管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还是趋向平等的自由主义，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权利与平等、个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之间的对立和紧张关系，而马克思则不仅深刻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其现代性理论，也为克服这个问题提供了不可限量的思想智慧。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