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先生为什么能够对重大的社会问题有着敏锐、深邃的洞察力?为什么他写的文章能够引起巨大反响?为什么“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号召年轻人多向陆学艺学习?追忆先生生前授业传道解惑的点滴事件，品味先生思想的盛宴，能够为我们提供极富启发的养料。

着眼现实问题，确定学术方向

陆学艺先生于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当时先生已是共产党员，而且是很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严峻的经济形势，引起了先生的思考：“共产党、人民政府要带领人民前进，连饭都吃不饱，还怎么跟党走啊?”在那时，先生就觉察到国家之所以出了这样大的事情，肯定是农村政策、农业政策有了问题。此后，先生一面继续学习专业课程，一面想办法查找资料，阅读农业经济方面的书籍，经常听寒暑假从农村回来的同学介绍各地农村的情况，而且一有机会就跑到各地农村去做调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先生开始了他的“三农”问题研究。他暗暗下定决心，要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找到解决农村、农业问题的根本办法，立志要把解决吃饭问题、解决农业问题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1962年，先生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仍然一面读书，一面研究农村问题。1964年，哲学所干部被要求去农村搞“四清”，其中不少人是被组织强制要求去的，而先生则是自愿、主动要求去的。此间，先生先后去过湖北襄阳(县)竹条区牛首公社黄丰大队、河北保定徐水县户木公社德山大队等地参加农村“四清”工作，也正是借这个机会，先生对农村政策有了一些了解，自己的思想认识也得到了很大提高。1965年7月，先生研究生毕业，留所工作，主要从事宋明理学的研究。同时，他继续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农村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生被下放到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0年5月)，先生利用这个机会更为深入地研究了农村问题。1972年10月先生回北京，恢复工作，继续留在哲学所，但关注的仍然是农村问题研究。就这样，先生坚持研究农村问题十多年，逐渐形成了自己对农村政策的看法。

1978年，得知中央要讨论农业、农村问题，先生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把他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写成了四万多字的《关于加速发展我国农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的建议》，发表前由其夫人吴梦怡女士手抄若干份送给相关人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同志阅后批示：“这十二条建议都很好，有针对性，有些文字语气过重，过激，要注意分寸。”这篇文章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有关农业的决定是相吻合的。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发表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和《国内参考》)以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宋一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党委书记孙耕夫同志，分别与之谈话，专门把先生从哲学所的工作岗位上调了出来，提议先生以后专门从事农业问题研究。此后，无论是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的《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还是1986年在农业形势一片叫好声中，写就的《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该文引起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时说：“有位专家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以及新时期关于《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都以回应时代重大发展问题为使命，体现了先生的社会责任感、学术使命感。最终，先生成为中国“三农”问题方面的著名专家。

先学做人，再学做学问

大学是学会做人的关键时期。先生讲，他自己就是在大学里，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受到老师的教诲和影响而逐渐学会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的。

在先生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个好传统，古人做过很好的概括，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也叫修身养性，即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和素质。《礼记》就说，欲齐其家者，必先修身。同理，要能治国、平天下，必先修身、齐家。因此，先生认为，关键的是要自己管好自己。先生进一步解释到，“修身”这个词用得好，修身也就是做人，为人要正直、诚实、孝道、勤奋、克己、谦恭，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先生讲，在大学里学会做人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要修身，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品性和道德，不断自我完善;二是要处理好与同学、老师的关系，而且要善于与人相处。自己首先要身正，要有学问、有见解，同时又能克己、谦虚谨慎、乐于助人、有能力帮助别人，那么，人际关系自然就融洽。

学会了做人，也就为做事做学问打好了最重要的基础。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一定要有理想，要有抱负，要有在这个难得的好时代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先生举例说，2010年，在他的学生和子女的努力和帮助下，“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他说，1980年代从香港传进来一句话，叫作“心想事成”，开始他不以为然。但30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在大学里就立志要研究“三农”问题，要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他这样想了，也去实践了，果然实现了。因此，青年人一定要有理想，要有目标，用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用心去观察社会，就会发现，国家、社会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机会无处不在。看准了，抓住机会，奋力去做，就会找到成长的空间，干出一番事业，成就属于自己的未来。

掌握读书的方法

先生认为，到大学来，主要任务就是读书。主要读两种书：一种是专业书，专业的经典、重点的书一定要用心读、熟读，这是将来的看家本领;一种是专业以外的各类书，只要感兴趣的都可以读，但哲学、经济学、历史方面的书籍是必读的，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课，就像理工科的学生一定要学好数理化一样。先生讲，他自己是学哲学出身的，后来从事农村、农经、社会学研究，都还可以，就是因为他在大学里，哲学、经济学、历史方面的书籍读了很多，有了很好的基础。先生又讲到，搞人文社会科学，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对国家大局的形势要有个正确的、总的判断。先生说，他们那一代人，从五十年代起就养成了天天听新闻广播、看主流报纸的习惯。此外，好的文学、文艺作品也要多读。有个学者说，一个知识分子要靠文学艺术来培养想象力，要靠哲学来培养洞察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要靠史学来培养认识世界、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先生认为，这是很有见地的。

先生总结说，不仅要多读书，而且要善于读好书、读名家的好书，这些好书就像一位高明的老师在给你讲理论、讲方法。书读多了，知识面就广了，理论功底就扎实了，水平就提高了，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但是，读书须注意处理好博和专的关系。首先，所学的专业一定要学好，但光读专业的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广读、多读其他方面的书，这叫触类旁通。就像造宝塔或大厦一样，读书如同打地基，地基越大越深，宝塔或大厦就能造得越稳、越高。各种书读多了，专业学得就会越好。当然，也不能读得漫无边际，一定要得当。

先生讲，读书还有个方法问题，应该读的书需要多读、熟读，有些书只需浏览就可以，但读书首先一定要和思考的问题结合起来。《论语·为政》篇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读书、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茫，只思考不学习就会疑惑。所以《中庸》说，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既要多读书、多学习知识，又要不断地思考、追问为什么，钻研理论，明辨真伪是非、前因后果、逻辑关系。其次，读书一定要和写结合起来。先生讲，他从高中就养成在听课时记笔记的习惯，身边常带一个笔记本，一上课、开会就记笔记，后来下去搞调查研究也记笔记。还有，就是晚上记日记，把一天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都记下来。笔记是记人家的话，日记是记自己的心得、思考，时间长了，就像每天都在写一篇文章一样，由于熟能生巧，日后再写文章，就不困难了。先生又讲，他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学习、研究、读书的50多年里，一直在文教单位工作，没有什么财富，最大的财富就是三样：一是书和杂志;二是笔记本;三是日记本。后来据考证，先生一生中写有笔记、日记近千本，平均每天少则写几百字，多则写几千上万字，平均下来每天约写2000字，共写下约2000万字的资料。

作为中国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给我们留下了精彩的治学思想，哲理深刻、方法朴实。

◆链 接

陆学艺，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1965年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生。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96年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1998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是全国第八、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13年5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陆学艺教授的研究专长是社会学理论、社会结构研究和农村发展理论。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和重点课题研究，发表《改革中的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三农论》等专著多部，发表专业论文百余篇，获国家和省部级奖项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