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志·华佗传》记载： 府吏倪寻、李延共止，俱头痛身热，所苦正同。佗曰：" 寻当下之，延当发汗。" 或难其异，佗曰：" 寻外实，延内实，故治之宜殊。" 即各与药，明旦并起。

虽然倪寻、李延两人的病症看似相同，却实则相异，华佗根据不同的情况，开出不同的处方，这就是“对症下药”的典故。

从严治吏也是如此。治人之外病需对症下药，治官之心病更需对症下药。就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而言，并不是我们一国独有，在国外也相当普遍。而作为从严治吏的“杀手锏”之一，自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来，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制度要求不断“提档升级”。2016年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更是开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吏“药方”。

“药方”抓住了我国的国情。《淮南子·精神训》有名言：“以汤止沸，沸乃不止，诚知其本，则去火而已矣。”意思是说，要止水沸还需抓住沸的原由，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而治理中国特色的为官之病，还需抓住中国国情。我国干部队伍庞大，相较于其他国家，权力关系更为复杂。并且自古以来，就素有“郡县制，天下安”的说法，作为国家治理系统中的“神经末梢”，基层领导干部官帽虽小，但权力不小。如果仅仅对高级领导干部作出要求限制，就会存在一大批掌握游离于制度监督之外的权力。2016的新规将报告人员范围扩大到正科级领导干部、乡镇主要领导干部等，将监管“利剑”深入到基层一线，不仅加大了从严治吏的力度，织大织密了干部监督网，更是顺应国情，抓住了中国吏治的病源。

“药方”抓住了我国的社情。有首中国歌曲唱道：“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相较于其他国家，我国是一个特别重视家庭观念的国家，家庭就是社会组成的中不可忽视的“细胞”。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习俗中，抓住领导干部的“家事”和“家产”，不仅因为一个家庭的家风会影响到干部个人的作风，更因为在某些情况下，领导干部的家属可能成为干部本人的“代言人”。2016年的新规不仅要求如实填报配偶、子女的相关信息，并且首次要求领导干部在承诺书中表示，已将填报内容与配偶、子女进行了核实，“自愿接受组织审查”。这一纸承诺，让那些期待瞒天过海的“贪官”再无谎报、瞒报的借口，让那些寻思着暗度陈仓的“裸官”失去了“避风港湾”，将领导干部的“家底子”翻出来晒一晒。

“药方”抓住了我国的党情。习近平说过：“选人用人不当是贪腐源头之一，选错一人，为害一方。”要建设一支政治素养高的干部队伍，就需要把好干部“入口”这一关键，而是否对党忠诚，则是评判干部好坏的标准之一。就领导干部而言，如果不能如实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又谈何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又怎能保证信仰坚定，意志顽强？“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2016年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的核实，不仅大大增加了抽查比例，而且将拟列入后备干部人选的对象均纳入重点抽查核实范围，“凡提必核”从考察阶段前置到动议阶段，可谓“烈火试真金”。在此核查之下，“带病”干部自然被挡在了晋升门外，为干部考察选任注入了“预防针”，带上了“紧箍咒”，更为党选拔培养干部把好了“体检”第一关。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2016年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抓住了我国的国情、社情和党情，为从严治吏开出了一副具有中国特色的“独家药方”。相信，在此新规之下，中国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特病必将药到病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必将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