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学派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哲学流派，其创始人为边沁。边沁之前，英国并不乏培根和霍布斯这样伟大的哲学家，但在寻求合作者和追随者方面，却从来没人取得如此成功。

功利主义哲学的吸引力

功利主义学派也是迄今为止哲学史上唯一以法律作为关注重心的学说。从人趋乐避苦这一经验事实出发，该学派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应该成为法律、公共政策甚至个人行为的终极指南。在批判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学说的过程中，功利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正是在功利主义和继之而起的法律实证主义批评之下，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学说失去了长久以来的统治地位，功利主义学说成为19世纪以来主流的政治与法律哲学，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

功利主义哲学的吸引力来源于如下三个特征:实践性、对结果的关注和对平等的承诺。首先，该学说建立在效用计算的基础之上，认为一项行动正当与否取决于其是否符合效用标准，即能否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快乐、好处、幸福或防止利益相关者遭受痛苦、损害、不幸。这样一来，有关行为与制度评价的复杂的价值判断问题被转化为一种科学的算术。与那种依赖于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和可疑的形而上学前提的哲学相比，功利主义学说更具有实证精神。其次，作为一种结果论的哲学，功利主义关注人的“现世”幸福，主张行为要从结果上评价，反对擅断和没有任何依据的禁令，更符合启蒙以来的理性氛围。再次，在现代社会，任何一种政治理论必须在平等待人方面得到证明。边沁主张，在进行计算时，“每个人只能算一个，没有人可以算更多”，在功利主义的价值序列中，平等对于自由具有优先性。功利主义者反对奴隶制、主张妇女解放、关心动物福利、呼吁全球性伦理，都是平等待人逻辑链条的延伸。

批评与回应

上述特征是功利主义得以成功的关键，也成为其饱受批评的焦点所在。在回应批评的过程中，功利主义内部也出现了分歧。

早期批判是从功利主义关于效用的定义开始的。边沁主张，快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量的不同，被批评者斥为“猪的哲学”。对此，密尔区分了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批评者进而否认功利主义在实践上的可能性，指出这样一来快乐是难以估算、不可通约和难以加总的。为了回应这类指责，功利主义者用“偏好的满足”来代替关于效用的享乐主义解释。偏好理论的优势在于，它与现实的联系更紧密，陷入专断的风险更低，也更容易被度量;但新的问题是，因为偏好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社会生活中错误的偏好比比皆是，并且会出现所谓“适应性偏好”的问题——因为值得追求的目标难以实现而逐渐放弃对目标的期望。功利主义者进一步辩解说，只有在由“有理据的偏好”构成的“客观列表”中出现的项目才能成为计算的对象。客观列表理论部分回应了上述批评，但功利主义学说简单明晰的特点也因此受到伤害，效用标准的基础地位发生了动摇。事实上，针对功利主义实践性的批评并不是致命的，确定性问题是一切面向实践的哲学都会遇到的。与那些“只要正义安然无恙，管它天崩地裂”的理论相比，功利主义已经提供了更好的说明。

作为一种结果论加福利主义的哲学，功利主义以效用最大化作为其目标。批评者认为，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功利主义者被迫做非正义或不合理的事情:比如为了挽救多个正在等待器官移植以活命的患者，医生需要谋杀一个无辜病人以提供器官;警察需要折磨一个意欲发动恐怖袭击的暴徒之子，以让他道出实情;富裕的市民应该将自己大部分财产捐给慈善机构，以帮助比自己贫穷的人，因为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等量财富在穷人那里会产生更多的快乐;在奥运会等赛事中，小国选手应该故意输掉比赛、让有更多国民的大国选手获胜，因为那会产生更多的快乐。在这四个例子当中，前两个有违我们关于正义的直觉，后两个要求显然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它给我们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为了回应这两类批评，当代部分功利主义者主张，功利主义是正当性标准而非决策程序，支持一种间接的功利主义。这样，功利主义内部出现了间接功利主义与直接功利主义之分。另一部分功利主义者则主张功利标准的评价对象是规则而非行为，功利主义者需要做的是遵守按照功利原理或由常识道德构建的规则，并由此出现了规则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的分疏。然而，正当程序和决策标准的区分并非泾渭分明，规则功利主义最终难以避免滑向行为功利主义，这两种辩护策略并不成功。

功利主义的平等观同样受到质疑。批评者指出，功利主义对人平等观照的理想要么难以实现，要么会导致不平等的后果，这两种后果都是一种融贯的哲学难以接受的。从平等待人的理念出发，功利主义者赋予所有同等强度的偏好同样的权重，“歧视性的偏好”——不希望别人占有与自己同等的资源和机会的偏好——虽然是没有理据的，但仍然会产生效用，将这类偏好排除在外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另外，没有证据表明资源和财富的平等分配会产生最大的效用，效用最大化的结果论要求可能会支持某种对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或者是剧烈的再分配。在现代社会，平等待人首先是对人的平等保护，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导致的这种后果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因而功利主义对人的平等观照和效用最大化在逻辑上是难以共存的。这种批评指向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若不能做出有效回应，对功利主义哲学而言就是致命的。

改革哲学的时代转换

当代功利主义者对来自反对阵营的批评难以招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时代背景的转换，一切哲学都有其历史使命，功利主义是改革时代的哲学。以功利主义为武器，边沁对旨在维护“邪恶利益”的英国的法律与制度展开了激烈的攻击，提出了激进的改革方案，其改革主张在其死后大多得以实现，证明了功利主义是一种有效的哲学。密尔时代，英国政治与法律有了很大的改观，密尔开始为“少数人的自由”辩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则是在“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基础之上展开的，一个按照功利原理改造过的社会，是他写作时不言而喻的背景。其次，构建宏大的哲学体系是边沁时代哲学的梦想。受此影响，边沁容不得私域的道德哲学与公域的政治法律哲学出现丝毫脱节，认为功利原理是评价一切行为的最终标准，并把功利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和法律哲学来对待。边沁之后，功利主义主要作为一种伦理学被辩护。密尔主要在个人行为规范的视角下为功利主义辩护，至西季威克，综合的功利主义彻底沦为一种伦理学。罗尔斯对西季威克版本的功利主义发动了致命攻击，功利主义大厦就此坍塌。当代功利主义者通过改变功利主义的适用方式、区分决策程序和正当性标准所做的尝试，除了制造内部分歧外，并没有对批评做出有效回应。

一种有效的策略是，回到边沁，缩减功利主义的适用范围，把功利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与法律哲学来对待。作为一种政治与法律哲学，功利主义划定了公域与私域的界限，“歧视性的偏好”被排除在外，私有财产受宪法和法律保护，每个人都有基于宪法和法律的“平等份额”的“社会益品”，对人的平等观照和效用最大化是可以共存的。关于效用最大化会导致的非正义后果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这样做侵犯了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而这些权利正是功利主义的宪法致力于维护的;关于效用最大化会导致不合理后果的一类问题，由于它们纯属于私域，并不会给作为一种公共哲学的功利主义造成困扰。这样一来，对功利主义原则性的批评并不成立。

功利主义是一种改革哲学，是边沁及其追随者揭露当时英国少数特权者和既得利益者“邪恶利益”的理论武器;建立在经验和实践基础之上的效用标准，是正当性权利的有效识别工具。当下，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法治理念在治国理政层面上已经达成共识，作为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追求的实践性哲学，功利主义可以为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某种有益的参考。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