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城市安全放在第一位，把安全工作落实到城市工作和城市发展各个环节、各个领域。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城市重特大事故表明传统粗放式、经验式的城市危机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风险社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城市安全发展的内在要求，亟需提升城市危机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转变粗放式的危机管理理念。首先，要变事后“救火”为重视事前风险防范。政府和公众都要树立正确的现代风险意识，主动预防，尽量避免和减少“可能会”发生的风险向其实践性后果——危机事件的转化。其次，变政府“包揽”为合作治理。风险社会下，政府的有限性与风险的复杂性、扩展性和变异性使得政府单方的危机管理模式捉襟见肘。因此，要改变以往政府一元的危机管理模式，构建政府、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合作的危机管理网络。再次，变危机管理为危机“治理”。危机管理是基于客体的减少损失和失序，而忽略利益主体的内心需求和满意度。危机治理则是基于主体，尊重各利益主体的安全焦虑，旨在提高公众的安全感知和主观满意度的治理理念。

践行精细化的管理方式和方法。政策制定科学化。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城市危机管理政策的出台。当前，许多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尤其是关系公众利益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问题，如各类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出现根本原因就是政策、制度不到位，不科学，这也是当前我国危机管理精细化转型的重点和难点。应急指挥规范化。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指挥。高级别应急响应启动，出现多层级政府共同应对时，按照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各层级政府在各自所辖区域内负责指挥。上级政府并不接替属地政府的指挥权，而主要负责协调应急资源，保障属地政府应急处置的需要。预案制定精细化。首先，对于常规的危机类型，要建立标准化的应对流程图。对于难以预测的非常规风险，可借鉴FEMA提出的“情景—任务—能力”模式，针对城市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灾害或灾难场景进行情景构建，在此基础上制定城市通用性强的应急预案，以明确各部门、单位在非常规突发情境下的职责以及协调机制。其次，提高城市的应急恢复弹性。通过应急预案的编制、演练、培训等一系列过程逐步形成一套标准的城市应急管理组织架构和响应模式，这种组织架构和响应模式不依赖于具体的灾害类型。因此，当超出了应急预案所预估的应急场景时，城市的应急体系可以灵活调整，以适应未来高度不确定的风险，使得城市具备良好的应急恢复弹性，这是未来应急预案发展和完善的方向。

推进现代新技术在危机管理中的深度应用。事前提升危机监测与预警水平。基于大数据平台，采用模拟计算、历史统计和经验分析等手段对本区域的各类风险源进行风险评估，并运用物联网等技术对重大风险源进行动态监测与精准预警。事中提升智能化危机决策水平。将具有突出决策分析功能的风险雷达、云计算、智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作为硬件系统的后台，构建城市完善的应急决策支持系统，实现智能化辅助决策。利用射频标识、实时监控等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术，逐步实现城市应急物资储备与应急资源调度的全方位动态智能管理。此外，借助于大数据强大的数据抓取和关联分析能力，可以提前预判，有效控制和降低次生灾害发生的概率。事后提升评估与学习能力。通过大数据平台对危机处置过程中的数据进行精确分析，发现应急流程、应急预案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刻反思和总结，有针对性地修订预案，完善制度。

以法治保障危机管理精细化的执行。立法要精细化。每一次事故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总结的经验，要及时汇入立法条文中，形成具体规定与操作程序，最终要落脚到具体执行的层面，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执行始终在法治的层面上。例如，针对我国城市缺乏电梯安全管理相关立法，导致事故发生后追责乏力的现状，武汉市首部电梯安全管理办法自2016年3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全面界定了武汉电梯生产使用管理中的权责，从立法层面回应电梯生产、使用中的各种突出矛盾，在城市电梯安全管理立法精细化上做了表率。危机管理队伍专业化。危机管理精细化的执行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队伍作保障。国家层面要考虑提高危机管理人员准入门槛，探索实行危机管理从业资格制度，已经取得资格的从业人员要定期参加培训。高度重视应急管理人才培养工作，有效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党校系统、专业部门及社会力量的应急培训资源对应急专业队伍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提高应急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日常监督协同化。政府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强协调和沟通，提高协同监管能力。要细化不同职能部门的职责，建立部门间常态化的信息沟通渠道，定期互通安全风险信息，打通制约信息横向流动的各种障碍，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形成系统化的监管合力。其次，充分发挥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的日常监督作用。构建有序、高效、顺畅、多元的安全监管和共同治理体系，厘清各主体的相互关系和权责边界，充分动员和吸纳社会组织、媒体和公众积极参与安全监督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