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共 4页 人民法院报/2020年/12月/25日/第 006版 法律之声 学术志业与人生理想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贾宇 刑法学是以研究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为对象的科学，而犯罪是人的有意识、有意志的行为。古 今中外的刑法，历来以惩罚故意犯罪为本体,以惩罚过失犯罪为例外,所以犯罪论的一切问题,几乎 都无法抛开犯罪故意的存否而展开,刑罚论的一切问题,也几乎都不能不以犯罪故意为本体的罪过 论作为建构其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石。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犯罪故意论的研究，可以说真正具有基 础理论研究的意义。本书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对于我国刑法典和刑法学通说中的犯罪故 意概念进行了全面批判,否定犯罪故意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认识，首次提出“希望故意、容忍故意、 放任故意”的分类法，首次提出“行为故意和结果故意”的分类法,首创容忍故意概念,主张在犯 罪故意概念中引入违法性认识、行为故意、容忍故意等要件,进而提出了犯罪故意概念的新架构。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学术为志业，研究经世济民之道，是历代读书 人的共识。读书人追求的终极理想有三，即《左传》所云“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唐代 文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阐述：“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 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关中学派大儒张载更是道出被后世誉为“横渠四句”的 读书人志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诸子百家皆以政论宏 文激智扬慧，评古论今，借以喻世。前有贾谊的《过秦论》承先秦之风，后有梁启超的《异哉所 谓国体问题者》收前清之尾。历数尧舜以下，千年以降，纵观兰台，明代的文成公王阳明与清代 的文正公曾国藩，被公认为真正的“三不朽”先生，成为儒家文宗，出将入相，文治武功，冠绝 一时。更多的读书人虽未能风云际会、鱼跃化龙，但多自存风骨，修身养性，专注治学，继承学 统，延续文脉。 在我看来，所谓学术，就是以专业的角度研究实际问题，以专业的语言表达独立思考。法律 的学术研究，实际上也就是指以法律的学科思维去分析法律现象，并以法言法语表达有关法律的 思考。所不同的是，相比较于文学、哲学、史学等人文科学，法学更强调经世致用，是实践之学。 法学研究应以“问题意识”为前提，以“解决问题”为追求。刑法学作为一门理论研究深度和应 用精准程度都很高的法学学科，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应关注实践、解释文本、服务社会。文以载道， 经世济民、安邦治国应作为刑法学人心系天下、胸怀四海的人生理想。 学术本无际域疆界之分别，但学者却有地域乡土之情结。学术研究作为一项主观性较强的智 力劳动，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不仅仅是学者理性思考和智力创造的客观描述，更是其内在学术兴致 和学术情绪的自然表达。可以说，学者对某一课题的钟情，不仅受到研究方向和专业知识的牵系， 也会受到个人兴趣和心理情结的影响。为世人所熟知的，有费孝通的“乡土情结”和李约瑟的“中 国情结”。学者本身的地域情结，在客观上常常会造成学术研究上的某种特色，形成不同的学脉 派系。 在法学界，也存在着为人们所深深眷依的历史情结和地域情结。 在我研习法律的过程中，就深受西北法学和珞珈法学的知识培育和思想滋养。今天的西北地 区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具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西北地区的法律学人延承了 周秦汉唐以来的治学文风，纯朴豪放而又严谨执著，刚烈的学人性格与刚性的法律品格形成天然 的契合。清代的“陕派律学”作为传统律学的集大成者，经过薛允升、赵舒翘、吉同钧等律学家 的薪火相传，在务实、求实并密切关注法律实践与改革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风格和成就，极大地 推动了司法文明的发展，是值得珍视的中国古代法文化遗产。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法制实践 第 2 页 共 4页 中创新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在人民司法审判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地区的 几代法律学人兢兢业业、甘于寂寞，献身于祖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事业，在夏商西周法制史与陕 甘宁边区法制史、刑法学与反恐怖主义问题、“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中 处于领先地位，创造了具有西北特色的学术气象，繁荣了祖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事业。 在中部重镇湖北武汉，由著名法学家王世杰、周鲠生等任武汉大学校长始，广揽名师英才齐 聚珞珈山，珞珈法学横空出世，在中国近现代法治进程的许多关键节点留下了里程碑式的足迹。 从民国至当下，虽经抗战西迁、“文革”停办，但珞珈法学之学脉不辍不绝，弦歌不断。在韩德 培、姚梅镇、马克昌等老一辈法学大师的带领和感召下，诞生了一大批“以学术为志业”的法学 名家，且传承有序；产出了一大批传世的经典之作，仍回响不绝。特别是韩德培先生和马克昌先 生所强调和倡导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风格，铸造了武汉大学法学学科在法学理论界的重镇 地位，也进一步促使珞珈法学形成厚重大气、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成为特色鲜明的 学术共同体。 因缘际会，造化惠人。作为不同时期与西北法学和珞珈法学都具有学术渊源的法律学人，能 够有幸与诸多前辈老师和同代学者孜孜矻矻，共同努力，勠力同心，勖行法治，备感荣焉。1979 年至 1986年，我在西北政法学院（2006年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攻读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 之后毕业留校任教。在读期间，周柏森教授、解士彬教授等专业导师和赵馥洁教授等任课老师悉 心指导和栽培关照，助我养成了实务导向、问题导向的研究风格，至今受益。 1992 年至 1995 年，我在武汉大学法学院追随马克昌先生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先生宽厚，心 系学门，言传身教，弘扬师道。因我去武大读博时已在西北政法学院取得副教授职称，武大刑法 学当时师资力量不足，所以在读期间我身兼师、生二职，除了完成学业，还为本科生、硕士研究 生讲授中国刑法学和国际刑法学。蒙恩师马克昌先生不弃，毕业后曾竭力邀我留任武大，所以又 延宕一年，终因西北政法学院不同意调动而未果。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武大法学院聘我为刑 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所以，虽身在西北，但我也一直以珞珈学人自许。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学术谱系上的第二代刑法学者，我有幸亲身参与到共和国的法学教育和法 治建设之中，见证其繁荣发展。作为一名教师，在个人学术生涯中，时刻不忘提醒自己，也时时 告诫我的学生们：法学研究，尤其是刑法学研究，绝不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