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 要求 王一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强调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 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中等收入人群是社会 和谐稳定的基石，是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橄榄型”社会结 构的基础。我们要充分认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意义，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 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途径，通过深化改革为扩大中等收入 群体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有多方面原因 　　中等收入群体通常是指一个经济体中收入达到中等水 平、生活较为宽裕的群体。这个群体具有较为稳定的收入 ，较强的消费能力，受过良好的教育，多从事专业性较强 的工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依托力量。国际上对中等 收入群体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用得比较多的是世界银行 “家庭人均每天支出10~100美元”的标准。按此计算，我 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重约为五分之一左右，不仅大 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明显低于这些国家与我国处在相 同发展阶段时的水平。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有所处 发展阶段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受到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的 影响。 　　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刚迈入工业化中后期，生产活动 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服务业刚刚超过第二 产业，但知识和技术含量高的专业服务业比重偏低，导致 劳动收入相对于资本报酬偏低。同时，高质量人力资本比 重偏低，也影响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虽然我国高等教 育招生规模逐年扩大，现在每年已超过750万人，但由于人 口基数大，总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比重仍然很低 ，2014年我国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仅为11.5%，远 低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从发展方式看，长期以来依靠要素驱动的粗放型增长 ，重投资轻消费、重物质资本轻人力资本，初次收入分配 中劳动者份额和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仍然偏低。近年来 ，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跨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年龄人口下 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初次分配中的劳动 者份额有所提高，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影响了中等收入人 群的壮大。 　　从体制政策看，我国要素市场发育仍然滞后，要素流 动和优化配置受到制约。劳动力在城乡、区域、行业间流 动还存在各种显性和隐性障碍，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进程缓慢，难以获得与户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务及教育 、就业和升迁机会，抑制了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农村土 地改革滞后使得土地缺乏流动性，导致农民的土地权益难 以有效转化为实际收入。资本市场仍不完善，实际利率水 平长期受到压制，导致大量中低收入居民的储蓄通过低利 率间接补贴给了低效率企业和部分高收入人群，形成逆向 转移支付。 　　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到能否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任务，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关系到能否转方式调结 构，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我们应站在经济社会 发展战略的高度，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居民收入 和消费能力，推动国内市场规模扩大和层次提升；着力提 升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促进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 ，形成经济持续发展新动力。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转方式调结构互为促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年均10%左右的高速 增长，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 ，2015年人均GDP已接近8000美元，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行列。与进入这一阶段的大多数经济体一样，伴随人均 GDP水平的提高，我国进入了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 痛期和发展动力转换期，经济增速从高速进入中高速，经 济结构矛盾凸显，主要依靠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式动力减弱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转方式调结构 则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途径。 　　第一，进入经济新常态，我国产业结构层次低、主要 依靠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矛盾逐步显现。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有利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提升劳动者素 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传统的人口红 利逐步消失。2012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下 降，当年净减少205万人，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分别减 少244万人、371万人和487万人，累计已减少1000万人左右 。劳动力供需形势变化推动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国际金 融危机以来，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 长13.2%，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3.5%，高于同期劳动生产 率（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1.1%的水平。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力低成本要素比较优势将明 显弱化，这就要求通过教育培训和人力资本投资，使劳动 力素质提升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大幅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