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深化各领域对外开放程度 吴英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大家好，主要讲落实“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深化各领域对外开放程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作为岁末最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 ，各方面都十分关心中央对即将过去的一年经济运行成绩和政策效果的评价，也更加关注中央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对2017年经济工作如何定位、政策取向如何指向、经济工作着力点如 何布局。为了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需要认真研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分析把握其中的 政策内涵与要义。 在本次经济工作会议中，“有重点地推动对外开放”成为本次会议提出的五大关键性改革任 务之一。 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拓宽了我国对外开放的领域和发展空间，近年进出口总额、利用外资 金额不断迈上新台阶。但是，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加工贸易层次较低、外贸增长方式粗放、 进出口不平衡、贸易摩擦和争端明显增加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继续深化对外开放 水平在本次经济工作会议中被着重提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 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接下来，本文将以本次会议中强调的“一带一路”建设战 略角度出发，具体阐述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扩大我国区域经济、金融服务及文化交 流的对外开放水平。 一、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区域发展 （一）“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际贸易新格局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标志着中国终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新成员。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快速上升，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新形势下，WTO贸易框架日渐式微，WTO“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和“制定 多边贸易规则”的职能名存实亡。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抛开WTO，加快区域性多边和双边 贸易与投资谈判。 美国推出“两洋战略”：2007年与韩国签署《美韩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在太平洋地区大 力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2013年与欧洲启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 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 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和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签署。美、欧、 日的“另起炉灶”意在重塑全球贸易新规则，抑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上升。为 赢得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主动地位，我国顺应国际贸易规则多元化的趋势，积极主动发起和参 与区域性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谈判。 2008年我国启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2012年启动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2013年与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等15个国家和地区开启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RECP)谈判，2014年与东盟开启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讲演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 ”构想。10月3日，习主席在印尼国会演讲时又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概念。2013年11月 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扩大内陆延边开放”如此表述：“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随后，中央 有关部门就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总体设计和框架方案进行研究部署。 2013年12月14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外交部长王毅共同主持召开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座谈会，将西北地区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东部地区五省（江苏、浙 江、广东、福建、海南）、西南地区四省市区（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纳入“一带一路 ”规划之中。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一带一路”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明确指出：“抓紧规划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出一批重大支 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空间。” 与此同时，24个创始会员国共同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中国出资400亿美元的丝 路基金相继成立，将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融资支持，从而发挥金融合作的引领作用。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开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划 ，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等方面提供了新机遇。 “一带一路”横穿并环绕亚欧大陆，连接东亚经济圈和西欧经济圈，贯通东亚与东南亚、南 亚、中亚、中东、北非、中东欧、西欧等多个经济版块，已被纳入中国大国崛起的战略，并得 到50余国积极响应，正在合力推进。 就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一带一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并行规划为中国优 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就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而言，中国将与亚欧大陆相 关国家合力打造世界上最长、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海上和陆上经济大走廊。“一带一路”概念自 提出以来，经过政府和各界学者的不断补充和完善，已经形成一项涉及经济贸易、政治外交、 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的复合型国家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极大地提升和拓展了既有的多边和双边贸易格局。在地域上，“一带 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与中巴经济走廊、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相连接，整合升级了上海合作组织、 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中日韩自贸区等多边和双边贸易平台。 在方位上，“一带一路”战略东出西进、海陆并举，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又加快了向 西开放步伐，突破了以往“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局限，创造了新的对外贸易投资“蓝海”。 在内涵上，“一带一路”战略在主张消除贸易壁垒的同时倡导投资便利化、多层次性和全方 位性，既坚持要素自由流动、市场深度融合的开放理念，又秉持包容、普惠的合作精神，尊重 各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选择，不推行标准、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设门槛，不限范围，与美、欧 、日等发达经济体推行的高标准、高门槛贸易规则形成鲜明对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 ，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在构建。 从亚太自贸区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在对外经济贸易中无论是从 话语权还是从影响力上都越来越不容忽视，而这也无疑会在对外经济竞争与合作中更好地保证 中国的利益。 （二）“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西南地区经济建设的影响 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历经三个地缘层次，即由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至内陆地区，再 至西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东部地区率先获得快速发展，而中西部作为后发地区 ，其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的差距越来越大。如今，“向西开放”，构建东西双向开放格局，已成 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抉择。 为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实现区域梯度联动、协调发展，我国提出了通 过中西部承接东部转移产业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构想，相继设立十个国家级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积极引导东部沿海企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中西部省份也纷纷改善自身的 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加大承接产业转移的工作力度。但事实上，产业区域转移规模与梯度理 论所预期的水平存在差距。 以纺织业为例，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就开始实施“东锭西移”战略，推动纺织业向 中西部地区转移，然而纺织业的区域转移出现了很强的粘性特征。 从纺织业企业数量和产值来看，东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不降反升，分别由1995年的 70.7%、80.2%上升到2001年的77.2%、81.3%；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虽然因产业转移政策力度的 加大，东部地区的纺织业产值比重有所下降，但2010年仍高达80.4%。“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一局面。 “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了由我国西部地区通向欧洲和中亚地区的主要经济中心路线，长度 为8500-11000千米。通过两条路线，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沿边地区将直接面向广阔的中亚 、欧洲、中东市场，出口潜力无限。 与中国西南周边相邻的东南亚地区和南亚地区，自然资源蕴藏极为丰富，与中国经济合作 的潜力巨大，而印度又是南亚最具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大国，印度国内及国际社会对印度崛起均 有良好预期。 依托对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的地缘经济政治影响，南亚地区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的切入点。南盟是包括西亚的阿富汗及南亚所有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对成员国有着很大的影 响力。南盟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而中国与除印度之外的其他南盟国家 的经济合作基本属于援助型，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有待推进南盟国家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强烈愿望 ，南盟大部分国家希望摆脱南盟“贫穷俱乐部”的形象，力邀中国正式加入南盟，成为南盟正式 成员。 而中国与东盟国家虽然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却存在着明确的行业内分工，经济互补性 依然很强，特别是与中国西南临近的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与中国存在着明显的垂直 分工，经济合作潜力更大。 中国连续数年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3年，中国与东盟 贸易额为4436亿美元，预期到2020年将贸易额增加到1万亿美元，自2013-2020年间双方新增投 资额预期将达1500亿美元。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正在加快谈判进程。 中国西南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与周边国家特别是周边接壤地区相比 ，经济发展上处于领先水平。由于社会经济环境不同和自然禀赋差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合作 潜力巨大。 依据云南、广西等西南周边地区的地缘经济政治优势，以交通沿线为辐射的优势产业群、 城镇体系、口岸体系为依托，建立优势互补、区域分工、共同发展的国际经济走廊，无疑是对 外开放路径的创新。 西南地区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大背景，寻求对外开放新路径，实际上就是建设南方“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实现中国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上共赢和政治上 互信的双重地缘价值。 从地缘经济视角看，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涉及沿线国家与地方的经济合作，几乎不 涉及国家核心利益，而且重点在经济领域，推进阻力不大； 从地缘政治视角分析，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贯通“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以拓展中国地 缘空间，促进沿线国家建立互信机制，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互依托，从而挣脱 某些大国试图制造的中国周边安全困境。 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要以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和货币 流通、民心相通为切入点。这“五通”之中，道路联通是基础。 2014年11月8日，参加北京“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的8个国家领导人一致认为，“互 联互通是时代潮流，也是亚洲国家的共同需要，应覆盖亚洲所有国家，使本地区所有国家和人 民公平受益。”习近平主席在此次会议演讲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应该是基础设施 、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 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这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 系统。”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并开始提供更多的 国际公共产品。 2008年3月，连接东南亚多个国家的曼昆公路（6500公里）通车。2009年，中国决定为“中 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提供100亿美元，支持该区域互联互通及基础设施建设。2012年，中国再 次宣布提供250亿美元信贷。2014年10-11月，由中国主导筹建，22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决定 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还决定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2014年11月，中国政府 提出向东南亚国家提供200亿美元贷款以支持互联互通建设。这一系列举措将为“一带一路”互联 互通提供融资支持，不仅有利于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也将助力全球经济复苏。 云南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和南亚，到达印度洋的最近陆上通道。货物贸易和人员来往，如果 从腾冲县的猴桥口岸出境，可直接到达缅甸密支那，也可再由缅甸密支那进入印度东部，实际 只有300公里路程。多年来，云南一直在推进“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把云南建设成‘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新马，西接缅甸连印巴’的快 捷、便利的国际大通道。” 2014年4月，老挝政府已经通过向中国贷款70亿美元修建中老边境至万象的中老铁路项目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与缅甸铁道运输部先后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和框架性协议，确定了木姐- 皎漂铁路建设的合作原则、合作机制和推进路线图。互联互通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及交通运输的 畅通，而且包括互联网的互联互通。 2014年11月14日，中国联通独家投资建设的中国-缅甸国际陆地光缆工程全线贯通。自中国 云南瑞丽开始，经缅甸木姐、曼德拉、内比都、仰光，一直到其印度洋口岸城市威双，全长近 1500公里，全程建设80×10G传输系统，总投资约5000万美元。这一项目的成功，极大地促进了 西南地区特别是广西、云南与东盟国家的通信联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赋予新内涵 。 广西壮族自治区属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区，优越的地缘环境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 遇。 北部湾经济区是“一带一路”的海陆交叉点，正在悄然成为大西南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北部 湾海上运输从钦州湾出发环绕中南半岛航行，就构成一条“弧形海上走廊”。鉴于北部湾经济区 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唯一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经济区，完全可以设想:以北部湾经济区为 轴心，对内延伸至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区，进而将直辖市重庆和西南重镇成都纳入（连接长 江经济带），构筑“大西南经济合作区”，对外拓展至中国-东盟自贸区，形成相互交错、相互渗 透的三大经济圈。“三大经济圈”不仅带动整个广西，而且将带动大西南外向型经济发展。因此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从而为我国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 （一）金融业对外开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全方位对外开放同样也是金融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必然要 求。要进一步推进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双向开放，要做到以下几点。 2.1金融业对外开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1.1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 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银行、保 险、证券、养老等市场准入。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改进并逐步取消境内外投资额度限制。 提升股票、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有序拓展境外机构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主体范围和规模 ，扩大境内机构境外发行债券的主体类型和地域范围，放宽境外机构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限制 。 建立与国际金融市场相适应的会计准则、监管规则和法律规章，提升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 。深化内地与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金融合作。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参与国家双 向开放、“一带一路”建设。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推动香港金融服务业 向着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开拓我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新局面，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新格 局。 2.1.2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转变外汇管理和使用方式，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放宽企 业和个人外汇管理要求，放宽跨国公司资金境外运作限制。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在境 内市场融资。加强国际收支尤其是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加强审慎管理和反洗钱 、反恐怖融资审查，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完善外汇储备管理制度，多元化运用外汇储备。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 新开发银行建设，发挥丝路基金作用，吸引国际资金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推动 建立多元化的全球融资框架，实现我国金融资产全球布局。 2.1.3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应该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加强宏观经济 政策国际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平衡、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增长。 支持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推 动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向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调整。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公共 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2.1.4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加速金融创新，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放松金融管制，必然导致我国金融市场出现突发 事件和局部危机的频率加大。因此，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 更加重要的位置。金融风险与货币超发、宽裕的流动性、金融监管息息相关。 最近两年，实体经济有效需求不足，金融市场特别是银行大量资金有“脱实向虚”的趋势 ，通过加杠杆方式，从实体经济进入债券市场或其他金融市场，追逐有限的资产，蕴藏着金融 风险。2017年金融市场还可能会出现阶段性波动加剧，这对货币政策的调控形成挑战。为了防 止突发事件演变成影响社会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必须加快建立应对突发事件和局部危机的“熔断 ”应急机制，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 2.2.1货币国际化 目前人民币境外使用环境和基础设施有待改善。首先，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 ，在境外接受程度有限，境外企业和个人无法在所在国开立人民币账户。其次，人民币投资回 流机制不够完善，削弱了境外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意愿。最后，人民币较大规模流通仅限于 周边不发达国家的边境地区，如缅甸、老挝等国家与我国云南接壤的边境地区，使用范围局限 于边民互市、边境小额贸易等，限制了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推进。对此，应积极回应市场需求 ，为境外人民币结算、清算和回流提供便利，推动人民币“走出去”。 具体措施可包括:鼓励和提高人民币在我国进出口贸易结算中的比例;支持和鼓励金融机构 进行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创新，为境内外人民币使用者提供更丰富的人民币投资和风险管 理工具;进一步开放国内债券市场，扩大投资主体范围;在现有的沪港通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证 券市场对外开放; 发挥自贸区的先行先试作用，推动人民币跨境投融资创新;进一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继续完善已经上线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为人民币跨境和离岸资金提供更有效率的清 算、结算服务;继续扩大双边本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