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考古学七十年 发表时间：2019-08-06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孙庆伟 考古学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延伸，是根据古代人类 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近 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 。五四学人对传统史学的反思和对科学上古史的追求，催 生了以田野工作为核心的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但当 时国家衰败，文化凋零，考古学发展举步维艰。伴随着新 中国的建立，中国考古学才真正迎来了学科发展的历史机 遇。概言之，7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三 大发展阶段。  一、建国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构建文化谱系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甲骨文所载的商代 晚期，距今不过3300年左右，而有明确纪年的历史更是晚 至西周王朝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文字记载之前的 漫长“空白”，就需要用考古学的方法来填补。 建国伊始，考古学面临巨大困难，尤其是专业人才极 度匮乏。在当时，全国范围内真正受过考古学专业训练的 不过十几人，与日益急迫的国家考古工作需求极不相称。 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手段，鉴于当时的情形，文化部、 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三方合作于1952-1955年在北大连续 举办了4期考古人员训练班，每期4个月，迅速培养出三百 多名考古人员，几乎遍布全国各个省市，他们当中很多人 成为新中国考古第一批业务骨干，为新中国考古事业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 支持下，北京大学于1952年在历史系开设了新中国高校中 的第一个考古专业，我国考古专业人才培养由此走上了正 轨。 虽然新中国考古事业底子薄、条件差，但中国考古人 高涨的工作热情支撑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掌门人、已故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在回顾新中国考古工作时就强 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扎根田野是中国考古学取得辉 煌成就的两大基石。 中国是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 的文化遗产。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全国各地社会主义建 设的大发展，大量的考古资料被发掘出来，极大地丰富了 人们对我国古代历史的认识。全国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对这 些出土材料的整理，解码“无字天书”，辨识出一个又一个的 考古学文化，迅速而有效地填补了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的 “空白期”。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 生综合大量考古材料，提出了我国史前文化的“区系类型”理 论，指出我国史前时期可以分为六大文化区，分别是：陕 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 、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 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苏秉琦指出，上述六个 大区又可概括成面向内陆(西北)和面向海洋(东南)的两大部 分，每一文化区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区域类型。 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是对新中国考古事业的 一次成果总结和理论升华，标志着考古学“中国学派”的诞生 。按照苏秉琦的理解，所谓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就是指“把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社会历史与民族 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 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提出，标志着 考古学这门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学科，经过中国考古学 者的不懈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中国化”。 一般认为，考古学“中国学派”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第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考 古材料出发，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仔细观察与分析考古现 象所呈现出的矛盾，具体地研究中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所 反映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 内容的社会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 第二是在科学发掘基础上，运用由中国学者所发展了 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 文化的发展过程，通过考察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 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研究这 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 ； 第三是这种研究，以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作为目的，对 促进人民群众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 、国际主义和民族团结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考古学“中国学派”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面旗帜，在此大旗 的指引下，中国考古学进入到古史重建阶段。  二、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重建中国古史 晚清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史 学家提倡“史学革命”。一方面，他们不满足于全盘接受史籍 记载而落入“泥古”的泥淖，但与此同时，因为长期浸润于传 统史学，对旧有的古史体系又难以割舍。考古学的输入 ，让梁启超等人看到了重建古史的希望，当他发现“欧洲考 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时，不仅憧憬效仿西人，希望 有朝一日国人也能够借助考古手段“以考中国有史以前古史 ”。 梁启超的愿望要在数十年之后方才实现。20世纪80年 代，苏秉琦在提出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同时，也对考古学的 学科使命和历史任务进行了深入思考。苏秉琦认为，建立 新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目的就是要通过它来阐明中国 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并以它为骨干来复原中国历史的真 实轮廓。 苏秉琦对古史重建的呼吁，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 必然结果。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 考古学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出土资料，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学 文化谱系和年代框架也基本建立。但是，考古学研究的对 象是具体的遗址、遗迹和遗物，这些古代物质遗存无疑具 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但在性质上它们只是历史的素材，而 不是历史本身，依靠考古文化序列编排出的年表也不等于 历史。换句话说，历史不是考古资料的罗列堆砌，历史撰 述也不是考古发掘报告的简单汇总。 在重建古史的大业中，上古史的重建工作尤为紧迫。 面对这一重大学科使命，苏秉琦再一次带领中国考古学者 创造了辉煌，亲自主持编写了多卷本《中国通史》的“远古 时代”卷。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用考古材料书写的古史 ，文化谱系、手工业、农业、建筑形态、居住方式、埋葬 习俗以及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