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有“朝阳群众”“西城大妈”？ 白宇 李枫 朱紫阳 牛镛 2019年10月28日 2000多万人的首都北京，有着两大响当当的“神秘组织 ”，声名远播、屡建奇功。 从中轴线往东看，“朝阳群众”举报犯罪、排查隐患，耳 聪目明、正义感爆棚，被网友戏称为“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 组织”；往西看，“西城大妈”为民服务、邻里守望，成为西 城志愿服务的金字品牌。 重大活动中，他们走上街头巷尾，放哨站岗，红马甲 、红袖标、红帽子是标志性的“三红”；日常生活中，他们的 身影随处可见，就在我们的身边。 今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庆祝活动上，他们 列队“当家作主”方阵，舞动红绸，绽放热情和自信的光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视察北京时，专门提到了“朝阳 群众”“西城大妈”。他说：“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管，光靠 政府力量不够。北京有自己的好传统，如‘朝阳群众’‘西城 大妈’，哪里多一些红袖章，哪里就多一份安全、多一份安 心。” 警力有限 民力无限 他们，是群防群治的一张鲜亮名片 “朝阳群众”其实早在1974年，就“干”过“一票”大的。组 织起来的民兵，与公安一起抓获了国外间谍，抓获间谍的 地点就在朝阳区太阳宫地区。 2013年8月，“朝阳群众”因举报微博红人嫖娼正式“出道 ”。2014年开始，“朝阳群众”频繁出现，举报多名网络大 V、明星艺人嫖娼、吸毒，并被警方抓获。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是这么解释的：“‘朝阳群众’很 神秘，因为警方会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因此就不要刨根问 底了；‘朝阳群众’很可爱，因为他们嫉恶如仇，耳聪目明 ；警方工作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配合，不论是案件线索收 集还是交通、消防、治安隐患排查，大家都可以来做‘朝阳 群众’。” “朝阳群众”很神秘也很真实。据朝阳警方统计，截至目 前，朝阳区共有各类群防群治力量23万余人。2017年3月 31日，“朝阳群众APP”正式上线，提供举报违法犯罪线索的 “掌上”途径、搭建起“智慧公安”服务群众的互动平台。 “警力有限，民力无限，推动城市发展和社区治理还是 要以群众为根本，要依靠‘朝阳群众’”。北京市朝阳区朝外 大街派出所所长秦东冉对人民网记者表示，“因为‘朝阳群众 ’是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群体，涉及各行各业。警方破获的 很多案件，都是通过他们提供的线索，才得以解决的。” “西城大妈”是北京西城平安志愿者的代称，是西城区群 防群治的名片。“西城大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小脚侦缉队”，指的是当时北京大街小巷热心治安监 督的“小脚老太太”。如今的“西城大妈”成了西城区的志愿服 务品牌。 66岁的柳素霞，是“西城大妈”的原型人物。柳大妈作为 垃圾分类指导员已经有7个年头，在这7年当中，有过心酸 ，有过家人的不理解，但她并没有放弃。柳大妈每天早上 6点起床，给孙子做完早点后，就来到垃圾桶旁边分类处理 垃圾。由于胡同比较狭窄，垃圾回收车不能开进来，柳大 妈每次都会将分好类的垃圾桶推到马路旁边，等待垃圾回 收车的到来。 根据西城区综治办数据，截至2018年，“西城大妈”人数 已达81885人，积极参与平安西城建设的各类群防群治力量 超10万人，特色团队1452个。 北京市西城区西交民巷社区党委书记谭道亮表示， “西 城大妈”模式，就是通过发动个人力量参与到社会建设中 ，让每个人都投入到对社区的建设当中，最终达到共建共 治共享的目的。 顶层设计 红色传承 他们，是源自人民的一支群体力量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忘人 民，坚持人民立场。另一方面，中国的老百姓也拥有爱党 爱国家的情怀，愿意为国家、为人民、为社区付出努力 ，加之中国人骨子里的热情、‘街坊邻里情’等思想传承。因 此，‘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的产生并不是偶然，它根植于中 国传统文化，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具体体现。” 重庆市委党校副教育长、教务处处长，教授周 学馨对人民网记者表示。 其实早在1939年，为了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抗战力量 ，党中央就作出了《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这是党 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群众工作的决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 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群防群治”的社会治安管理思路。 1963年，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 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 安好”的“枫桥经验”，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枫桥经验”推 向全国。 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枫桥经验”不断发展，分别在就 地改造流窜犯、对违法失足青少年进行帮教等方面，形成 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枫桥新经验。 时至今日，新时代“枫桥经验”贯穿“以人为本”“和谐社 会建设”理念。推动居民自治，倡导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 我约束、自我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坚持完善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 体制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这种新的社会治理体制，与传统 的社会治理体制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强调社会治理的主体 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政府、社会、公众要各归其位 、各担其责。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 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 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在重庆九龙坡区金凤镇，有这么一群“老杨群工”，可以 看成重庆版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他们是由金凤镇综治 办工作的杨永根在2015年正式创建。一开始工作站只有几 个人，经过4年的不断发展，目前组建了1000多名老杨群工 的服务队伍，培育和发展了一群“小杨”。“小杨”们来自城市 乡镇的各个行业、人群，包含了政府工作人员、社区志愿 者、律师、退休党员等。 重庆市政法委结合新时代“枫桥经验”，助力“老杨群工 ”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整合民情民意、综治调解和基层群 工力量，搭建线上线下双向服务平台，织就镇、村、社三 级联动“站室点”，形成“大政法、大群工、大民生、大党建 、大和谐”格局，塑造“老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