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现代化事业的百年历程与经验 作者：钟慧容 刘同舫 摘要：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对现代化道路的 艰辛探索已走过百年历程，回顾和总结其独特的历史性经 验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既遵循世界现代化 的普遍规律，又以具体的思维方式和实践理路应对中国面 临的特殊问题，体现为对世界现代化传承与超越的中国式 道路；既立足于现实国情，又依据中国人民的意志进行道 路的主体性选择和创造性发展，实现了现代化战略的阶段 性推进。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变革和所创造的“奇迹”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力图克服“资本逻辑”宰制，指向人的 现代化逻辑的根本价值旨趣；超越了“征服自然”模式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图式；打破了“国强必霸 ”的发展定式，实现了和平发展的文明之路。伴随着世界 现代化进入深刻变革期，中国开辟的现代化之路日益展现 出世界历史意义。  追求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 史夙愿。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沧桑百年，是中国现代化 从被动“裹挟”到主动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始终不渝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艰辛历程。现代化发轫 于西方社会，西方现代化道路对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产 生了深远影响，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及其牵引的 中国社会全部领域的历史性巨变已然证明：通向现代化不 止一条道路或一种模式。在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脉络中审视 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百年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始终坚持以 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性为基础来探寻道路的特殊性 ，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谋划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审慎 地推进，是中国现代化实践创造中国“奇迹”的宝贵经验。在 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回顾 和总结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百年历程与经验，有助于进一步 深化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并为仍处于 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后发型国家提供有益借鉴，为助推世 界现代化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一、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性与特殊性  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世界性的，其发展进程具 有普遍规律性特质，但其发展道路具有实现方式的特殊性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规律是事物之间的本质的、稳定的 关系，是事物矛盾运动过程中反复呈现出的某种一般趋势 。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遍性意义 ，能够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提供现实的实践遵循。历史 规律的实现方式是多样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会根据本国 的历史背景、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以及地缘位 置等条件探索本土化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唯有科学认识现实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整个历史进 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刻把握根植于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中 的普遍规律性，进而找到遵循普遍规律的具体的、现实的 发展道路，才能最终达致现代化发展的愿景和目标。 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体现了内在连续性与阶段性、普遍 规律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整体呈现出 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思想文化领域的 理性化以及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共同特征。西方开创的现 代化道路所形成的工业文明、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等核心 要素都直接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向。现代化“后来者”的 非西方国家先后融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尽管在道路模 式、实现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但都遵循着世 界现代化发展共同的内在规律：在物质维度上，由农业社 会转向工业社会；在精神维度上，由传统文化转向现代文 化；在制度维度上，由专制统治转向民主政治。 追求工业化是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工业化的现实 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主要标志。工业革命是以机 器大工业生产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的过程，它既要求实现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技术大革命，也要求实现生产关系 的重大变革。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作用和工业化大生产的需 求驱动下，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基本趋向于走上工业化之路 和进行工业革命的建设方式，与这一方式相伴而生的是资 本生产出新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在西欧取 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引导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到 了崭新的工业文明时代，使得传统农业社会的逐渐解体和 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成发展同时进行，从而开创了世界性的 现代化进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 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1]从动态性的现代化历史看，尽管时代的发展 赋予现代化不同的评判标准，但工业化的发展程度始终处 于核心地位；从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看，作为具有相对独 立性和自我延展性的社会运行体系，工业化逐渐发展成为 能够“统治”新的世界文明的力量和法则。任何国家的现代化 发展水平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同一标准，即工业生产技术 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 现代化的进程不可避免会在精神维度上导致现代文化 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和冲突，从而引发文化的变革。现代化 并非是与传统的彻底“决裂”，而是传统的思想文化在科学和 技术进步中应对现代社会变化需要所做的“调试”。传统文化 “调试”的方向就是由民族性走向世界性。在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观与文明观视域中，全球范围内的物质交换催生了文化 交往的世界性，文化交往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呈现为文明 成果共享和社会实践扩大的必然规律和发展趋势。文化现 代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辩证统一的过程，这要求不同文 化主体发展的民族局限性和片面性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被 不断消解。任何脱离世界普遍交往、无法占有世界文明成 果的自我孤立和文化封闭都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现代化既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也会引发 制度的革新。政治制度在与现代化的共生与互动中走向民 主，这既是经济现代化的上层建筑反映，又对经济现代化 的整体过程发挥着能动的保障作用，体现出世界现代化演 进的必然逻辑和普遍规律。现代化进程中因工业化充分发 展的“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既是 “政党形成的基础”，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2]现代化发 展促生了政党制度等现代政治制度的诞生，以民主、自由 和平等要素支持的民主制度是现代政治发展与进步的内在 要求[3]。世界各国对于民主制度的持续探索深刻影响了世 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与质量。广义的民主制度所体现的是 人类自我解放的普遍性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指向性，它是现 代化发展的历史必然。这种历史必然和普遍规律必将在民 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衍生出多种形态和运行模式，例如 ，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度就是其中的一种版本。制度维度的 现代化要求不断增强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合法性和时代性 ，在保证民主成为现代政治文明核心价值的实践过程中 ，推动制度因素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逐渐与物质和精神因 素相协调，使得现代政治制度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总 体性力量。 无论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蕴含了物质、精神和 制度等层面的规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现代化道路的 一元性。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主体选择性，体现了 发展的多样性。国际上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是否应该接受现 代化这一问题曾经有过长时间的争论，最终形成了共识性 的观点，即后发型国家只有走现代化道路才是根本出路。 正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言，尽管现代化“存在着根植于 体制性的、自我生成的危险”，[4]但“仍然包含着规范的、 令人信服的内涵”，[5]其“并非某种我们已经选择了的东西 ，因此我们就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6]西方国 家的现代化历经数个世纪的发展，基于资本逻辑和工业力 量而具有的优势和弊端愈发凸显，问题的关键是，后发型 国家如何选择现代化道路，如何发挥民族国家自身的能动 性？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后发型国家在融入世界现 代化的同时，如何增强独立性以应对外部现代性的冲击和 挑战？历史事实已经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 不能成为他国复制的模板。现代化如同哈贝马斯所言是“一 项未完成的设计”，[7]不论是其先发地还是后发地，都不可 避免地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并面临多种风险，需要与之相适 应的具体的解决办法。就作为实现人类解放和发展的阶段 性目标而言，现代化主要不是认识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固定 方式，而是伴随现实境遇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展现创 造性力量的动态过程。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共 产党对待现代化的方式不是对先发现代化道路的简单照搬 或全盘否定，而是在遵从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下，将世界现 代化的普世性原则与规律性机制融通至中国具体实际中 ，以具体的思维方式和实践理路应对中国面临的特殊问题 。 在物质层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始终遵循世界现代化 的普遍规律，以工业化发展为核心思路。但中国既没有走 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也没有照搬苏联工业化模式，而是 创造性地走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 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道路，推动中国的经济结构、阶级 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并奠定了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是 不可能被跨越的，因为生产关系是可以逾越的，但生产力 无法逾越，所以现代化建设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正如马 克思所言：“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 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 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 生产力的总量”。[8]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就建立起比较完 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在改革开放后明确提 出优先完成工业现代化的任务；面对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 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主动制定发展方案，着力解决现 代化进程中物质层面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始终以物 质生产为基础，注重对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分析与 现实的生产需要相结合，为中国现代化融入世界历史进程 奠定了现实基础。 在精神层面，针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 模式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社会运行和活动方式的深层、隐 性的传统文化根基，同时面对传统文化模式与现代文化之 间出现的冲突，中华民族开启了中国式的文化现代化建设 之路，为现代化事业得以纵深推进创造了精神条件。中国 共产党人既深刻认识到以文化现代化促进整体现代化的普 遍规律，在文化交往中对自身的价值观念予以塑造与传播 ，在文化建设和交流中坚持将文化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内生 动力，又在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坚持站在社会形态变革的高度对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对待中国 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大胆借鉴 和辨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并“为我所用”的重要性，也 领悟到坚持文化自信和坚守意识形态中国立场的重大意义 。中国现代化建设在批判性汲取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发展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在制度层面，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本国与先发现代化国 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不断追求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为 现代化的发展创造制度条件。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伴 随着彻底的制度革命和深刻的政治变革。中国的现代化体 现出制度制定的自觉性，能够将有限的资源条件集中起来 用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环节，有效地解决了由于社会变 迁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改革是从经济 制度领域开始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各领域都发挥关键性 引领作用。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始终推进社会主 义民主制度建设，不断实现权力运行机制的民主化、法治 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充分实现 ，彰显了中国制度体系的建设与改革对于现代化道路发展 的显著优势。 由此可见，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既具有普遍的规 律性，又具有道路选择的特殊性。中国现代化在“普遍规律 ”和“特殊道路”的统一中，既顺应了世界现代化潮流又保持 了民族性特色。中国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实践 均立足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历史条件，独立自主地 选择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发展路径，立足于中国现代化 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内在性与外在性之间的 矛盾运动，衍生出符合中国发展特点和时代特质的现代化 理论与创造性实践，从而激发出形塑现代中国的磅礴伟力 。 二、中国国情与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推进  现代化作为社会发展的整体变迁和上升运动，其本质 指向现代化发展中“现实的人”的主体性觉醒与发展。现代化 的进程既体现客观规律性，也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客 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它所蕴含的基本尺度是人 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力提升与全面发展。现代化的建设与人 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的现代化程度根本反映了社 会现代化建设的水平。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社会 结构，伴随着社会形态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而不断形 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体选择中，无论是物质层面、 精神文化层面还是制度层面的建设，都不能脱离中国的基 本国情，这是制定现代化战略的总依据。中国现代化发展 的百年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对现实国情的不 断认识和运用中持续推进的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初步开 启、战略奠基、重大转折和全面建设四个阶段。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是中 国现代化事业的初步开启阶段。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既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也是中 国这一时期最基本的国情。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 道路起点的特殊性。在应对世界现代化浪潮中，中华民族 试图在“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现象中把握自身历史变迁 的客观规律，发掘自身存在的现实条件并开始救亡图存的 反复求索。中国各个阶级的有识之士先后发起创办近代军 事工业和兴办民用企业的洋务运动，振兴商务、奖励实业 的维新变法和立宪运动，以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种种 尝试，在器物、制度和文化的层面上对现代化进行了积极 探索，但都未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 进程仍未实质性的开启。“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 ”[9]是极其有限的和局部性的现代化，中国被裹挟至世界历 史进程中，但在近代化过程中，中国并未实现工业化和相 应的市场经济，这一现实背景实际上反映出在中国走西方 现代化道路的虚妄性。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深刻思 考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命运，竭力求索 中国救亡图存的具体路径，历史性地开启了中华民族迈向 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党的一大纲领揭示了帝国主义和中华 民族之间、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毛 泽东在1925年提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 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10]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把握 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意识到“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 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11]中华民 族“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 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12]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这恰中肯綮地从根本上变革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生产关系，从而为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道路。1940年，毛泽 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 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 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 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13]对新中国的构想蕴 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的 把握，以及对现代化内涵的正确认识和合理规划。1949年 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 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难之 际，以科学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为方法论基础，正确认识近 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在革命的推进中开启 了中国现代化的民族进程和接续奋斗的历史探索。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是 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战略奠基阶段。基于经济社会落后的农 业国和工业基础薄弱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建 设“先进的工业国”，并在一切重大措施上注重发挥人民群众 的主体性，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确立了现代化 的发展方向。这一时期的西方现代化仍处在以“工业为主导 、农业为基础”的两极结构为框架的“经典现代性”时代，与 此相对的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鲜明特征的苏 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两种现代化的较量决定着世界 现代化的基本格局。工业化的发展始终是中国孜孜以求的 现代化理想，然而，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面 临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外交、经济、军事上的敌视和封锁 ，中国的现代化学习、借鉴和沿用了苏联的现代化模式 ，试图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中国 现代化发展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由于过多强调重工业 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导致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