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禁徇私:亲戚排队 3 天没买到票 1949 年 8 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 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 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 兴啊！” 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 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 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 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 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 火车。 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 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 两天都没买到。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 “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 政 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 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 了前门东火车站。 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 。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 “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 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 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 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 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 不顶用。” 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 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 听后，满口答应。 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 不 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 东 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 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毛主席识破炒青菜里偷放的鸡汤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曾 48 次下榻东湖宾馆，主席 诗意地称这里是“白云黄鹤的地方”。那么问题来了，在湖北 停留期间，领导人每天吃什么？ 在世人看来，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应是美酒佳肴、山 珍海味，十盘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实，主席的生活十分俭朴 。 平时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 1960 年 5 月，主席到武汉时，随行人员就特别嘱咐“不要 弄肉给主席吃。要不，主席会发脾气的。”原来，当时国家面 临经济困难，主席给自己订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 吃 粮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 7 个月不吃一块猪肉， 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菠菜之类。 有一次，厨师心里实在过不得，灵机一动做了一道“素 菜汤”。他先将母鸡清炖，然后取出鸡肉，再将鸡汤里的油 汁过滤干净，最后将青菜下进汤里。主席吃饭时似乎有所醒 悟，便询问菜汤里怎么有鸡汤味，厨师只能敷衍说是多放了 点味精。 毛主席还发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几乎天天吃。所谓娃 娃菜，其实就是萝卜苗的叶柄烧制而成，连农民都不吃， 因 为它清苦粗糙。主席说，“我就是爱吃它的苦味。”而且还把 这道菜推荐上了国宴。 1960 年，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设国宴招待朝鲜客人， 他向外宾介绍，“这道娃娃菜营养价值很高，中国皇帝也吃娃 娃菜。萝卜在中药书上有名位，叫地阳参，很补人哩……” 其实，主席说的“娃娃菜”，史料无从稽考，倒把在场的好 多人逗笑了。后来，每次国宴，主席都没有忘记娃娃菜。 周总理的十条家训 周恩来和邓颖超 1925 年结婚，但膝下没有亲生子女， 故 此收养了三个干女儿，所认的三个女儿（孙炳文之女孙维世 、孙新世，弟弟周恩寿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来至亲 的朋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总理，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 他 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 同时，三个“女儿”在外面表现如何呢？在自己的亲戚和相识 的友人中，会不会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谋取一些违背原则 的个人私利？为此，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 三个 “女儿”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 ，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 谁要不 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你们每个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 ，便于随时提醒自己。以后我们周家的亲戚朋友来了， 也要 发一份给他们。” 这十条家训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 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 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 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 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 炫耀 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通过这十条家训，周恩来对亲属提出了比他人更严格的 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 职时，周恩来特地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要给周恩寿的干 部级别定低一点儿、工资向低标准靠。邓颖超作为党内元老 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无可非议，但周恩来仍要压低一级，按 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辈周秉德、周秉健 等人在他生前没有额外沾上一点儿的“光”。对于孙维世、孙 新世这对烈士的女儿，周恩来对她们虽然关爱有加，但也 是 严格要求，从不许她们有一点儿特殊。 多年以后，这位开国总理逝世，他的所有亲属，特别是 邓颖超都是严格遵守这十条家训的。邓颖超逝世后，有关报 纸公布了她生前所写的一份遗嘱，其中有两条尤为引人注目 ：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 应 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 志生前就反对的。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 要 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 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 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 我 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 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也很本分，从未以我的 关系 提任何要求和照顾。 修缮西花厅自我批评 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 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 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 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 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 ：“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 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 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 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 响？……” 病危中的呐喊1975 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 来泼污水。9 月 20 日，北京 305 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 ，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 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 1972 年 6 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 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 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 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 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 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 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 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朱德的扁担 1928 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 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 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 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 非 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 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 ， 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 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 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 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朱德 21 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 1956 年 9 月 17 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有这样 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这是朱德身居 高位时严格律己的基本准则，更是他贯彻共产主义信仰的真 实写照。 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他坚决不要元帅 工资，直至他去世的 21 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 跟随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后来回忆说：“委员长从来没有拿 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 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尤其 是在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后，每顿饭也都是三菜一汤，三 盘菜是两素一荤。早上洗脸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总是对服 务人员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滴水、一分钱。自来水不 是自来的，不能浪费。有钱不能乱花，要支援国家建设。” 平时，朱德穿的都是旧衣服，破了补上补丁继续穿。连 床上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打着补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们和 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的时，他总会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 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 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 ！” 1959 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 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 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 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嘛！”后来经过各方面人 员的共同劝说和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 坚持自己出钱。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来往的客人多，亏欠了 50 多 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虽然这是政策允许的，但 朱德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 顾，不愿意让国家多为他花一分钱。最后，朱德坚持和一家 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粮食”的办法把亏欠的粮 食全 部补了回来。 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 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 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 ，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 ，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 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 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 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 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 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近 90 高龄的人了，这样会 吃不消的。”他认真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 作，要革命！”有时孩子们也劝说：“爷爷，你要注意保重身 体啊!”他总是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 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 最后一天。” 刘少奇勤于学习被称为“刘九书柜” 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 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 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 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 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 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 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 题。” 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 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 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 年底，正值抗日 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 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 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 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 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 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 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 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 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 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 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 了。 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 的一种生活状态。 邓小平的“家书” 家书最能体现家风，但是我们好像很少见过邓小平的家 书，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近邓小平的“家书”，看看邓小 平到底写了些啥。 与父母：扔了两个反封建的“炸弹” 1920 年 7 月，16 岁的邓小平怀抱“工业救国”的理想， 离 开了家乡广安，赴法勤工俭学。 初到法国，邓小平频繁与家人通信，讲述自己学习、生 活情况。后来，邓小平在巴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 并在执委会做宣传干事，编辑《赤光》杂志。他既是杂志 的 “油印博士”，也亲自操笔写作辩论文章，宣传共产主义 思想。邓小平还把《赤光》寄回家，将革命的火种传播给万 里 之外的家人。 随着革命实践活动的深入，邓小平的思想发生变化，他 的家书也让保守的家人吃惊起来。据他的弟弟邓垦说，后来 邓小平给家里写过一封长信，扔下了两个“炸弹”：一是要求 退婚，二是自己参加了革命不能回家。据邓小平在莫斯科中 山大学填写的《自传》中回忆：自己一岁时候，父母做主 给 他订了一门娃娃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接连写了若干 封信向父母请求退婚。“不两月后，父亲的回信到了，大骂 我这种行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说：‘倘故意违拗，家 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收到父亲的信后 ，邓小平再次回信，执意退婚，家里只好默认。后来邓小平 的娃 娃亲对象唐氏由邓小平的父母做主，以邓家女儿的身份 出嫁 了。 1925 年底，由于邓小平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法国警 方追捕而辗转奔走，就无法与家人联系了，及至莫斯科，与 家里“简直没有通信了”。1927 年回国后从事地下工作，几次 与叛徒、国民党追捕队擦肩而过，邓小平养成了把事情记在 脑子里、不随便留下字条的习惯。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 他 不再使用本名“邓希贤”，而是改名“邓小平”，自然也不能再 与家人联系。早年邓小平的家书也因为时间迁移、战乱频仍 ，都没有保存下来。 与妻子：“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几十份”1939 年 8 月，时任 129 师政委的邓小平从太行山赴延安 开会，通过战友的介绍认识了卓琳，并于 9 月与卓 琳结了婚。当时很多革命夫妇都是丈夫去根据地、妻子 留在延安， 但卓琳认为这样不像个结婚的样子，要求随军，跟着邓 小平到了前线。战争形势下，这对新人无法厮守，常常是邓 小平 在 129 师师部，卓琳在八路军总部，只有邓小平偶尔回 来开会才能见上一面。邓小平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快言快 语的 卓琳很不适应，而且两地分居，她十分想念自己的丈夫 ，就 提出想让邓小平给她写写信，说说每天做了什么。务实 的邓 小平不解风情，说：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几十 份， 每月寄给你一份吧。卓琳一听，写信的事只好作罢。 后来他们有了孩子。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 解放战争，从大西南再到中央工作，每次邓小平到一个新的 地方，卓琳就带着孩子赶到那里。始终生活在一起，也就不 需要家书了。 2014 年，邓小平诞辰 110 周年时，邓小平家乡四川广安 新建的邓小平缅怀馆公开展出了邓小平写给卓琳的一张字条 ，是一封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书”： 已批准我们同小孩们同住，在原处。孩子们是否全回， 须同他们商量。几天后才动，注意秘密。你既可见到孩子们 ， 就不急于出院，把别的病也治一治。没有抬头没有落款，这是 1976 年 6 月，邓小平移住在 东交民巷时给在 301 医院住院的卓琳写的一张小纸条。 寥寥数语，只有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体会其间的欣喜、 宽慰。 当时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并撤销了一切职务，转移到 东 交民巷 17 号的老宅子里，这既是一种政治处理，也是 保护措施。 原本卓琳也被带来住在一起，但她眼病复发，十分严重， 无奈之下住进了 301。邓小平孤身一人，每天只能在屋里转圈 散步。6 月份，邓小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一个人太孤单 ，想回去和孩子们住。两个星期后，这个请求得到了批 准。 可以回去住，就意味着人身安全无忧，意味着与家人不 再音讯隔绝。邓小平十分高兴，偷偷地给老伴递了 这张纸条。 这是邓小平和卓琳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笔纸 往来，风雨飘 摇与境遇沉浮中，爱人与家庭的温暖支撑着邓小平度过 了人 生的最低潮。这些温暖也是邓小平坚持真理、披荆斩棘 的助 力。 “文革”期间，即使一家人天各一方，甚至下落不明， 邓 小平也没给子女写过家书，以至于他们说：我们从小到大从 未见过父亲写信。鲜为人知的是，他写过十多封为子女求助 的信。 有的信是为孩子们的生活操心。大女儿邓林出生在抗日 战争时期，从小营养不良，老生病，当时还没有结婚。邓小 平做了长期在江西生活的打算，因此提出让邓林离父母近一 些，以便照顾她。在给中央写信汇报情况的时候，邓小平说 ： 邓林即将毕业， 希望将她分配到靠我们近些的地方工作（1970 年 2 月 9 日的信）。 最令邓小平牵挂的是大儿子邓朴方，为此他写了好几封 信。“文革”初，邓朴方被造反派迫害致残，此后一直没有得 到合适的治疗。邓小平十分担心，他写信请求中央能让自己 照顾儿子，说：“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所 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 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1971 年 2 月 3 日的信）此时邓小平 已接近 70 高龄，卓琳也快 60 岁了，照顾一个瘫痪的儿 子其艰难可想而知，但他仍然坚定地请求“把邓朴方送来南昌 ”。 当年邓小平写下这些信，子女们并不知情。2004 年邓小 平诞辰 100 周年时，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展出了部分信件 ，邓朴方才第一次看到真迹，他久久停留在信件前没有离开 。后来他充满深情地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是啊，还有什么能比“父母心”更能概括邓小平的这些 家 书呢？ 与孙辈：“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 邓小平始终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个普通人，他曾说过 ：“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平日里 邓小平和常人一样喜欢和孙辈们在一起，他自己曾不无幽默 地说：“以后如果评奖的话，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我 可以得这个奖。”爱孩子，却从不骄纵孩子，邓小平常常带 着小孩去游泳、散步，勉励他们锻炼好身体，并激励他们 掌 握知识，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之前有人说，1993 年初邓小平给晚辈写了一封信。实际 上，这是一次谈话，没有写信，透露出邓小平对晚辈殷切的 希望。 那天，邓小平把孙子孙女们聚在一起，边聊边说：“对中 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他回忆起自己 在法国的经历，然后说：“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 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 作 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 陈云对家人实行“三不准” 当下的一些贪腐案例显示，不少贪官背后有个贪婪的老 婆， 或者坑爹的子女。 如何避免权力滥用在亲属身上？共和国早期领导人之一 的陈云，对家人实行“三不准”的故事，给所有领导干部 做了 生动的表率。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时任东北局党组织重要领导职务的 陈云，就向亲属子女提出了极为严格的“约法三章”：不准随 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 材 料；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 对于陈云的“三不准”要求，他的亲属子女几十年如一日 ，一丝不苟地认真执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的爱人于若木在中央财政经济委 员会工作，上下班和陈云走的是同一路线，尽管顺路，但她 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从没有搭乘过陈云的小汽车。 他的女儿陈伟华在 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从农村考 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 考虑到教学一线教师紧缺，她在陈云的鼓励下毅然放弃了国家机关的工作岗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当一 名普通的中学教师，直至退休。陈伟华弃政从教的事迹 成为 当时教育界的美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陈伟华忆称，“文革”期间，父亲被下放到江西，在那里 待了 2 年 7 个月，“一家 7 口人分散于全国各地，后来姊姊曾到江西给父亲做饭，照顾他的生活 10 个月”。爸爸对姊 姊说，“你在我这儿 10 个月，没有给国家干事，是为了照顾 我，你不能拿国家的工资”。让姊姊把这 10 个月的工资 全部退给了单位。 陈云写信要求停发接济费 1952 年 11 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 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 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 请你 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 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 家接济。请你们于 12 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 不必 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 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 1952 年 10 月 27 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 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 ）主 任的陈云。 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 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 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 。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 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 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 27 日寄去一信，请于 12 月份起停 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 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 。 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 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 11 月 28 日。 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 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 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 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 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 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 、 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 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 年 4 月，又将陈星接到 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 6 个月 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 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任弼时大喊陈独秀 1927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 ，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 ，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 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 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 ，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 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 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 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 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 ！”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 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 ·一二”政变的出现 ……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 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 的！” 彭德怀摘画像 1949 年 10 月 1 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 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 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 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 。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 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 ，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 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 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 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 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 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 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 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 就举毛 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 烈鼓掌。 彭德怀的“特权” 1940 年 4 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 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 总 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 ，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 “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 ”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 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 ？”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 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 ，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 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 伤病员。 刘伯承独创“重叠待伏”战法同一山沟两次歼灭 日军 1937 年 10 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 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 路军 129 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 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 ，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 测 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 10 月 26 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 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 果不出所料，26 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 在步兵 200 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敌 3 多 ，缴获骡马 300 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 伤亡 10 余人。 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 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 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 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28 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 以 100 余骑兵和 300 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 时许，早已隐 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 一齐 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 和骡马。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 “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 ，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不做“红墙里的贵族 有一天，刘伯承带着子女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才知 道园区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刘伯承正准备返回时，中山陵 的负责干部赶来邀请他们进入参观，但他一口回绝。回家的 路上，刘伯承对子女说：“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 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 事，不能搞特殊化。” 刘伯承还对子女下农村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十分支持。 他经常说，“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 养成资产阶级意识。” 1964 年，刘伯承的小女儿刘弥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读 书，适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大学生需到农村参 加 8 个月的“社教”活动。刘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刘弥群参加 ，并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下农村是好事，不要让人说我们 是‘红墙里的贵族’。” 聂荣臻力排万难带领科技大军造出导弹原子弹 1960 年 8 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 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 ，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 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 P-2 导弹。聂帅亲自 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 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 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 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 能搞好，不能搞坏。” 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 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 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 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1962 年我国自行设计 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 3 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 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 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 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 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叶挺将军宁肯饿肚子也不吃嗟来之食 皖南事变后，叶挺同志被蒋介石羁囚于第六战区长官司 令部所在地——恩施。 叶挺同志囚居恩施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软硬兼施。一面 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派特务以“勤务兵”名义进行监视； 一 面不断指示达官要人，前来游说劝降。叶挺同志大义凛然， 予以痛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是时，国民党第六 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陈诚为了“软化”叶挺同志， 曾亲 以“老同学”之名，馈送奇缺之物，叶挺同志皆拒之不受。 陈诚没办法，只能来硬的，从生活上折磨叶挺同志，日 给两餐，且为发霉之包谷与糙米。郊区杂草丛生，蚊虫成阵 ， 连破旧蚊帐也不给予，迫使叶挺同志只好“赤膊抗蚊疟，睁 眼等天明”（叶挺同志在恩施所赋诗句）。但叶挺同志始终不 为所屈，常以“宁肯饿肚子，也不吃嗟来之食”自励。在艰苦 环境中，他带领独生女开荒种地，饲养猪、兔、鸡、鸭， 以 己之汗水改善生活，没有为五斗米而折断自己硬朗郎的腰。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没有趋炎附势，而是抬头挺胸做一 个真正的人。 先行者李大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 一袭长袍，两撇黑须，目光深邃，态度从容——临刑前， 他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 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这是革命先驱李大钊，定格在人民心中最后的形象 。漫 漫长夜中，他高擎火炬，在旧中国最早播下了马 克思 主义的火种。他将短暂的一生，全部倾注到建立“青春中 国” 的革命伟业中，并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中，淡青色花岗石 纪念碑上这样镌刻着：“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 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为我国开创和 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 的光辉典范。” 1889 年 10 月 29 日，李大钊生于河北乐亭县。1907 年考 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 年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 开 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 年李大钊回国 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 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彼时的中国，正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仁人志士都在思 索，中华民族的路在哪里？中国人民的明天在哪里？ “人生的最高理想，在于求达真理。”1917 年俄国社会主 义革命的胜利，使苦苦探求中国未来道路的李大钊备受鼓 舞 和启发。 位于乐亭县大黑坨村的李大钊故居中，有一把淡黄色的 陈旧藤椅。这把藤椅是李大钊牺牲后，他的夫人赵纫兰从北 京运回故乡的。 在这把藤椅上，李大钊写出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和演说 ，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表达着他在 国家危亡之际的求索与呐喊。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在这把 藤椅 上，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成为我国第一篇系 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 “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在李大钊故居管理处主任 吴瑞彬看来，李大钊的这句话，可以作为他一生的注脚， “李大钊短暂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有一颗强烈 的 爱国之心，他要为这个国家找出一条强国救亡之路”。 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迅速从一个爱国的民 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他开始了“以青 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人 生实践。 1920 年３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 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 年７月，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从此 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 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直到被北洋军阀秘密逮捕直至行刑，李大钊的内心都 有一种强大的动力，使他不惧死亡，安然若素。在监狱时， 李大钊曾和家人见过最后一面，他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文章 中写道：“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 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 这种“伟大的力量”，就是李大钊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对共 产主义的坚定信仰。1927 年４月 28 日临刑前，他对其他 19 位革命者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必将得到光辉的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他生前每月收入 240 银 元，大多用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资助青年学生。为了不让 李家断炊，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 的工资中拿出 50 块大洋，直接交给他的夫人。在他去世后， 家里的财产仅有１块大洋。但他又留给后人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 程……”不久前的一个上午，在李大钊故居中，来自天津市 铁路运输法院的２３名法官、干警正在重温入党誓言。政治 处主任朱健告诉记者，此次参加重温入党宣誓的是近年 来单位新进的大学生，目的就是继承烈士的遗志，保持共产 党的 初心。 一名在李大钊纪念馆参观的党员说，95 年过去了，先驱 大钊前仆，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后继。大钊先生的精神，有后 来者传承；大钊先生强国富民的期盼，有后来者完成！ 高瞻远瞩：瞿秋白起草《文件处置办法》 中央档案馆内，珍藏着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瞿秋白 1931 年的一份手稿——《文件处置办法》。起草该 文 件４年后，年仅 36 岁的瞿秋白慷慨就义。这份中共最 早的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规定，对党的历史文献的管理保存 发挥 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 这份《文件处置办法》共７条，规定了档案分类整理、 编目、留存、销毁的原则与方法，资料的收集、保管等内容 。 在起草件末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总注：如可能， 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 ），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瞿 秋白特别在“将来”两字旁打了着重圈点，表明他在起草文件 时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信心。 1899 年１月 29 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1917 年秋 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极大的热 情投入北京爱国学生运动。1920 年秋，瞿秋白以记者身份赴 苏俄实地采访，两年时间里，撰写了数十篇通讯和著作，以 自己的亲见亲闻，客观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状况 。1921 年５月，他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联共（布） 党组织，1922 年 2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 １ 回国后，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 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 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23 年６月 15 日， 《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首次发表了他译配的中文版《国 际歌》，法文“国际”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一直沿用到 今天。同年７月，他和邓中夏等一起筹办上海大学，任教务 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 了一大批人才。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走过了短暂又辉煌的一生。 1927 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委员、常委，主持党中央工作。1928 年６月 18 日至７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瞿 秋白和周恩来等主持了大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六大 结束 后，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 年 ８月回到上海，随后再次主持党中央工作。1931 年１月，在 被王明错误打击、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在白色恐怖笼罩的 上海参加 领导文委和左联的工作，并翻译列宁著作，与鲁迅 建立了深 厚的友谊。鲁迅曾书赠瞿秋白联语：人生得一知己 足矣，斯 世当以同怀视之。 随着上海地下斗争日益残酷，1930 年 4 月《中共中央对 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强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 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文件 保管处保存”。1930 年 9 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文件保管 处已经集中了 20 余箱文件、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 档案库就此建立（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 1931 年初，周恩来到中央秘书处视察工作并查用文件。 在视察中发现该处内储藏的文件、资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 当即指出“文件材料应分条理细，进行分类整理”，并对陪同 的中央秘书处负责人说：“在文件整理方面，你们可以找阿秋 （瞿秋白）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瞿秋白欣然同意，很快起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处 置办法》。 起草过程中，瞿秋白提出，要对所有文件“切记注明年 月日，愈详愈好”。中央及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 保管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地方，同时当然 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 一本分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 见到起草件后，周恩来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 ”。这一《文件处置办法》成为中共第一个档案文件管 理制 度，由中央文库最先执行。《办法》的实施使得大量珍 贵的党史档案资料得以保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34 年２月，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中央红 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1935 年 2 月在福建长 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 利诱劝降，都被他凛然拒绝。６月 18 日，他坦然走向刑场， 沿途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 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盘膝坐在草坪上，饮 弹洒血，慷慨就义。 1950 年 12 月 31 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高 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 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 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 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像瞿秋白这样勤于思考、善于总 结的人物和事例有不少，他们表现出的高瞻远瞩、对革命胜 利的坚定信心，对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 我们钦佩和敬仰。 宋庆龄入党的曲折历程 1981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次紧急会议上， 讨论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就此发出了 《关于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份《决定》中，中共中央称宋庆龄此 前曾经“多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宋庆龄究竟 是何时要求加入共产党，又为何长期没有解决加入组织的问 题呢？ 新中国成立后两次提出入党 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来自她多年对共产党的敬 仰。1950 年 3 月，宋庆龄第一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谈到她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上海与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交 往， 同时也表达了多年向往加入共产党的心情。这封信被视 为宋庆龄首次向中共中央表达加入组织的愿望。中共中央在 收到宋庆龄的信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从当时党的最 高利益考虑，暂未作明确答复。 1952 年 10 月，宋庆龄认为前信请求入党的意思并未表 达清楚，于是决定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坦率地谈到了希望加 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毛泽东对宋庆龄恳切入党的两次来信 甚为感动，决定找宋庆龄谈一次。 他对宋庆龄真诚地表示：“庆龄同志，你是孙中山先生的 夫人。曾经是我和中国共产党敬爱的偶像。你要求加入中国 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因为你在政治上是完全 够格的。在革命战争的时期，实际上你已经是我党优秀的领 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有些事情我们党内的 同志做不好，你做却很合适。我在党内已经说了：党的高级 干部都要向宋庆龄同志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 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指沈钧儒）还要大， 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宋庆龄入党的问题就这样暂时被搁置 下来。 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出席莫斯科国际会议 1957 年 4 月 28 日，宋庆龄向当时正在上海的刘少奇当 面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刘少奇回京后就宋庆龄要求 入党一事，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政治局对此也 相当重视，并就此事进行了讨论研究。 中央领导同志对宋庆龄的入党要求都给予赞扬与肯定， 特别是毛泽东对此事更为认真。他知道这是宋庆龄新中国成 立后提出的第三次郑重申请了。中共中央对宋庆龄靠近中国 共产党的多年夙愿历来持积极欢迎的态度，虽然一时不能吸 收她入党，却早就把宋庆龄视若党的一员。此次讨论宋庆龄 的入党问题，多数政治局委员倾向于吸收她入党。然而在权 衡宋庆龄入党对党的事业得失之后，毛泽东则更倾向于 宋庆 龄继续留在党外。这样更加便于宋庆龄为党工作。 因此，在中央政治局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委 派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前往上海，向宋庆龄传达中共中央的 意见。刘少奇向宋庆龄通报了中央政治局讨论她入党问题的 经过后说：“党中央认真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 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你虽然 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 以参与。”宋庆龄听完刘少奇代表中央传达的意见后，对中 共中央让她暂时留在党外的意见表示理解和接受。1957 年 10 月底，中央决定组成一个重要代表团前往莫 斯科，参加当年 11 月 7 日举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 利 40 周年的纪念活动。毛泽东提名宋庆龄为代表团主要成 员。这 个代表团由毛泽东任团长，宋庆龄为副团长。宋庆龄 虽然是 非党人士，但毛泽东的刻意安排已经表明中国共产党 始终把 宋庆龄当成自己同志看待。 生命最后一刻被接收为中共正式党员 1981 年春，88 岁高龄的宋庆龄被确诊患上了慢性白血病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她的病情。看到宋庆龄病重，王光美专 程前往中南海求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谈到了宋 庆龄多次要求入党的问题，并询问说：“如果宋副委员长现在 仍然要求入党，中央是否会批准？”胡耀邦当即表示： “如果她现在还有要求，中央一定会给予考虑。”王光美 在得到中央的意见后，再次探望宋庆龄。她握住宋庆龄的手 说： “ 我记得您曾经提出过入党， 不知现在是否还有这一想 法？”病中的宋庆龄对王光美点了点头，表示她同意入党。 王光美又问了三遍，已不能说话的宋庆龄接连点了三次头。 王光美当即在宋家要通了胡耀邦的电话，把宋庆龄的意见如 实向中央作了报告。5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作出接 收宋庆龄为正式党员的决议。 5 月 29 日晚 8 时 18 分，宋庆龄在京溘然长逝。宋庆龄 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宋庆龄同志 逝世前不久，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时 期来的夙愿。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 荣……” 董必武为六角钱写检讨 1941 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 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 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 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 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 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 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 ，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 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 ，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 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 ，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 ：“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 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 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 并亲自向 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嫌夫人帽子买贵董必武作自我批评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住进了北京。董老的夫人何莲芝 怕他年岁大了，受不得风寒，就将自己在延安大生产中劳动 所得而积攒下的钱给他买了一顶帽子。董必武问花了多少钱 。何莲芝怕他嫌贵，就骗他说只花了二三十元钱。过了些 时 日，董老又向何莲芝问起这顶帽子的价格。 何莲芝依然没有改口说：“你怎么不相信人？就是二三十 元嘛！” 董老摇了摇头说："你呀，骗我还说我不相信你，你自 己看看。"说完，取下帽子，指了指帽子里沿的标价。 何莲芝顿时就闹了个大红脸，原来，何莲芝买帽子时， 没有注意到帽子里还有标价。 之后，董必武在开党员生活会的时候，还专门拿这个事 作例子作了自我批评，并写了一个横幅挂在自己的书房里：“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 不为一台照相机搞特殊1954 年，董必武率领党政代表团去东欧访问。临行时， 他 15 岁的儿子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想要一台照相机。这 位同志出国后和使馆的同事聊天时顺便提到了这件事，使馆 的同事当真给买了一台。回国后，董必武见孩子摆弄照相机 才知道这件事，并叫秘书立即带上照相机和相当于照相机市 价的钱款到外交部去作检讨，请外交部决定留照相机还是留 钱款。外交部的同志深知老董的脾气，知道他一贯公私分明 ， 就留下了照相机。 李先念借马帮助老百姓娶老婆 1939 年起，李先念率领部队挺进豫鄂边区，孤悬敌后， 开辟抗日根据地。李先念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从一件小事中 可见到他是如何走近群众的。 有一年冬天，本来是大喜的日子，但是大悟县白果树湾 的一家老百姓却犯了难。这天寒风凛冽，村里的路面已被冻 成“玻璃”，异常光滑，迎亲的队伍根本无法抬着花轿在上面 行走，老百姓一时都犯了愁。 这件事情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村里的军队士兵和老百 姓聊得很热，但是大家都一筹莫展。眼看迎亲的时间就要到 了，村里的人只能干焦急。 “就让新娘亲自走上门咯。”士兵们和老百姓开起了玩笑 。显然，这是“不合礼数”的，农民们虽然平时在衣食住 行方 面不讲究，但真要到了这种重要的节日他们可不敢有半 点马 虎，毕竟这是“面子和里子的问题”。 不经意间，这个笑话传到了李先念的耳朵里，他马上脱 口而出：“这有什么难，就骑我的马，风风光光多气派，就 这么办！” 当时村里只有李先念拥有一匹枣红马，这是组织专门配 备给首长的战马，村民们和士兵们想都不敢想去碰首长的马 ，但是李先念一再坚持：“我们打仗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 ！”当士兵把这个消息告诉迎亲的老百姓时，大家都乐得合不 拢嘴，禁不住感叹道：“这样的首长打心眼里为老百姓，不但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一心想着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就连这 样的小事也替老百姓着想。” 李先念下连队检查工作自称是通讯员 1943 年的一天，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到 43 团一连去 检查工作，正巧赶上连里开饭。为了不打扰战士们，他就径 直走进火房，要求炊事员给点饭吃。也是凑巧，这个炊事员 是个刚入伍的新兵，还没有见过李师长的面，而站在面前的 这个人风尘朴朴，洗得发白的灰军装上还打着几个补钉， 于 是就问他是那个连的，李师长嘿嘿一笑说：“我是通讯员。” 这个炊事员一听就火了：“通讯员只能到营部去吃，连 这个规矩都不懂？去，去，我这里是按人派的饭。” “糟！遇上铁面包公，看来要饿肚子了。”李师长心里这 么想，却并不生气，反倒笑着说：“你这个规矩自然是要遵 守的，可营部的饭吃光了。哎，下不为例，少给点吃的可不 可以？” 炊事员见此真是感到为难，正搓着两手不知如何是好， 李师长的警卫员林喜来找来了：“哎呀，师……”又是巧得很 ，这个炊事员与林喜来是同乡，不等他下面的话说出来就忙 迎上去说；“是喜来！你来办么事？”林喜来对师长歉意地一笑说：“我来护送首长。” “首长？哪个首长？” “李师长呗！” 这个炊事员一听可大吃一惊，呆呆地望着李师长。林喜 来也是一惊：“怎么，你还不认识……” 李师长忙打断他的话，哈哈大笑：“小林呀，你这位老 乡好狠啰！硬是不给我饭吃。”李师长的说笑声惊动了连里的干部战士，大家呼喊着 “师长”拥进了伙房。“好狠”的炊事员这才如梦初醒，忙擦 擦头上的汗向师长赔礼道歉。李师长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执行规章制度就是要‘心狠’，就是要坚决嘛。好，好！看 来我这个通讯员还不如你呀！” 李先念无惧“降六级” 1937 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 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 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 。 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 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 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六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 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 ： “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 我 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 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 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黄克诚不怕拉下脸 1980 年 1 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 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 们吃饭共花去 400 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 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 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 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 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 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 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 ，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 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 勇 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 400 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