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与上司沟通策略研究 沟通协调、建言献策、辅助决策，是办公室的重要职能。其中，沟通交流是基 础，也是完成辅政职能的关键，只有在充分且良好沟通的前提下，办公室才可能完成 政策协调及领导关系、部门关系、工作关系、地区关系等的协调。沟通协调职能既是 由办公室工作的性质与方式决定的，也是由办公室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担任浙江省委秘书长时，与网民在线交流时曾说：“秘书长职 位，担负着为党委、政府出谋划策、协调左右等重要职责，是重要的参谋助手，换句 话说，虽然不是主要领导，但容易影响主要领导；虽然不是主要决策者，但容易影 响主要决策者。因此这个职务，举足轻重，岗位特殊。”① 胡乔木曾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既是办公室领导，也是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政治 局的秘书。他沟通的对象既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也有郭沫若等政府领导，还有中共中央这个领导集体，处于沟通上下、协调内外 的中枢位置，靠近中央最高决策层，既有位置优势，也有信任优势，还有信息占有 与传递优势。 胡乔木与上司的沟通不限于公务，还有大量私人事务及情感沟通。沟通方式与策 略多样化，有汇报工作的，有提供对策的，有提请注意的，有转达申诉建议的，也 有通过兴趣爱好、文章著作等私人交流联络的。 一、在公务沟通上分类处理 公务沟通是胡乔木与上司沟通的主要方面。胡乔木依据实际情况，分类处理。一 是只汇报，不请示；二是汇报且请示，但不建言；三是提供拟办意见，请求审 核；四是提供参考意见，请求选择；五是提醒督促；六是转达意见。 （一）汇报不请示 1949年6月27日，胡乔木致信毛泽东：“七一文章选送上，七七口号今晚送 上。四国会议已在《国际一周》中说了，待七七文章再说。嘱广播的几篇文章均已 办。”②像这样的短信，在胡乔木的书信中比较常见。毛泽东在6月24日给胡乔木写 信，要他办四件事：一是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拟一份纪念七七的口号并给出了具 体的指示，还要写一篇七七纪念论文，起草一个各党派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要求 在8天内完成。未过两天，毛泽东在6月26日写信向胡乔木催索纪念七一的论 文（《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何在？——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廿八周年》）及七七口 号（《纪念抗日战争十二周年中共中央发布口号》），足见毛泽东对这两件事的重 视。毛泽东26日来信指示胡乔木再办两件事：四国会议应该有一篇评论，考虑到胡 乔木的任务太重，建议在七七文章中讲国际形势时写进去。二是将当天《人民日报》 的两篇短文广播。6月27日，胡乔木去信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七一文章已经写好请主 席审读，七七口号当晚送达。附带汇报了两件事：一是四国会议的评论在《国际一 周》中说了，在七七文章中再说这个问题，这是向毛泽东表明自己正在考虑如何写七 七文章，同时也在回应毛泽东对四国会议的关切。二是要求广播两篇文章的工作已经 落实。 毛泽东的指令非常清晰，要求也很具体，只是时间紧急，胡乔木按照时间先后与 重要程度逐一落实，没有拖泥带水，高效地完成了毛泽东交办的工作。 （二）汇报且请示 1.不提供明确意见，请上司定夺 比如1950年12月28日胡乔木致信毛泽东：“一、胡佛演说全文已刊今 晚（《参考消息》），可否以资料名义发表于《人民日报》四版或《世界知 识》？二、《实践论》发表同时，可否将中央领导的决定再发表一次，并要求邓拓同 志写一评论予以介绍？”③这两个问题一个涉及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敌对国家总 统的演讲，另一个涉及毛泽东本人的著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胡乔木 不加入意见，请毛主席决定，这种沟通方式是合适的。需要指出的是，胡乔木并没有 接到指令做这些事，而是主动建言，同时把决定权交给上司，这是明智的做法。 2.提供拟办意见，请上司审核 因为事务繁杂，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有一些相对较小的事情，毛泽东会委托胡 乔木去做。比如1951年2月24日，胡乔木致信毛泽东：“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 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他另又写了一信给周扬，现一并送上。我 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他现 在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 意。当否请示。”④胡乔木代为处理周作人来信，是毛主席授权的，胡乔木可以先斩 后奏，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我想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周作人的特殊身份，二 是周作人是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人，对他的处理既有警示作用，也有导向作用，在政治 上必须谨慎，不能擅自做主。胡乔木不仅做了调查，还与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 会副主席周扬交换了处理意见，达成一致后才写信请毛泽东决策。 3.提供参考意见，请上司选择 有学者认为，办公室工作者要学会有问题自己找答案。“资深幕僚人员应为主管 设想出合理的方向及方法，要主管做选择题而非是非题。”⑤好的办公室领导不会消 极等待上司的命令，而是积极考虑什么才是正确的决定，适时建言献策。需要注意的 是，负责任的办公室领导不是替上司做决定，而是因势利导帮助上司做决定。为了节 省上司的精力与时间，同时减少上司担心权力失控的忧虑，睿智的办公室领导总是请 上司做选择题而不是判断题。 1951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将在《人民日报》一次刊登结 束，因为牵涉重要的党史，胡乔木比较慎重，前一天致信毛泽东请求指示如何修改个 别字句。“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已经完全胜利，此处 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 示何者妥当。”⑥毛泽东回复：“方针”为好。胡乔木觉得“方式”指意不明，决 定修改，提供的备选词却有4个，足见其用心。胡乔木将“方针”放在最后，可能 是自己也觉得方针比较好，但没有明说，将选择权交给了毛泽东。按照商务印书馆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方针是“为发展某项事业制定的指导原则”。原理 是“带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可以作为其他规律的基础的规律，带有普遍意义的道 理”。道路是“地面上供人或车马通行的部分。两地之间的通道，包括陆地和水上 的”。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泛指决定全局的策略”。“农村包围 城市”是毛泽东确立的革命理念，是指导性原则，不是具体的方式、道路与策 略，也不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原理。它是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制定的，不能机械理 解，所以用“原理”“道路”“战略”跟它搭配都不妥当，用“方针”确实非常 恰当。 （三）提醒上司注意 有些事项是职能部门按照上级的要求或者依据程序议定的，不需要上司审批，但 需要签字走程序。对于办公室领导来说要学习优先级排序，分清楚何者重要，何者紧 急，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其中有些事情是紧急但不重要的，有些事情是紧急而且 重要的，这些事情都需要及时提醒上司，防止积压影响职能部门的工作。 1952年1月30日，胡乔木致信周恩来并转毛泽东、刘少奇，提醒尽快审核留苏 学生选派计划。“今年留苏学生选派计划经文委、财委、教育部、人事部、外交部开 过几次会，提出方案，又经李富春同志和师哲同志修改，兹送上，望即审阅，以便 迅即分配具体名额，考选集中学员并成立留苏预备部。”⑦胡乔木强调了制订方案的 程序是正确而且慎重的，因为选派计划经相关部委多次开会商讨，同时经主管此项工 作的政务院政务委员李富春和曾留学苏联的俄语翻译家师哲修改，是没有问题的。论 理，胡乔木的信可以到此为止了，但他又加了两句话：“时间急迫，务望早日退回 办理”。⑧胡乔木之所以加上这两句，笔者推测有两个原因：一是事情确实非常紧 急，职能部门还需要时间办理，延误不起；二是此信要经三位主要领导审阅，如果 有一人耽搁，就会影响办公效率，提醒领导及时审阅是必须的。 （四）替他人转达汇报 办公室领导处于决策层及实施层的关口，各种信息汇集到办公室，需要做好上传 下达的工作。虽然沟通上下是职责所系，但上司时间有限，办公室领导不可能事事转 达，必须有所筛选。要筛选就要把握原则，秉公办事。转达的标准是什么呢？研究胡 乔木工作案例，共有三条标准：一是以国家人民利益为先，二是拟办事项紧急而且重 要，三是问题本身带有普遍性与全局性。 1961年，浙江省省长周建人两次给胡乔木去信，第一次谈西湖文化面貌和迁墓 问题，第二次去信揭露了浙江省遂昌、黄岩等地的干部违法乱纪，对待群众作风粗鲁 野蛮，并再次谈到迁墓问题。胡乔木认为周建人反映的情况比较严重，乘开会之 机，给刘少奇看了信。刘少奇认为这封信说的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要求胡乔木把信送 毛泽东及各中央同志看一看。5月25日胡乔木致信毛泽东：“周建人说的问题，在 别省也有，甚至还更严重，更荒谬。他的信态度恳切，语重心长，信也很短，很容 易看。”⑨周建人来信涉及三个方面问题：干部违法乱纪问题，对待群众作风粗暴问 题，西湖文化保护包括迁墓的问题。胡乔木意识到问题严重，且带有普遍性，因为其 他省也有类似事件，甚至比浙江的更严重，决定代为转达。为了引起毛泽东的重 视，除了转告刘少奇批示外，还强调问题的严重性与普遍性，特别说明周建人态度诚 恳，信也比较短，敦请毛主席看看，以期引起重视。胡乔木的敦促起了作用，毛主 席当日在信上批示：“此信及附信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 二、私人沟通坦诚相待 胡乔木是中央副秘书长，也是毛主席秘书。研究表明，秘书与上司保持良好的私 人关系有利于工作的开展。“与上司建立融洽的合作伙伴关系，是秘书更好地服务上 司的前提，也是上司与秘书传统的上下级关系、主从关系今后的发展方向。”⑩韩国 大成产业株式会社会长金英大先生这样评价他的秘书沈夫人：“名义上，我确实是沈 夫人的上司，但事实上她却如同我的左右手一般重要。她当了我30年的秘书，我们 的关系，与其说是职场里的上下级关系，倒不如说是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更为恰 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