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改变世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着眼全球治理难题、增进 人类整体利益而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创新了全 球治理的思维范式，描绘了国际秩序的美好图景，标识了 大国外交的未来方向，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打开 了两制并存的历史空间，匡正了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奋斗 纲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 的叙事主题，同时构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 世界普遍交往理论的叙事主题，历史唯物主义在新的经济 全球化语境中呈现出新的形态、达到新的理论高度，书写 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史观的中国版本、当代形态。 一、全球治理思维的范式转换 全球治理困境是21世纪人类遭遇的世界性场景。人类 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全球治理的形而上学思维，超越了世界 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西方-非西方”的前 提预设，向全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为优化全球 治理开辟了新的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在全球治理观层面的元哲学创造，推动全球治理思维实 现了从同质思维向多元思维、线性思维向复杂思维、主客 二分思维向主体间性思维的历史性转换。 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资本冲破了洲际的边界，开拓 了世界市场，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社会生产总过程在全球 组织，形成全球共同市场和世界普遍交往，并产生与之配 套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因此，全球化可以分 为“作为承载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全球化”与“作为规范人 类普遍交往的全球化”两个层面，即全球化的“物质内 容（全球生产体系）”与全球化的“社会形式（全球治理 体系）”。二者相互匹配，世界才能有序发展。然而，资 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适应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物质内 容”，服务于西方大资本的全球增殖战略。进入21世 纪，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性终结，新型经济全球化 的决定性开启，世界市场主体走向多元化，重构全球化秩 序、共享全球化利益成为各民族国家的普遍期待。资本主 义全球治理体系不再适应全球化的“物质内容”，全球化 陷入“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背反的总体性危机。改 革全球化的“社会形式”，推动全球治理思维的革命性变 革成为全球化2#0时代的必然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向世界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推动全球治理思 维实现了历史性转换。 第一，从同质思维转向多元思维。传统的共同体大都 属于“同质共同体”，共同体成员要么以共同的价值观 念、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为选择标准，要么以共同的经 济、政治、军事目的为依归，“排他性”是其基本特征。 比如，北约、华约、欧盟、G7都是“同质”国家间的合 作。奥巴马在为北约的合法性辩护时指出，北约是北大西 洋两岸的价值观共同体。这种“同质性”思维是冷战的思 维基础，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根源，是诸多国际纷争的 罪魁祸首，是少数大国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重要武 器。今天，面对全球性问题，同质性共同体无法单独应对 跨区域、跨文化的复杂情况，国际社会需要联合起来共同 行动，方能解决全球治理难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单一种族或文化同质性的实 体，也不是某种价值观共同体。它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 搞价值观外交，不针对特定的对象，不拉帮结派，不搞排 他性的小圈子，“包容性”是其基本特征。习近平指 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 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全新概念的 共同体，它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时间、空间或身份的想法之 上”；在这里，没有“文化例外”，没有种族歧视，没有 宗教排除，没有党同伐异，没有团团伙伙，没有意识形态 隔阂。可见，这与北约、华约等同质共同体是完全不同 的。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搞团伙，不是不要团结，而 是不要异化了的团结，不要那种以同一性压制差异性、以 普遍性对抗特殊性的“机械团结”；我们要的是一种新型 的团结，一种建立在尊重差异和个性基础上的团结，涂尔 干称之为“有机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多元主体代替 同质性主体，以全球治理代替西方治理，以共同治理代替 大国治理，实现了治理思维的重大转变。 第二，从线性思维转向复杂思维。现行国际体系给我 们呈现的是清晰的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状态，线性思维主 导国际秩序的运作机制。全球治理从中心出发向边缘展 开，整个世界被置于中#心-#边缘结构的序列之中。共同体 成员间的权力分配呈“金字塔”结构，共同体内部事务遵 循从中心到边缘的垂直传导机制，核心国家控制着整个世 界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安全体系和法治体系，边缘国 家除了顺从中心的意志之外别无选择。自16世纪以来，这 种基于大国掌控世界而设计的线性治理模式始终占据主导 地位。麦克卢汉写道：“直到不久前，我们的制度和安 排，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制度和安排，都只有一 个单向的模式……沉迷于老式的、机械的、由中心向边缘 扩展的单向模式，再也不适合我们当今的世界。”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政治上通过联合国，在经济上 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安全上通过北约和结盟机制，在 法治上通过国际公约掌控了主要的世界权力。显然，这种 从中心向边缘扩展的线性思维与21世纪全球治理格局的演 化趋势是相背离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全球治理模式和权力格局的重 大转变——从垂直的线性治理模式转向“全球共治”模 式，从中心-边缘二分的线性思维转向多中心、网格化的复 杂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从复杂性的视角来理解 国际体系，这是对单向线性思维的超越。在当今世界舞台 上，“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从 复杂性的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不存在唯一的中 心，不存在等级化的主从结构，也不存在固化的“中心-边 缘”格局，各成员之间构成一种复杂的、多中心的网格秩 序，每个成员都是网格上的一个“节点”，都扮演着不可 或缺的角色。共同体内部事物的处理遵循“平等”原则 和“民主”机制，遵循多中心自主自治原则，超级大国垄 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强权思维既缺乏国际道 义的基础，在现实中也行不通。习近平指出，“国家不分 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一国的事情 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这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行动原则。 第三，从主客二分思维转向主体间性思维。在传统的 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以“我”或“我们”为中心，习惯 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习惯于使用“我与他”“我 们与他们”的方式来谈论、思考和处理国际事务。世界被 刻板地分为“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 蛮”“盟友与敌人”“民主与专制”“西方与非西方”简 单对立的两极，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处于紧张的状态。这 与资本主义文明相关，在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体系里，国 家间关系的本质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威斯特 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由于主体力量对比悬殊，共同体、 国际组织、跨国机构常常沦为核心国家操弄的工具，民族 国家的“小我”与共同体的“大我”之间的和谐仍然是一 种外在的、假象的和谐，“小我”湮没于“大我”之 中，“大我”凌驾于“小我”之上，对立、对抗是国际社 会的常态。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各个国家都是平等的交往主 体，主体间性思维取代主客二分思维，共同体成员第一次 使用“我们”的方式来谈论、思考和处理国际事务，这是 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跃迁。不同国家都将对方“视为‘我 们’之一，而不是‘他们’”。主权国家结成人类命运共 同体，既不是出于自我中心意识并把“他者”对象化的欲 望，也不是出于对共同体中“他者”的单向依附，而是出 于共同体成员间相互合作与共同发展的良好愿望。民族国 家的“小我”与共同体的“大我”之间不再是一种外在的 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的和谐关系。在这里，“我就是 我们，而我们就是我”，这是对主客二分、主从依附的国 际旧秩序的否定；在这里，“小我”支撑“大我”，每个 民族国家的自由发展构成共同体发展的条件；在这 里，“大我”成就“小我”，共同体的发展为民族国家的 发展提供广阔的舞台和空间。在这里，共同体不是凌驾于 国家之上、与“小我”相对立的抽象物，民族国家也不是 自绝于共同体之外、与“大我”相对立的“唯一 者”。“小我”与“大我”之间，秩序与自主之间，大国 与小国之间走向和解，人类社会迎来和谐共生的新时代。 二、世界秩序重构的中国方案 世界需要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具有原创性 意义的国际秩序观。西方大国主导建构的现行世界秩 序，对于世界体系内的中心国家来说是“真实的”共同 体，对于边缘国家来说则是完全虚幻的东西，是通往美好 世界之路上新的桎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 在国际秩序观层面的元哲学创造，是“新全球化时代”国 际秩序的世界历史构想。该方案不仅是一种批判性的道德 理想，更是一种建构性的世界秩序方案，旨在突破传统国 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惯性，消解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造成 的中心-边缘结构，打破西方大国主导的依附型世界体 系，终结单极力量操控的霸权世界秩序，追求在去中心化 的前提下建构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归根结底，该方案 意在通过调整全球上层建筑，改革现行世界秩序和治理体 系，以适应全球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要求，建设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的新世界。21世纪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现行 国际共同体秩序的瓦解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的建立是同 样不可避免的。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 标。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平等和主权原 则；1864年，《日内瓦公约》确立了国际人道主义精 神；1945年，《联合国宪章》明确了四大宗旨和七项原 则；1955年，万隆会议形成了“和平相处、求同存异”的 万隆精神，倡导“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这些国 际公约、准则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原则基 础，提供了重要遵循。然而，理想很美好，但现实终归不 是理想。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建构的世界秩序，早已背离了 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孜孜追求的“全球共同体”发展道路。 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等级差序结构固化，人类构建正义 秩序的世界图景已逐渐暗淡。 现行国际秩序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 和依附型世界体系，这是西方市民社会的等级结构嵌 入“世界市场”的表现形式。这套世界体系的最终操控者 是跨国大资本，在资本的动力机制下，世界普遍交往逐渐 消灭了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资本和财产越 来越集聚在少数人手里，形成了少数资产者对多数无产者 的统治、中心国家对边缘地带的统治。“在这种历史条件 下所形成的全球性共同体不过是立足于‘市民社会’视域 的‘货币共同体’或‘资本共同体’”，也被称为“神圣 资本同盟”。这种共同体信奉的是单边主义、霸权旨向的 地位观，丛林法则、零和博弈的利益观，西方中心、文明 优越的文明观，一国主导、几方共治的治理观，抱团结 盟、自我至上的安全观。这种全球性的“资本共同 体”，如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本质上还是“虚假 的”“冒充的”共同体，居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往往把自身 的特殊利益伪装成人类普遍利益，把自身的价值伪装成全 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只有对于世界 体系内的中心国家来说是存在的，对于绝大多数依附型国 家、边缘国家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而且是新的桎 梏。邓小平早在1988 年 12 月会见印度总理甘地时就指 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 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随着经济全 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现行国际共同体 秩序的瓦解与新型国际共同体秩序的建立是不可避免的。 全部的问题在于人类应该建构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进 入21世纪，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 起，美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国际经济体系、国际安 全体系积重难返，越来越难以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国际社 会迫切要求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开辟人类更加 美好的发展前景。 把准问题，方能“开方”。重建国际秩序的出路何 在？中国方案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同呼 吸、共命运”的新型国际共同体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不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而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或 社会化的人类”的哲学立场，意在通过调整全球上层建 筑，将“西方性”的世界秩序和治理体系改造升级为“共 同性”的世界秩序和治理体系，以适应全球生产力的普遍 发展要求，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致力于建设共同发 展、合作共赢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倡导的新型 国际秩序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全球秩序观的继承，是对中 国传统天下观的扬弃，是对中国共产党韬光养晦世界观、 和谐世界观的发展，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批判性反思，是 具有原创性价值的国际秩序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 方向是消解而不是延续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中心-边缘 结构，是打破而不是固化西方主导的依附型世界体系，是 终结而不是维护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主导的霸权秩序，是改 革而不是继承一方主导、几方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是要 在去中心化的追求中建构起网格化、多中心的新世界。只 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新秩序中，各个国家才能获得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条件。 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建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人 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种世界社会实体或实体性的世界体 系，也不是按照统一的国际章程结成的“现代国家联合 体”，更不是一种国际统一战线、国际政治组织。但人类 命运共同体本身蕴涵着一整套世界秩序重建的文化观 念，为国际秩序的理性建构注入了中国元素。一是平等相 待、互商互谅的地位观。地球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家园，不 是国家角力的竞技场，不是高低贵贱的裁判所。我们反对 中心-边缘结构，反对依附世界体系，致力于建设一个身份 正义的世界。二是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观。21世纪 最大的问题是联合起来共谋和平、共同发展的问题。要建 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就必须改变与民族国 家的发展不相适应的国际旧秩序，创造使民族国家合作共 赢成为可能的共同体环境；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反对单边主义和丛林法则，将扭曲的国际关系重新扭 转过来，致力于建设一个安全正义的世界。三是合作共 赢、包容互惠的发展观。各国同处一个世界，反对赢者通 吃、丛林法则的资本逻辑，解决全球性剥夺和不平等的问 题，致力于建设一个发展正义的世界。四是和而不同、兼 收并蓄的文明观。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没有 高低、优劣之分，只有长短、特色之别。反对文明优越 论，反对单一文明一统天下，致力于建设一个文化正义的 世界。五是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观。地球是人类唯 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类与自然自古以来是生命共同 体，彻底扭转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的对抗之 路，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致力于建设一个生态正义 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蕴涵的中国理念，重拾被西方搁 置的全球正义问题，已经成为新时代引领国际秩序重构 的“文化隐喻”和方向标。作为文化隐喻，这些核心概念 既反衬了现行国际秩序存在的问题，也建构了世人对国际 秩序的认知新框架。通过这个框架，人们开始了解，正义 的世界秩序应该是什么样、不应该是什么样，世界应该朝 什么方向发展、应该避免走上什么样的不归路，哪些国际 交往行为是正义的、哪些行为是应当规避的，现存国际秩 序为什么不合理、我们应该建构什么样的正义世界，如此 等等。这些文化隐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定性出场奠定 了思想基础，通过隐喻的建构性功能，配合新兴市场国家 的大力推动，国际政治的“现实”将以某种特定方式或快 或慢地被建构出来，未来国际秩序的变迁有理由被看作这 些隐喻的再描述过程，即隐喻的现实化过程。 当然，作为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秩序观，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为现行世界秩序结构的改革调整、改造升级指明 了方向，而不意味着颠覆现行世界体系，另搞一套。现行 世界体系通过改革完善依然可以焕发新的生命，比如联合 国、WTO依然有其合法性，它还处于青壮年时期；世界银 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可以通过权力重组、规则调整达 到服务全球的目的。当然，某些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 国际组织，比如北约、G7，在后西方语境下注定要走下神 坛，直至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历史的大趋势。如果西方国 家能够正视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格局发生深刻 调整的事实，能够正视“后西方时代”正在降临的事 实，在“后西方”语境中可能不会被边缘化，改变的仅仅 是发挥作用的方式。中国“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不是“规则的破坏 者”“秩序的颠覆者”，相反，“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 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 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正成为全球治理改革中最 活跃的动力和国际体系变革中最具建设性的因素。中国不 承认少数国家主张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认 可“强权即公理”的霸道逻辑，不赞同个别大国“从实力 地位出发”的国际交往之道，反对少数大国垄断国际秩序 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反对从一己之私出发任意解构或定 义国际秩序，反对公器私用肆意践踏国际体系、操弄国际 规则。 三、开创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后西方”“后冷战”“后秩 序”时代的新文明形态，旨在解构资本逻辑操控的人类文 明，压缩西方中心论统治世界的历史空间，压制普世主义 价值观的越界冲动，阻隔西方文明“对抗”“利己”“扩 张”基因全球蔓延，阻断现行国际秩序中的非正义遗产世 代传承，为匡扶全球正义、建设公正合理的新世界树立了 文明标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 明观意义上的元理论创造，是中国创生的更高水准的人类 新文明，是为中国所把握到的世界精神，已经成为中国 在21世纪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世界历史走向的鲜明旗 帜，标识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高度。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率先完成了现代化的任 务，率先享受了现代化的成果，成功创造了现代化的西方 道路和人类文明的西方形态，因而成为世界的中心，“西 方中心论”从此成为主导全球的意识形态。一直以来，西 方中心论者始终认为，始于欧洲的现代文明进程“是唯一 成功和正确的发展逻辑”，世界各国如果想走上文明大 道，享受现代文明成果，今后的任务就是向西方靠拢，成 为西方的另一个“他者”。然而，西方中心论本质上是 由“地域性”伪装起来的“普世性”，西方集团冒充全世 界的代表，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把自 己的思想“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 想”，“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这种狭隘的 人类文明建构路线注定要在多极化的世界力量冲击下遭遇 破产。 进入21世纪，世界历史并没有在西方中心论的“尽善 尽美”中终结，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为底色的人类文明正 面临危机，重建人类文明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事业。在21世 纪，西方中心论在主导全球几个世纪之后遭遇了滑铁卢。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美西方“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 方文化的努力与其推广能力的下降这两者之间的不协 调”，已经上升为当今世界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今 天，单一的西方文明不可能继续作为“认同、意义、稳 定、合法性和希望的本源”，单一的中华文明或别的什么 文明也不可能是新型全球化时代的“解决办法”。世界各 国需要共同努力，遵循“美美与共”的原则，秉持“自美 其美”的自信，怀抱“美人之美”的胸襟，向人类贡献普 遍认可的文化信息，达成普遍遵循的国际交往理性，重构 与世界大变局、全球主义大方向相匹配的人类新文明。 重构人类新文明，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 向，直面当今世界共同难题。“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 坏的时代”，狄更斯对19世纪世界的描述似乎仍然适用于 当代。相较于过去，今天的世界大踏步前进了，但世界面 临的不确定性在上升，全球进入风险时代。当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