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特定 的历史转折点上达到了它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它 决定性地意识到了自身的立足点——意识到必须把现代化 这一普遍的任务同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 传统结合起来，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立足于自身之上的 现代化。当这样一种立足于自身之上的现代化实践全面展 开之时，在此实践基础上的上层领域也将随之发生相应的 改变，亦即在形成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的同时，构建起独 立自主的学术、思想、理论、文艺，等等。独立自主的文 化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过 程之中，植根于一种本身是独立自主的历史性实践之中。 一 现代化是一种真正的普遍性，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 说，它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普遍的历史性命运。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力首次开辟 出“世界历史”，从而结束了以往地域性的历史或民族性 的历史，使之成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马克 思、恩格斯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 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 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但是，那无远弗届的“世界历 史”并不是一个均质的空间，也不是一个任何民族可以在 上面自由表演的舞台，因为它同时还是一种权力架构，一 种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 那样，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 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 世界历史的这种基本架构中，任何一个民族都将不可避免 地进入到现代化的历史性进程之中。“资产阶级，由于一 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 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在这样的意义 上，现代化无疑是一种普遍性，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规 避的、普遍的历史性命运。 应当怎样来理解和把握这种普遍性呢？流俗的观点往 往把现代化（它的原则或原理）当成一种抽象的普遍 性，并且把这种普遍性运用到——强加到——任何对象、 任何内容之上。但是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这种流俗的 观点就已经是时代错误了。如果抽象的普遍性果真具有实 际的效准，那么，现代世界早就变成一个同质的和齐一的 世界了。然而，我们看到，现代化的进程在基督教世界、 伊斯兰世界、东亚和南亚、美洲和非洲都是相当不同 的，这一进程在诸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 面的表现也是杂然纷呈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尽管现 代化的任务是普遍的，但这一任务的展开和实现却是非常 具体的：普遍的现代化任务是在相当不同的社会条件、历 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的，并且除非这一任务能 在如此这般的基础上展开，否则它就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 地实现；换句话说，它就只不过是停留在抽象中的主观幻 想而没有任何的现实性。在这里，就出现了理解普遍性的 更高的思想理论要求。黑格尔认为，没有抽象的真理，真 理是具体的；真正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能够 深入到具体之中并且把握住具体的普遍性。同样，马克思 把他的方法最为简要地概括为：“从抽象到具体”；我们 很熟悉的一个评论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 主义的活的灵魂”。 因此，对于现代化这样一种普遍性的真正理解，就要 求一种具体化，要求一种根据特定民族的社会条件、历史 环境，文化传统而来的具体化；而绝不是停留在抽象的普 遍性上，并将它先验地强加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黑格 尔把这种抽象普遍性的运用叫作“外在反思”，并将它看 作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是“浪漫主义虚弱本质的病 态表现”。黑格尔曾多次批评他十分敬仰的拿破仑，这位 伟大的天才想要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 他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结果他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毫无 疑问，法国的自由制度在当时是更高的也更合理的；同样 毫无疑问，拿破仑的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在当时是世所罕 见的。但为什么这位不世出的天才竟无法将法国的制度强 加给西班牙人呢？因为尽管法国和西班牙在我们看来差别 很小，但两者仍然具有不同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 传统；除非法国制度的原则能够根据西班牙的国情被具体 化，否则它就只能面临失败的命运。 马克思在1843年谈到德国革命的可能性时指出，德国 的现状无疑是相当落后的，法国革命的原理无疑是更高也 更合理的；但由于德国非常独特、非常具体的社会条件和 历史环境，德国道路的可能性恰恰在于它走法国道路的不 可能性。同样，在马克思晚年时，有不少俄国的先进分子 来请教俄国道路的问题，马克思的回答清楚明白且直截了 当：俄国道路存在着多重的可能性，而可能性的实现唯取 决于俄国具体的社会条件以及它所处的独特的历史环境。 如果试图以英国的租佃方式来摆脱俄国农村公社的困 境，那将是完全徒劳的，因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是“独一无 二的”。更加广泛地说来，如果试图将《资本论》关于西 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强加给俄国，甚至把它变 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以强加给任何其他民 族，那么，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对其历史理论从根本 上来说的严重曲解——它“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 给我过多的侮辱”。 为什么马克思要严词拒绝这种曲解呢？因为它从根本 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它没有要求任何一种具体 化，而是完全非批判地停留在抽象的普遍性上，因而也就 完全无头脑地将这样的普遍性先验地强加给了任何对象。 对于我们讨论的主题来说，现代化无疑是一种不可否认的 普遍性，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逃脱或规避的普遍性；但 这种普遍性只有在它的具体化——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 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来的具体化——中，才可能真正展 开并得到实现，也就是说，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 此，中国的现代化在其现实性上，是与它的社会条件、历 史环境、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现代化，是在其国情中得到具 体化的现代化。那种试图将抽象的普遍性（实际上仅仅是 来自西方的观念）先验地强加给其他任何民族的设想，不 仅在理论上是幼稚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毫无现实性可言 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样的设想只不过是人们把在自 己头脑中构造的梦想当作真实可靠罢了。 一个简要的例子便足以说明问题。一般来说，任何大 规模的现代化进程都必须通过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它 奠基，从而使这一现代化进程获得必要的社会基础。如果 说，这样的社会革命对于现代化进程来说是普遍的，那 么，这场社会革命以怎样的方式展开，它在政治斗争方面 激烈到何种程度，则完全取决于特定民族的独特国情，亦 即取决于该民族独特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 统；离开了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 具体化，就根本无法真正理解和说明一场为现代化进程奠 基的社会革命。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方，1640年的英国革 命就极大地不同于1789年的法国革命，它们以非常不同的 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1640年的 英国和1789年的法国具有相当不同的情形，除非我们能够 具体地把握两者之独特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否则就根 本无法说明这两场社会革命为什么会采取如此不同的方 式。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事情难道不更是如此 吗？中国的大规模现代化进程同样需要一场彻底的社会革 命来为它奠基，而这场社会革命却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 义—社会主义的定向：如果中国革命不采取这一定向，那 么它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得以完成；而当中国革命 历史地采取了这一定向时（以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为标志），中国的整个现代化事业从此就与马克思主义 建立起本质的联系，并将这一事业的领导权托付给中国共 产党。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20世纪 初的历史环境，取决于由之而来的历史必然性，而不是取 决于种种“假设历史”的抽象观念。即使是稍有头脑的西 方历史学家也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例如，费正清在 《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写道，谁要是由于短视至今还在探 寻美国为什么“失掉中国”的原因，那就请注意一下，杜 威于1921年7月11日离开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刚好要在那里成 立。……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在共产国际阳光照耀之 下，变得黯淡无光。显然，美国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中国 的问题，虽然它作为主流思潮后来又苟延了15年。 由此可见，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固然是一种不可避免 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的展开与实现在本质上只有通过 依循中国国情而来的具体化才是可能的，并且才会具有真 正的现实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国的整个现 代化进程（包括革命和建设），都意味着现代化的一般使 命与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结 合，意味着普遍性在中国的个别性中充分地具体化。在这 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必定要成为具有中国特 色、符合中国的国情的现代化——或依其本质来说：成 为“中国式现代化”。 二 当现代化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命运在中国降临时，中 国本身并不是一张白纸，就像人们认识事物时他的头脑也 不是一块“白板”一样。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中国是 在自己独特国情的基础上来承担起现代化任务的；而这样 的国情不仅包括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而且包含着 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说特 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总是显而易见地起着关键作 用，那么，文化传统的影响事实上也是极其深远的。文化 传统仿佛是在地表深处缓慢地活动并且起作用的，这种深 湛的作用虽然看起来并不特别显著，但却是无所不在地弥 漫于特定民族的整体生活及其历史性行程之中——这一点 对于“轴心期”民族来说尤其如此（中国、印度、希腊和 希伯来在大约2500年前几乎同时创立了它们的独特哲 学，并将之保存在伟大的经典中）。在这样的意义上，中 国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形态不仅是由其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 史环境所决定的，而且是由其文化传统和文明类型的本质 特征所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 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 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 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 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 国。”这一重大论断不仅强调了中华民族走自己道路的必 然性，而且指明了这条道路与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本质联系。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并因而使其文 化传统在历史上表现出深厚广阔的支配力和辽远恒久的影 响力。德国学者谢林在感叹亚述、米底、波斯、希腊和罗 马等古老帝国的没落之际，大大地惊诧于中国像一条不知 其源头的河流始终在从容地流淌。如果说，这种国运毕竟 与其文化品格有关，那么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 如此独特和坚韧，以至于这个民族实在应该被称为一 个“伟大的、独特的例外”。英国学者罗素在20世纪初游 历中国之后这样认为，中国有极古极繁复的文化，在现在 世界当中，老的资格，真可称最。中国的习尚，和欧洲完 全不同；中国从前在哲学上、美术上、音乐上有过极大的 贡献；但这种艺术全然独立于欧洲影响之外，和古希腊文 化各不沾边。以中国的社会道德宗教的基础，全不相同于 基督教的社会，要教一个欧洲人去了解它的状况，已经要 费多少的劲；何况再加以中国近代的事实，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