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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及其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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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及其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文 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 代的新文化。”文化是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维度,是 民族精神得以传承延续的核心基石。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精 神层面的构造,文化构建的内在结构表现出主体性、多样性和 主导性相统一的自觉状态,呈现出物质、政治和精神三个层 次,对以物质生产为经济基础的共同体具有统摄功能、超越功 能和再生产功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为建立合理的国 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拓展了文明交 流与互鉴的渠道,有利于在尊重不同文化差异基础上发掘共同 的价值目标,有利于在多维度的人文合作中增进不同国家对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通过推 动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扶持,不断开拓促进世界文明共同 繁荣的交流空间,塑造全新的世界文明体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 的挑战,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在全球范围内普遍 共识的达成。 一、内涵:主体性、多样性和主导性的融合 文化构建是一项富有弹性且较为隐性的工程。从历时态的 视角来看,文化构建体现为本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接轨与 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目的在于实现传统文化的现 实化和时代化;从共时态的视角来看,文化构建体现为本国文 化在面临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应对和发展,在传承国内传统文化 与迎接外来文明冲击的理论交错中,在多元文化交互并存的基 础上以文化互鉴替代文明冲突,指明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方 向。在多元国家文化形态进步的共同诉求语境中,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文化构建展现为主体性、多样性和主导性相统一的自觉 状态。 文化主体性是传承本国文化、延续民族精神和融入世界文 明舞台的理论前提,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程 度,是展现民族文化自信心强弱的标志之一。著名社会学家费 孝通在吸收借鉴前人关于文化构建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文化 主体性”概念,即“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体现了文 化构建过程与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统一。所谓“自主的适 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通过挖掘本国文化与外来 文化的契合要素,以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将文化的共通因素 融入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主题中,依据自身的基础实现文化构 建。第二,当本国文化无法找到与现代性相契合的要素时,则 需要在应对冲击与挑战中以互通互鉴的文化交流理念主动学习 外来文化的资源优势,在互动中批判性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以 实现重建。然而,文化主体性体现为主动或被动“适应”现代 化的过程,其首要前提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 与坚守文化根基是文化构建统一过程的两个渐行渐盛的方 面,一个国家或民族只有对其文化秉持自觉与自信的态度,才 能扎根自身生长的文化沃土以守护其在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中的 主体性地位,从而真正实现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和对外来文化的 吸收与融合。 文化主体性首先表现为对自我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 信。“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主体性是民族复兴的根 基。”中国文化通过不断开放和完善交流机制以优化自身文化 的建构方式,能够自觉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平等对话,在此过 程中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和自信心。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明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定 性,深刻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的内在关联,准确定位二者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历史地 位,这对于深刻领会和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确 立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 上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意识和主体自觉,体现出对民族文化的高 度认同与执着坚守。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 深刻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高度肯定。在新时 代,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出了贯通古今、博采中 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文化自信的高度体现,也是 文化主体性的构建成果。文化主体性其次表现为面临外来文化 冲击时的自觉状态和主动意识。这种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实质 上是对自身文化的反省,“从鸦片战争到今天,中国文化总体 上处于一种传统文化衰微,外来文化不断冲击,伴随工业社会 滋生的新文化因素有待整理和调整的文化重建状态”。近代中 国因遭受西方野蛮侵略而从天朝大国的美梦中醒悟,从洋务运 动时期的“中体西用”,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拿来主义”,再 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兼收并蓄”,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建构在时 代转型的过程中几经浮沉、艰难前行。这一过程既是中国文化 积极寻求与西方现代文化对话的机遇,更是在文明对话中汲取 西方现代文化的先进成果,促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破解中国文化构建的主体性危机中坚定 文化自觉自信。 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需要在自觉反思和高度认可本国文化 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扬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扬弃纷繁复杂的外来文化,既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和 自主性,又展现文化的创新性和包容性。坚守文化主体性不是 盲目固守自身的本土文化,而是把握文化在全球化演进中的生 成逻辑与实践价值,在认识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实现本土文 化的创新性转化。面临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外来社会思潮的冲 击,中国本土文化需要主动适应和应对现代化裹挟而来的理论 洪流,在百舸争流的文化理论中建构文化的主体性,以其强大 的文化根基在借鉴外来文化和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 身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文化多样性由特定时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人类文 化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的、不同的形式加以展现、传承和发 扬,如借助科技的方式对文化进行创造、生产和消费,这成为 当今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表征。不同的国家、民族在不同发展时 期的差异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造就了不同时空条件下种 类繁多、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从而构成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 础,在沉淀和发展自身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成为推动世界文明发 展进步的精神动力。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新兴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不断为世界文明注入新活力,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由少数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逐渐演变为全球范围内多重主体的 交错共存,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文化发展失衡的状况逐渐转变 为多元平衡共进的态势,为各国之间增进文化共同体意识、促 进平等交流互鉴的文化实践提供现实可能,在推进世界文化发 展大趋势的同时维护文化的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要求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着力构建不 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多元平等关系。首先,必须在发展本 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尊重文化多样性。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多 元化模式”集中凸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过程 中产生越来越紧密的关联,推动各国在对话中深度认识文化的 差异性及其存在合理性,这要求各个国家在文化构建中需要充 分发掘并展示自身优越性,以此明辨和阻断外来文化对自身的 同质化意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 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任何一个民族必须在 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承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客观现实,尊重 其他异质的文化形态,如此才能在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特色中展 现勃勃生机,获得文化交流与互鉴的可能空间,促进人类文明 的繁衍进步。其次,要着力构建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关 系。构建平等交流的文化平台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理论工程,需 要各个国家通力合作,促进文化交流认知观念的转变,在文化 的交流交往中拓展文化多样性的存续和发展路径,形塑“和而 不同”、并行并育的文化景观,认可、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存 在,而不是企图以自身的霸权地位垄断文化市场,扼杀文化的 多样性表达,否则将会导致单向度的、毫无生机和色彩的霸权 文明。随着文化构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推进,认识与尊重文化 多样性日益成为促进和强化各国之间达成合作共赢的共识,保 护文化多样性成为大多数国家共同认可的全球关系原则,甚至 成为提升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文化多样性的构建是立足本国、放眼全球的文化整合过 程,应当将其置于本民族的发展和整个时代的长河中进行考 察,既做到传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尊重他国的文化形态,又 能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更新和完善现有文化存在样 态,以新鲜的血液创新文化的多样性表达。 文化主导性是多元文化交融及其实践发展中最为突出的文 化特性,文化主导性因素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文化的发展与转 型。其一,文化主导性必然体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对社会思 想发展的统领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 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 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 力量。”在当代中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与 之相匹配的思想文化,掌握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大众观念意识 和文化氛围塑造的领导地位。其二,文化主导性体现为方向性 引导,在多样、具体和现实的社会实践中,主导性文化能够引 领一个国家乃至民族的发展未来,推动社会发展环境的优化和 规范化,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和自我意识,并使其行为符 合社会规范以获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真实权 利。就国家的文化构建和文明形态的形成而言,文化的发展必 须注重对传统的传承与对现代的拓展,人类文明的演变历史在 文化的创造中不断得到进步。 文化主导性与加强意识形态领导具有关联性。安东尼 奥·葛兰西曾提倡“文化领导权”的建设,认为一个社会集团 的霸权地位表现在“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两方 面,其“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 葛兰西高度重视无产阶级对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巩固和实 施,并将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领导文化的主体,将市民社 会的大众日常生活作为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所,认为文化领导 权的确立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阶级的“文化操纵”过 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被统治阶级参与并自觉服从的思想塑 造过程。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任何主体的实践和文化 都不能脱离其意识形态背景和因素。社会实践的具体性决定了 文化主导及其意识形态的现实性,这意味着任何倡导普适性的 意识形态都具有欺骗性的理论特质。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中,文化主体性、文化多样 性、文化主导性三者相统一的自觉状态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的总体进程之中。文化主体性强调文化的根源和基 础,体现文化构建的自觉性和身份认同;文化多样性反映文化 的丰富内容和客观表征,彰显文化构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文 化主导性揭明文化的领导地位和主要方向,凸显文化构建的规 范性和引导性,三者相互统一、有机融合,共同彰显出文化构 建的唯物史观内涵。 二、层次:物质、政治和精神的互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 历史过程.从横向维度看,文化构建包括三个层次,即作为根本前 提的物质层次、作为坚实后盾的政治层次以及作为核心关切的 精神层次,这三者之于文化构建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文化构建 的层级结构。其中,物质层次为文化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基 础,政治层次为文化构建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精神层次为文 化构建提供智识方略,三个层面的推进环环相扣,服务于文化 构建的整体过程。 其一,物质层次是文化构建的基础,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发 达的社会生产力能够为民族国家文化的发展搭建平台。人们在 思想、精神层面的交往取决于并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 和交往活动,文化构建虽然表征为精神层面的塑形和发展,但 其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基础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 平,文化的物质性是保障其政治和精神力量得以昭显的基本前 提。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 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 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 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历史的前 提视为现实的个人及其实践,确认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 类文明生成的实践基础。现实的人能够在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 中将自身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力量,为推动文化发展奠定现实 基础、储蓄内在动力和构筑多维特性,进而促使文化构建的物 质层次作为历史进程的根基性存在得以凸显。 文化构建的物质层次要求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构建的统 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民族国 家在时代发展中所展现的文化样态和文明程度往往与经济发展 水平相适应。正如美国当代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资本主 义矛盾来源于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同现代文化所标榜的 自我实现规范之间的断裂……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不同原则正引 导人们走向相反的方向。”资本主义的文化构建在物质层面与 文化层面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物质层面的极大扩张和普遍 存在的社会剥削现实,与资产阶级大力倡导的“自由”“平 等”等“普世价值”的要求之间产生了严重背离。资本主义主 导的全球化进程所渗透的同一性逻辑使得全球多元的“文化间 性”遭受冲击8,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造成了各民族 文化之间彼此对立的关系。所谓“自由”“平等”等“普世价 值”只是资本主义文化的虚伪外衣,其存在基础依然是资本增 殖逻辑。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资本通过 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缔造资本主义文化的霸权地位,在证 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历史合法性地位的同时消解了其他民族对 自身文化的认同和自信,资本衍生的这种对立关系在全球化时 代日益暴露弊端并终将引致资本主义文化走向衰败。文化构建 的物质层次在提供基础和动力的前提下,能够促使文化的发展 方向与经济发展目标相一致,激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其二,文化构建的政治层次以国家作为强大支撑、以健全 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作为保障,为文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 规范引导。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 社会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 系”,体现为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法律、制度、组织 和设施等。政治层面的建设本身能够形成特定的文化力量,对 文化整体的发展具有导向和维护的功能,并在组织、指导文化 构建上塑造稳定的心理态势和精神面貌,直接助力于文化整体 合力的形成。通过政治层面的发展和完善,文化构建日益具备 了强大的支撑力量。 文化构建离不开“强大国家”作为坚实后盾。国家是人类 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文化构建的政治载体。国 家的建设和发展为文化构建提供了民主政治的土壤,促进文化 在国际范围内传播从而强化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指一个人感 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 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 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 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政治认同的增强是一项系统工 程,关涉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民群众团结统一的实践要求,包含 对社会政治秩序和国家合法性高度认可的心理结构和文化价 值。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不仅关切自身的价值观念,而且涉及全 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有助于提升并坚定人们对国家发展道路 与文化构建之间相辅相成关系的认识,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文化构建。此外,文化构建离不开健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 体系。政治制度构成宏观层面的框架结构,而政治体系则细化 为各项生活准则,规范个体行为、保障个体权利。唯有健全的 政治制度才能创设安定有序的政治生活空间,从而切实保障人 民权利。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是一项宏大的历史工 程,其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政治压力,为文化构建奠定开 放、有序、合理的环境。中国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 国家,始终坚持建立健全完善的政治制度和组织机制以保障人 民群众的真实权利。文化构建的基本秩序及文化格局的塑造需 要依靠国家政治力量的维系,即通过政治力量保障不同领域的 文化主体充分表达自身的发展诉求,增强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构 建的意识,拓展文化构建的多维关系和丰富内容。只有建立科 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保障公平正义的政治体系,才能为文化构 建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及时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发展观念。 其三,精神层次是文化构建的核心内容层次,为文化构建 提供智识方略。文化构建的精神层次指向现代人精神家园的构 筑。按照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划分,现代社会总体仍处 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现代社会在带 来物质财富极大充裕的同时,也引发了精神世界的极度匮 乏,人们在对物质的追逐和依赖中产生“物化”现象。精神生 活的“物化”既体现在外在的感性世界,表现为纯粹依靠物 欲、感官的刺激来找寻暂时的快乐,也体现在内心世界的虚无 化,即人们的精神生活丧失了意义和价值,呈现出空虚、焦 虑、苦闷等状态。海德格尔认为,“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一种世 界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