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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形态视野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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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形态视野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21世纪中 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 色”,并从五个方面系统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为我们 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提供了指引,也 为人类现代化理论谱系打开了中国视界。 作为一个现实的理论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既包含了丰富的 历史内容,也蕴含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现代化的哲学态 度。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实质,需要把这一历史的、 具体的范畴上升到哲学层面,从普遍性的意义上解释中国式现 代化的科学内涵。惟其如此,才能够有效地回应“何以说中国 式现代化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之问。本文运用历 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进行哲学考 察,以期初步探讨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说中国式现代 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基于技术文明史的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阶段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 力量。离开了物质资料的生产这个前提谈人类历史,就有可能 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物质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我们说中 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内在地包含了人类生 产力发展的新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深刻剖 析了人类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演变的历史。他指出:“由此可 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 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 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 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 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类社会发 展阶段的划分,也主要是以生产方式特别是代表生产力发展水 平的生产工具作为依据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 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 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 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 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可以 说,生产力水平是社会形态划分的根本尺度,在谈及人类社会 发展形态时,首先应该确立的一个坐标就是生产力发展的阶 段。 从发生学来看,现代化进入人类历史叙事,一个最具标志 性的历史事件就是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18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 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以蒸汽机为代表 的新技术发明应用推动人类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由此也 带来人类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推动人 类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 宣言》中所指出的,“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 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 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从18世纪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先后又经历了三次工 业革命。以蒸汽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 命,使人类进入机器时代;以电力技术和内燃机的发明与应用 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电气时代;以计算机技 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信息时 代。今天,人类正在经历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 革命,以区块链、5G、元宇宙等基于互联网的智能技术广泛应 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智能化进程。最新人工智 能技术驱动应用的迅猛发展,导致人们对技术创新不确定性风 险的担忧,以至于有科学家发出倡议,呼吁全球人工智能研究 机构对人工智能技术暂停开发6个月,以避免由于“智慧涌 现”而带来的不可控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就是在科学技术推 动下,人类生产力不断迭代进化的过程。历史地看,人类科技 革命的每一次出现,也在重新定义现代化的内涵。与今天的智 能制造工厂相比,蒸汽时代的大工业生产显然是处于“前现代 的”,而且,两者的差距并不比蒸汽时代大工业生产较之“前 蒸汽时代”人类主要以人力和畜力减轻劳动强度的手工工场要 小。我们谈论现代化,首先要从生产力进步的角度来理解,而 以生产工具(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生产力革命,不仅赋予了人 类改造自然、创造“人化自然”的巨大能力,也在革命性地重 塑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从而从整体上改变着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根本面貌,而我们把这一巨大的历史变迁看作是一个现代化 的过程。因此,从人类文明的演进来看,我们不能把现代化理 解为一个已经完成的、静态的方案,也不存在某种可以直接拿 来复制的现代化“模板”。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主要是欧洲)已经基本 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被动开启的。近代以来发生的“中西碰 撞”,实质上是处于工业时代的西方与仍旧处于农业时代的中 国的碰撞,是两个处于不同技术时代的文明碰撞。因而,对于 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种不同代际技术文明的碰撞,其结果 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所以,近代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悲惨命 运,根本上说是生产力水平落后于时代的结果。也正因为如 此,中国人在惨痛的教训中得出了“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 是硬道理”的结论。检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虽然我们 在184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已接触到工业文明,但由于各种复 杂的原因,在随后的两次工业革命中,中国总是处于慢半拍的 状态,甚至在西方主要国家已经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 候,中国仍然没有完成第一次工业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 方主要工业国家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仍然面临着 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艰巨任务。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 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诞 生前,近代中国的许多政治力量前赴后继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探索,但都失败了。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就 是没有一个坚强的政党领导,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只能在一种缺 乏历史主动性的情况下推进,最终的结果就是,近代中国的现 代化进程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从属地位,而且 总是被世界秩序重构的动荡所打断。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前提和稳定的制度保障,中国 的现代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 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落后的农业国向社会主义工业国的转 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逐步迎头赶 上,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 程。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出一种“并联式”的特 征,在西方历史上历时性发生的工业革命,以一种“共时 性”的方式在中国呈现出来,这无疑也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进 程更为复杂。尤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事实上处在一 个人类现代化“范式”转型的时刻,在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 革命中,中国和西方国家第一次处于并跑位置,均面临着 从0到1的开创性探索。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我们拥有 的“后发优势”边际效应在递减,需要我们积聚基于技术创新 的“先发优势”,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 针对“现代性问题”的困境: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回应 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文明 图景,但这一文明图景又是充满“悖论”的,以至于在经历了 几百年的现代化之后,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惑:对于人类来 说,现代化究竟是福祉还是灾难?这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式的 对于事物之善的终极追问,其更直接的理由来自不能回避的现 实场景。一方面,我们看到现代化的确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自然力的征 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 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 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 纪料想到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另一方面,现 代化也给我们展现出另外一番图景。1845年,恩格斯用了21个 月的时间考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后,这样为我们描述当时伦 敦的状况。“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 积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 城市建筑形式本来就阻碍了通风。”他引用卡莱尔在《宪章运 动》中关于英国棉纺工人所说的话,“对于他们,这个世界并 不是家,而是一个充满了荒唐而无谓的痛苦,充满了抗争、哀 怨,对自己和对全人类的仇恨的阴森的监牢。这是上帝所创 造、所统治的青葱翠绿、百花盛开的世界呢,还是魔鬼所创造 的、所统治的弥漫着硫酸烟雾、飘浮着棉絮尘埃、回响着酗酒 者的喧嚷、充满了愤怒情绪和劳役痛苦的那个阴沉昏暗而又人 声鼎沸的陀斐特呢?” 现代化从早期工业化开始,就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 相”:生产力的高歌猛进与生存环境的极度恶化、财富的堆积 与贫困的积累、物质的富裕与精神的奴役。在其后的历史进程 中,西方国家挟“先发优势”,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复 刻”着这一充满“悖论”的场景。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人类 的现代化进程,西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逐渐形成了一 道无法弥合的鸿沟,现代化的成果最终成为西方文明的专 利,而现代化的消极影响却主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承受。西 方早期工业化中出现的场景,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景象。为 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 代就已经向我们揭示了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劳动的异化、工 人的贫困、环境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