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纪念遵 义会议召开 90 周年 遵义会议召开至今已经 90 年了。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 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纪念遵义会议召开 90 周 年之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遵义会议具有的历史地位、 历史内涵和历史启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 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作出了 郑重的结论。 1945 年 4 月 20 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审议通 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一九三五年一 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 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 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 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 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 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 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 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 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 ‘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 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1981 年 6 月 27 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 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 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 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 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 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021 年 11 月 11 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 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 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 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 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 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 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 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 死攸关的转折点”。 可以看出，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高度肯定了遵义会议的 重要历史地位，但每个历史决议所阐述的具体内容又有所不 同，这反映了我们党对遵义会议历史地位认识判断的不断深 化。这集中体现在对毛泽东历史贡献的认识上：从“这次会 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到“确立了 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再到“事实上确 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 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 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 导集体”。正是由于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 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化险为 夷，中国革命斗争的局面从被动转向主动，从此中国革命事 业就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遵义会议的历史内涵 遵义会议的历史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就是会议 本身，广义则是会议涉及的主题和内容，以一个整体去看待， 作前展后延，将完成会议的历史使命看作是一个酝酿、发展 和完善的历史过程。遵义会议召开前的相关会议是酝酿过程， 遵义会议召开后的相关会议是完善过程。 遵义会议召开前的酝酿过程。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 错误领导，党和红军历经多年建立起来的十几块革命根据地， 除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外，全部丢失。湘江战役一 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 8.6 万人减少到 3 万余人。在残酷 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和要求 改换领导的情绪迅速增长。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 领导人，也逐步改变态度。党中央连续召开通道会议、黎平 会议和猴场会议，不同思想、观点、意见开始交锋，为遵义 会议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通道会议。湘江战役后，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 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 划，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 年 12 月 12 日，党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参 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 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但李德等人仍坚持北上湘西的 原定计划。通道会议没有达成实行战略转兵的一致意见，但 为促进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转兵创造了条件。 黎平会议。1934 年 12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 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 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 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同时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 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黎平会议是通道会议的继续。 猴场会议。1934 年 12 月 31 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 局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 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 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 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 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 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巩固了黎平 会议的成果。 猴场会议后，红军于 1935 年 1 月 7 日占领遵义。此时， 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 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 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遵义会议召开的过程。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央 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 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 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 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 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 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 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 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 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