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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党委组织部长2025年度民主生活会个人对照检查材料(五个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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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党委组织部长 2025 年度民主生活会个人 对照检查材料(五个带头) 按照学校党委关于召开 2025 年度民主生活会的统一部署和 要求,我在会前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系统重温了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扣本次 民主生活会主题,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征求意见,与班子成员、分 管部门负责同志深入开展谈心谈话。在此基础上,我围绕“五个 带头”的要求,深入查摆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深刻剖析问题 根源,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现将个人对照检查情 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在带头强化政治忠诚、提高政治能力方面。一是政治 判断力的敏锐性仍需锤炼。在日常工作中,能够自觉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在 面对一些复杂情况和潜在风险时,政治敏锐以及从纷繁复杂的表 象中洞察本质、预见趋势的能力还有待加强。例如,在 2025 年 初推动新一轮院级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中,我更多地从干部履历、 过往业绩等显性指标进行考量,对于个别干部在一些非原则性问 题的模糊认识,未能第一时间从政治高度上加以辨析和警示,虽 然换届工作整体平稳,但也反映出我对干部政治素质的隐性考察 维度思考得不够深邃,政治“探头”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二是 在贯彻执行上级决策部署时存在机械化倾向。对于中央、XX 自 治区党委和学校党委的各项决策部署,我始终坚持不折不扣地执 行。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有时过于注重程序和步骤的完整性, 对政策背后深层次的战略考量和现实针对性理解不够透彻,导致 在结合组织工作实际推动时,创新性不足,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 比如,在落实一项关于加强青年干部培养的指导意见时,我牵头 制定的实施方案虽然全面覆盖了文件要求的各项举措,但在如何 精准对接我校“双一流”建设对复合型管理人才的特殊需求上, 设计的载体和路径创新性不强,更多是常规动作的重复,未能完 全实现政策效能的最大化。三是斗争精神的淬炼尚有不足。面对 组织工作领域的一些难点、堵点问题,尤其是在推进一些涉及多 方利益调整的改革事项时,虽能坚守原则,但有时存在“求稳” 心态,斗争的策略和艺术运用得还不够纯熟。在 2025 年上半年 处理某个学院关于科级干部职数设置的争议时,面对该学院提出 的不尽合理的诉求,我虽然多次沟通解释学校的政策规定,但在 对方坚持己见时,未能采取更加果决有效的方式予以纠正,而是 希望通过时间来“软化”矛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工作的推 进效率,也反映出我在面对矛盾时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锐气还 有待提升。 (二)在带头固本培元、增强党性方面。一是理论学习的转 化运用存在“温差”。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上,我能够做到跟进学、系统学,但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上还存在差距。有时满足于完成理论学习中心组的既定学习任 务,对一些新思想、新论断的钻研深度不够,满足于“知道了” “学过了”,但在如何将其转化为谋划组织工作的具体思路、破 解发展难题的实际举措上,思考和实践的结合度不高。例如,在 学习了关于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重要论述后,虽然在多次会议 上进行了传达和强调,但在推动我校组织工作体系化、制度化建 设中,如何将这些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精准嵌入到干部“选育管 用”全链条的制度设计中,所做的探索还比较初步,理论学习成 果向实践效能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尚未完全打通。二是在党性 分析的深刻性上有所欠缺。在参加组织生活时,能够坦诚地进行 自我批评,但有时对自身问题的剖析,习惯于从工作层面找原因, 从客观条件找理由,深入触及思想灵魂深处、深挖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总开关”问题的自觉性不强。在最近一次的支部组 织生活会上,我检视自己在推动高层次人才引育工作中的不足时, 更多地归因于外部竞争激烈、政策配套不完善等客观因素,而较 少从自身党性修养的角度,反思是否存在政绩观的微妙偏差,比 如是否在潜意识里更看重引进人才的“帽子”和数量,而对引进 后的长期培养和作用发挥的关注度有所减弱。三是精神追求的标 尺不够高。能够自觉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但在对标革命先 辈和时代楷模的高尚品格时,自我要求的标准有时不自觉地有所 放松。在日常工作中,满足于不出错、过得去,缺少了那么一股 “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着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在推 进 2025 年度党员基本培训工作中,我要求相关科室按照既定方 案执行,强调了培训的覆盖面和纪律要求,但在如何创新培训形 式、提升培训实效,让党员干部真正受到思想洗礼和精神淬炼方 面,投入的精力、提出的新招实招还不够多,反映出我在追求卓 越、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上还存在提升空间。 (三)在带头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方面。一是深 入基层联系师生的广度和深度不足。虽然我一直要求自己践行党 的群众路线,也建立了基层联系点,但“四下基层”制度的落实 有时还不够扎实。下基层调研往往是带着明确的任务和议题去的, 存在“主题式”调研多、“蹲点式”走访少的情况,与师生进行 “原生态”、零距离的交流不多。比如,在 2025 年开展的关于青 年教师发展的专题调研中,我主要通过召开座谈会和发放问卷的 形式了解情况,虽然也收集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但未能抽出 完整的时间深入到青年教师的实验室、工作室和生活中去,对他 们面临的科研压力、生活困难等急难愁盼问题的体察不够真切, 导致后续出台的一些支持政策未能完全切中他们的核心关切。二 是在执行民主集中制上存在不自觉的“路径依赖”。作为组织部 部长,在党委常委会讨论干部任免等“三重一大”事项时,我能 够充分发表意见,坚决执行集体决定。但在组织部内部议事决策 时,有时会因为自己对相关情况比较熟悉,不自觉地在讨论中发 表引导性意见过多,压缩了其他同志发表不同意见的空间。例如, 在一次部长办公会上研究某位科级干部的提拔任用事宜时,我对 该名人选比较认可,在介绍其情况时,附带的正面评价较多, 虽然会议程序是完备的,但客观上可能影响了其他与会同志的独 立判断,不利于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这与严格执行领导班子 议事决策规定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三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有待增强。在处理一些常规性组织工作时, 习惯于依靠过去的经验和惯例,运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来 分析问题、作出决策的意识还不够强。2025 年,在处理一起关 于干部档案认定的复杂案例时,我最初倾向于参照以往的类似案 例进行处理,但在法制办同志提出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后, 才意识到原有处理方式可能存在法律风险。这件事给我敲响了警 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