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数字虚拟人创新发展
数字虚拟人正从技术概念走向广泛的产业应用。从虚拟偶像、
数字主播到金融客服、医疗导诊，数字虚拟人已在多个领域落地
应用。与此同时，“撞脸”名人、深度伪造诈骗、不当使用逝者
形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等乱象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广泛关切。
数字虚拟人是利用图形学、数字图像处理或人工智能等技术，
借助真人驱动或计算驱动，模拟人类外貌，具备声音、行为、交
互能力或性格特征的虚拟数字形象。当前，数字虚拟人已在娱乐、
电商、教育等场景中广泛应用，其运行过程涵盖形象建模、数据
处理、内容生成、信息传播等多个环节，涉及技术支持者、服务
提供者、服务使用者和传播平台等多元主体，法律关系较为复杂，
主要在以下方面存在法律风险。
一是人格权益侵害风险。未经授权使用他人肖像、声音或神
态习惯制作数字虚拟人，可能侵害自然人的肖像权和声音权。从
司法实践看，已有法院明确自然人的人格权保护及于其虚拟形象，
认定未经许可利用 AI 技术擅自创设、使用自然人虚拟形象可能
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的侵害；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保护
范围亦可及于人工智能合成的声音。不当使用逝者形象的问题同
样较为突出，未经逝者近亲属同意，利用数字技术生成逝者形象
用于商业或娱乐目的，可能侵害逝者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是数
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风险。数字虚拟人的运行依赖海量数据，
包括用户交互数据以及所模仿自然人的生物识别信息、行踪信息
等敏感个人信息。这些数据在采集、训练和使用过程中，存在
被过度收集、泄露或滥用的隐患。尤其在医疗健康、金融客服
等场景中，虚拟人获取的用户财务信息和健康数据若保护不力，
可能对用户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数字虚拟人的数据处理
链条长、参与主体多，传统的“告知——同意”框架难以有效覆
盖，需要更精细的治理规则。三是内容安全风险。数字虚拟人的
生成内容具有高度逼真性和快速传播性，可能被用于生成和传播
虚假信息，实施网络诈骗、诽谤等行为，其社会危害可能远超传
统虚假信息。在医疗、金融等专业领域使用数字虚拟人开展诊疗
咨询、推荐股票，可能对用户产生误导，甚至危害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四是特殊群体保护与伦理风险。对未成年人而言，情感交
互型虚拟人可能诱发非理性消费和过度情感依赖，干扰其现实社
交与人格发展；对老年人而言，数字虚拟人则可能成为新型诈骗
工具。
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陆续出台《互联网信息服
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亦就
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发布意见，数字虚拟人治理的制度框架逐步
成形。今年 4 月，《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公布，进一步将治理规则向数字虚拟人这一具体场景延伸。
如何在法治轨道上规范数字虚拟人的创新发展，已成为社会治理
的重要课题。
细化数字虚拟人治理的法律规范。当前，涉数字虚拟人的规
范依据分散于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
以及多部部门规章之中，各规范之间的衔接与协同尚有完善空间。
《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未经同意使
用敏感个人信息建模、逝者形象使用、全程标识等作出了具体规
定，将民法典的人格权保护规则在数字虚拟人场景中予以细化。
在此基础上，可将散见于不同规范的治理经验进一步整合，使数
字虚拟人的人格权益保护、数据治理、内容管控等规则在体系上
相互衔接、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