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居安思危，应对挑战
当前面临的难题和挑战可归纳为社会和谐的挑战、科学发展的挑战、和平发展的挑战和执政党建设挑战，以及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挑战等五个方面。
1. 社会和谐的挑战
1.1 利益诉求空前多元化，信任度每况愈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近日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分析当前社会心态特点、发展态势和问题。调查显示，社会总体信任度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跌破及格线，人际关系不信任进一步扩大。不到一半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二到三成信任陌生人。群体间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
虽然人民根本、长远利益一致，但不断产生的社会新阶层与老阶层之间具体利益存在千差万别。同一个阶层的职业、身份、收入、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相同，具有共同语言，采取群体形式争取共同权益，利益诉求空前多元化，引起社会矛盾多发、高发，甚至尖锐化，各种矛盾根源于此。
例如征地拆迁，农民希望补偿多多益善，但开发商能省就省。又如对城镇低收入居民来说，农产品涨价意味着城市物价上涨。温家宝用做蛋糕、分蛋糕打比方，做大蛋糕是政府责任，分好蛋糕是政府良知。蛋糕越做越大，矛盾越来越多，很多矛盾是在分配蛋糕过程中产生的。各阶层民众日子比30年前红火，但分配不均。所以，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主要解决的是发展问题，那么，构建和谐社会主要解决的是分配问题。
1.2 群体间冷漠、怀疑加深和固化，社会情绪反向
比如令人发指的“小悦悦事件”。2011年10月13日，小悦悦被前后两车碾压，十余名路人相继匆匆离去，冷若冰霜，视而不见，拾荒阿姨陈贤妹毫不犹豫施以援手，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离世。
又如做好事遭恶报的“南京彭宇案”，引发老人跌倒扶助与否的热议，网友认为此判决使“社会将变得更加冷漠、人与人之间将变得更加互不信任”。众多市民开始持有“不敢扶”、“扶不起”摔倒老人的观点。评论认为“彭宇案”造成路人“见死不救”现状，甚至有网友评价说，“彭宇案”令中国社会道德水平倒退50年。另有人认为，彭宇被判败诉的积极意义在于提醒“活雷锋”在见义勇为时要注意保护自己。
奥林匹克运动长河中，有欢乐，有泪水，有欣喜若狂片段，也有悲天悯人时刻。多少优秀运动员被伤病所困，无法实现赛场夺标梦想，甚至被迫终身告别赛场。人们曾经为刘翔8年前创下的辉煌奔走相告，激动万分；而如今，刘翔预赛摔倒遗憾退赛，两度伤退神奇相似引质疑。
击毙周克华真实性的网友质疑几乎成为社会信任恶化的注脚。《人民日报》评论员坦诚直言：“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
“毒奶粉”、“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等丑闻频繁发生，拷问社会良知底线，冲击道德伦理规范。
诚然，这是一个怀疑无处不在的时代，“我疑故我在”。信任就如同1岁小孩的天真烂漫，当你将他扔向天空时，他会开怀大笑，因为他知道你会接住他，这就是信任。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等因素密切关系。弱势群体中一些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恨却钦佩、本该谴责却赞美的“社会情绪反向”值得警惕，不容乐观。
1.3 看了《色戒》不相信爱情，看了《集结号》不相信组织，看了《投名状》不相信朋友
2008年上映的三部片子火了一把。陈可辛执导，李连杰、刘德华主演的《投名状》，比照梁山好汉三兄弟立誓同生共死，以鲜血立下“投名状”：“外人乱我兄弟者，视投名状，必杀之；兄弟乱我兄弟者，视投名状，必杀之。” 死生相托，吉凶相救，福祸相依，患难相扶，人心险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恩怨纠葛兄弟情，英雄本色江湖血。
冯小刚执导，张涵予主演的《集结号》，根据钟爱军队集结号的老复员军人亲身经历改编。解放战争时期，连长谷子地接到团长命令，要打阻击战帮助大部队撤离，以集结号为撤退信号。整个连队拼光了也未听到集结号响，谷子地被炮火轰晕在死人堆里得以生还。之后漫长岁月里，谷子地历经千辛万苦寻找队伍，最后找到团长的坟头，成为残废的司号员告诉老连长一直未吹响集结号。谷子地醒悟后，挖出全连49个弟兄遗骸，追回“烈士”称号。
张爱玲原作，李安执导，梁朝伟、汤唯、王力宏、陈冲主演的《色戒》，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为背景，讲述女大学生王佳芝利用美色接近汉奸易先生意图行刺的故事；佳芝成功勾引易先生并准备下手时，却发现自己心旌荡漾，深陷情网而不能自拔，于是通风报信让易先生逃过一劫，易先生却决定赶尽杀绝。
当时流行民谣：看了《色戒》不相信爱情，看了《集结号》不相信组织，看了《投名状》不相信朋友。这是一种残酷的冷幽默，在某种意义上是当代电影文学醒世言，提醒共产党改进作风。
1.4 人心向背关乎死生存亡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扩大”。毛主席是党的群众路线倡导者、推进者和实践者。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毛主席始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信任群众。他强调：“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毛主席一生的思想和业绩，集中到一点，就是唤起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在建党初期，由于当时的领导者对中国革命力量源泉问题没搞清楚，在依靠谁的问题上摇摆不定，结果当反革命露出真面目、残酷镇压革命者时，革命力量蒙受巨大损失。在革命紧要关头，毛主席号召革命者到农村去，发动群众，走与工农相结合、建立工农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正是这条道路，将中国土地革命和国内革命引向高潮。在抗战最后阶段，毛主席又动员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国的人民大众。”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告诫党员干部要摆正自己与群众的关系，密切联系群众。他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他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党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鱼水情深。曾有这样一个事例。194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杨家岭迁驻枣园。当时枣园有十几户人家，保卫部门考虑到中央首长安全，建议当地老百姓迁移。毛主席得知后，很不以为然。他严肃地说：“你们要让老百姓迁走，我就不搬去。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如今，面对延安那些低矮的窑洞，人们会油然而生敬意：就是在这些窑洞里，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遵循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必须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毛主席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毛主席重视和强调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1944年，毛主席得知延安侯家沟村的妇女不能生孩子，他怀疑水有问题，指示延安中央医院帮助群众验水。经过化验，饮水中含有影响生育的有害物质。医院对饮水作了无害处理，并帮助群众治病，终于使这个村又传出婴儿的啼哭声。
194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党的七大致闭幕词时，曾引用“愚公移山”的寓言作比喻，讲了如何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战胜强大敌人的问题。讲话虽然距今已经过去68年了，但毛泽东同志借用“愚公移山”所阐发的事理，至今许多人还记忆犹新、耳熟能详。对讲话中所阐发的人民就是“上帝”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又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上帝”不能惹，谁惹怒了“上帝”，谁就必定要垮台的论断。在党的七大的闭幕词中，他讲的是感动“上帝”的问题。即感动“上帝”，“上帝”会帮助我们搬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解放后在考察、调研的谈话中，他所强调的是惹怒“上帝”的问题。即惹怒“上帝”，“上帝”会让脱离人民群众的党员领导干部最终垮台。他在阐述这个思想时，前一个讲话是在革命时期，后一个谈话是在建设时期。作前一个讲话时，党正在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所以讲话强调的是有全国人民大众的支持，我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也就是要坚定全党的必胜信念。作后一个谈话时，党已经在全国取得政权并长期执政，正在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奋斗。在这个时候谈话所强调的是要高度警惕各种脱离群众现象的发生，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此保持警觉。毛主席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语言生动，比喻形象，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值得认真思考。
毛主席之所以说，人民就是“上帝”，是因为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定力量。这个论断的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体现和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意蕴。从党的历史看，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当年，在战争年代，曾流行于太行山区和冀中平原被老百姓广泛传唱的一首支前民谣，就是对这一结论的生动诠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衣，最后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送他上战场。”正是因为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陈毅同志曾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正是因为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创建了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大规模开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是因为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改革开放的征程，并实行了一系列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事实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党的根，是党的血脉，是党的力量源泉。
1947年冬，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曾受胡宗南军队洗劫的米脂县杨家沟村时，一个饥饿的小男孩跑到部队的马槽处，拿饲料充饥，被马咬伤。毛主席得知后，心情十分沉重。他要求中央机关每人每天节省一两粮，救济困难户，并带头节粮。在他带动下，中央机关把省下的小米、黑豆等，分给烈军属和困难户。正是此类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的行动，使党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邓小平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实践者。邓小平认为，党的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他多次强调，“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要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工作方法，要尊重群众、发动群众、引导群众、组织群众；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愿意不愿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为标准。
1941年，他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指出：“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党。”在权力和人民之间，邓小平不是迷信权力，而是将权力置于人民之下，显示出独特、清醒的认识。
针对党执政后可能出现脱离群众的倾向，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他强调：“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在党员的教育材料中，在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事业就愈是发展。”“战士替居民挑水，官长替士兵盖被子，在火线上开‘诸葛亮会’，保护俘虏的健康和自尊心，不搜俘虏的腰包，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一系列的伟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的。”
1961年12月，邓小平在《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讲话中，再次强调做好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长期的很好的传统。我们的工作向来是很深入的，过去在农村也好，全国胜利之后也好，各种工作是做到家的。”他还说，“三年解放战争打胜了，这是在长期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集中了一切力量才实现的。如渡黄河，群众把门板都贡献出来，光冀鲁豫的门板还不够，连冀南的门板都下下来了。那时群众吃得很差，还是拿出粮食供给人民解放军。这没有长期工作的基础是不行的。”“共产党长期联系群众办好事，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解放战争是人民战争，依靠人民才能做到这一点。”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
1980年，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讲话中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在这一时期，邓小平还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改革的总目标“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心群众生活 维护群众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顺应人民要求，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邓小平曾强调，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1980年，他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他指出：“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现在需要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
历史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兴衰成败的规律。正是由于以毛主席、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党才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才不断取得胜利。这也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
历史经验表明，党最大政治优势是依靠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并十分严峻地考验着党。当前，党的总体状况是好的。但毋庸讳言，在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身上，也确实存在一些令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一些人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精神懈怠，养尊处优；不讲效率，推诿扯皮；哗众取宠，好大喜功；铺张浪费，大吃大喝；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讲排场，图形式，摆花架子等等，更有甚者贪污腐化，消极腐败，跌进了违法犯罪的深渊，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罪人，走上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这些现象严重地侵蚀着党的肌体，败坏着党的作风，破坏着党的形象，影响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
在新的形势下，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从毛主席、邓小平有关群众路线的论述和实践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自觉遵循党的群众路线，牢记并恪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努力以为民务实清廉的实际行动，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
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为民务实清廉”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中央要求，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达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效果。党再次亮出群众路线法宝，重申、重叙、重塑党群干群之间的舟水之喻、鱼水之谊、血肉之情，用意深远，意味深长。这个活动开展得好，开展得有成效，党存在的问题就会得以减少，存在的突出问题就会得到遏制，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会进一步密切，党的作风就会进一步改进，党的建设就会进一步加强。人民群众对党有诸多的期待和期盼，“上帝”在看着我们，也在监督着我们。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上帝”支持我们，我们就会胜利；“上帝”不支持我们，我们就要失败。而“上帝”是否支持我们，则取决于我们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言行和所作所为，即能不能让“上帝”高兴、满意、答应和拥护。“上帝”高兴了，满意了，答应了，拥护了，我们就能得到“上帝”的支持，否则就会相反。那么，对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怎样做才能让“上帝”高兴、满意、答应和拥护呢？党的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对“上帝”要有敬畏之心，因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对“上帝”要有感恩之心，因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对“上帝”要有怜爱之心，因为，人民群众在工作、劳动、生活、学习中艰辛不易。对“上帝”要有报答之心，因为，党的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只要我们广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牢记人民就是“上帝”这句至理名言，并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身体力行，不忘本，不丢魂，扎稳根，就会无往而不胜。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奋发努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一定会早日实现。
2. 科学发展的挑战
经过30余年经济超高速增长，阻力、压力和瓶颈积重难返，资源、能源、生态、环境压力重重，步履维艰。“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关键时期，十八大报告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经济发展方向从单一增长向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同步发展转型；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经济发展立足点从“速度至上”向“质量和效益优先”转型。辜胜阻教授说，“新四化同步”思想、“创新驱动”思想、“质量和效益优先”思想是中国科学发展和转型的三大重点和亮点。在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的今天，提出“新四化”意义何在？
2.1 “四化”同步发展涵义及其辩证关系
第一，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大数据”是与劳动力、土地、资金并列的基本生产要素，信息化是推动工业化升级的核心力量，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有机结合，给传统的生产、流通、消费流程带来革命性变化。中国在工业化上是后来者，但在信息化上与发达国家距离不大，完全可以在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上大有作为。应充分利用信息化引领工业化，以新型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加快信息技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城镇化中城乡治理和社会管理信息化，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二，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推动力，
新型工业化既可在资源优化配置基础上形成竞争优势，提高质量效益，又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新型城镇化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又是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道路的基本线索。应在制造业由大向强的实体经济基础上，防止“产业空心化”，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合理布局，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之路。
现代工业和现代城镇发展共同特点就是具有集聚效应，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协作、形成规模经济和生产率提高。中国城镇化率虽已超过53%，但与工业化相比仍然滞后，而且质量不高。目前城市常住人口中，将近20%的人口尚未城市户口，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出现新的“二元结构”，导致社会不稳定。加快城镇化进程，不能理解为仅仅是圈地盖楼造城运动，更为重要、难度更大的是人口城镇化、现代化，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进城务工农民安居乐业。
第三，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统筹发展。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通过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改造传统农业，大幅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现代化，释放和“挤出”更多农业剩余劳动力，以人为本，增加发展机会，为工业服务业和城镇化提供充足劳动力“蓄水池”。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第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平衡发展。既包括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包括发展农村乡镇企业，将乡镇企业导向规范的工业园镇，走上产业集群化道路，化解乡镇企业资本缺乏与技术不足、分布过散与配套设施不全等问题。
农业现代化是用现代产业生产、流通方式组织农业生产，包括使用机器设备、发展专业化分工等。随着农业生产率趋近于非农产业，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农民生活方式逐步城镇化、现代化，未来留在农业的农民与城镇居民的区别主要是职业不同。
第五，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互动发展。以信息化引领、助推城镇化进程，通过建设智慧城市提高城镇化质量，获取城镇化发展红利。纠正城镇化过程中的五种偏向：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人口过于集中于大城市、过多的非家庭式城乡人口迁移、过高的半城镇化和城市间恶性的GDP硬实力竞争等。实施均衡城镇化发展模式，解决城市政府对土地财政过度依赖问题。鼓励农民工家庭式迁移和就近转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现进城农民工与市民的平权，加快城镇新老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应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帮助农民工实现“城市梦”、“创业梦”、“安居梦”。
2.2 为何强调“新四化”同步发展？
胡鞍钢先生认为，中国已经开创出一条别国未曾走过的新型城镇化新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集中体现，经历了农业与乡镇企业并存的“二元”结构转向农业、乡镇企业与城镇部门并存的“三元”结构，“三元”结构转向农业与乡镇企业、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并存的“四元”结构，并最终将由“四元”结构转向“一元”结构。只有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合力的基础上，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相互协调发展，才能破解四元经济社会结构难题，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实现奠定决定性的基础。诚如费孝通先生16字箴言所倡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从历史看，改革开放前曾提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由于历史局限，未提城镇化；虽然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但未提“信息化”概念。改革开放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极大地调动全国人民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广泛吸收国际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伴随工业化发展，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带来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成为30余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
从现实看，目前，我国正逐步转入中速增长阶段，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日益稀缺；二是基础设施、住宅、钢铁等重要工业产品需求达到峰值。如果说过去35年高增长阶段主要是“铺摊子”，通过在传统农村经济以外大规模发展现代产业部门推动经济发展；那么，新的增长阶段则主要是“上台阶”，通过产业升级换代及互促共进推动经济发展。
从未来看，新型城镇化既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内需，也是支撑中国经济未来20年乃至30年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如果说新型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创造供给，那么新型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引发消费需求、带动投资增长、推动经济服务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实现安居乐业市民梦的重要手段。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以产业为支撑，实现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及信息化的“四化”协调发展。
从机遇看，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密切相关。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转换，为“新四化”同步提供了重要时间点。为了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要求用信息化提升工业化质量，推进城镇化以扩大内需，通过农业现代化解决大量农民进城后的农产品安全保障问题。同时，“新四化”同步发展蕴含一系列新增长点。发掘好这些新增长点，有可能迎来一个增速虽有所降低、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的新的发展机遇期。
“新四化”同步是实现现代化基本途径，是体制机制、发展理念和实施方略的与时俱进，是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问题及挑战的集中求解，是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失衡”向“均衡”发展转型的关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部署。这是革命性变革，千丝万缕，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任重道远。
2.3 推动“新四化”同步发展应从哪里突破？
“新四化”同步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背后则是诸多体制和政策问题。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就要选准突破口。
土地制度改革是重要突破口。完成土地制度改革，有利于维护农民权益、优化城乡资源配置、降低城镇化成本，从长期看也有利于稳定政府收入，从而为“新四化”同步发展创造多方面有利条件。
遵循市场发展规律。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当家？改革开放35年的中国城镇化进程政府主导作用明显。无可否认，各级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经营城市、暴力拆迁、强制征地、资源浪费、政绩工程等。新型城镇化，不再是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大范围布点和圈地运动，而应是一条既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又能汲取历史教训，具有一定前瞻性的道路。
“三农”均等化。落实在城镇化相关政策上，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业现代化。一系列农业基要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即现代农业要素不断增加。这要求国家和社会对现代农业要素不断强化投入，进一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强农业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不断推进农业生产组织化、专业化、产业化、差异化和高附加值化。
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集聚化。既要提升乡镇企业运营水平，促进生产服务特色化、绿色化、高效化，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的有效就业岗位，缓解城市压力，也要通过不断促进要素集聚，从“队（村）—社/乡—镇”不断走上产业集群化道路，集中提供政府公共服务、金融保险和物流等社会服务，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农民工市民化。使城镇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能够真正“乐业”又“安居”，平等享有公共服务，在劳动报酬、劳动时间、节假日安排和工作条件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继续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国情、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城乡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趋同。城乡居民在收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大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需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强社会建设、加大社会投入、改善社会管理，使他们能够真正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2.4 创新驱动
发展方式转型的重中之重，是使创新成为经济转型的新引擎，实现经济发展从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位居第二，不久的将来经济总量可能超过美国。目前是制造业第一，出口第一，外汇储备第一，得益于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战略和投资拉动。竞争武器来源于“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的“五低”，付出“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四高”代价，结果是经济规模大，但大而不强；经济增长快，但快而不优；虽然快速提升GDP，但无法创造高利润；虽然生产大量产品，但无法创造品牌；虽然吸收大量就业人口，但无法大幅度提高劳动者收入，人均GDP排名在世界80余位后。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存在六个过度依赖，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的外需拉动，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过度依赖房地产支撑，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以及过度依赖部分人先富的非均衡增长。城乡结构、产业结构、阶层结构、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等经济内在结构之间存在不同程度失衡。如果说过去30年是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国家的第一次转型，那么如今正步入向高收入国家的第二次转型时期。
在第一次转型过程中，我国依靠“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成功跨越低收入国家的“贫困陷阱”，那么在第二次转型中，要在“做大蛋糕”和“分配蛋糕”两个领域进行调结构和促转型，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可持续的良性循环、财富增长与民生需求的均衡协调，国内市场需求扩大与国际市场竞争力提升紧密结合，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构建起“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均衡发展、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利用改革形成的制度红利和创新形成的技术红利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2.5 质量和效益优先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立足点要从“速度至上”转向“质量和效益优先”的轨道，正确处理质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元区经济陷入萎缩，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国内经济也持续下行，实体经济要素流失严重，中小企业生存困境加剧，政府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选择。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处理好“稳增长”和“促转型”之间的关系。要利用经济下行的压力，推动经济转型。不能再靠无效投资和放松房地产调控的“老办法”稳定经济增长。
稳增长要采取新的“组合”型政策。一要靠有效投资特别是扩大民间投资，通过减税费的积极财税政策调动民间资本投资积极性，不能盲目用“激素”方法“催生”增长，要按经济规律让其“自然成长”；二要培植新的消费热点，探索将出口退税转为居民消费补贴，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使居民消费成为稳增长的持久动力；三要充分发挥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在“东慢中快”和“东慢西快”的形势下，把中西部打造成“稳增长”的新引擎；四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寻求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五要促进出口多元化，努力实现外需稳定。
3. 和平发展的挑战
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状况可分为基准增长情景、协调发展情景、风险情景等三种不同情景。基准增长情景是以过去和当前发展特点为基础，分析其趋势，并据此推导出来的可能情景。即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和任务。协调发展情景是按科学发展观要求，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效率提高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风险情景更多考虑到未来面临的可能风险，尤其是国际环境恶化。
3.1 “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外部环境形势严峻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心态失衡，抛出中国威胁论。如军事威胁论说，中国军费不透明，增长太快。经济威胁论说，中国吸引巨额外资，进口海量资源能源，抢占国际市场，源源不断排放污染，并拿碳排放、人民币汇率说事。价值观威胁论说，中国人价值观威胁西方人价值观，如泰国红衫军和黄衫军相继罢市，粉墨登场；菲律宾发生劫持香港人质事件，这两个亚洲国家较早学习美国民主，结果是悲剧；又如非洲国家内耗不断，动荡不宁，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意识到学习西方民主没学出好结果，转为学习中国，使西方人感到其价值观受到挑战。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和谐，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郑和下西洋，国力强盛，但未侵占他国寸土寸地。相反，英国人占据比自己本土面积多百倍的土地，号称“日不落帝国”，哥伦布、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导致殖民战争，屠杀土著居民，从事贩奴贸易；并且，欧洲白人强行向澳洲、非洲、美洲、亚洲移民6000余万人。
当前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形势严峻，国际经济形势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风险缓和。金融危机造成的系统风险开始出现缓和，银行间拆借风险溢价持续回落，趋于正常水平。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头两年，溢价水平明显提高，目前有所回落。
第二，元气难愈。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主要发达国家信贷仍然未恢复活力，危机中的美国、欧元区、英国的信贷规模大幅度跌落，目前稍有起色，但远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第三，股市回升。全球股市从危机中逐步回升，如美国、欧洲、日本的股市以及拉丁美洲、亚洲、东欧国家的股市在危机前都达到较高水平，在危机震荡中跌入低谷，目前有所回升，但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第四，贸易复苏。“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喜出望外的是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贸易量已超过危机前水平。危机前，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齐头并进，比翼双飞，而今发达国家如欧美、日本与新兴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印度之间差距巨大。
第五，资源波动。石油能源、金属矿产及其它初级产品价格在危机中都有所下降，目前持续攀升。这些重要的大宗商品在世界市场的价格颠簸剧烈，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不亚于唐山大地震、日本东京地震、海啸和核灾难威胁，以及西方多国联军发动的利比亚石油战争。
第六，汇率不稳。世界主要国家的汇率大幅度波动，如美元兑日元汇率、美元兑欧元汇率起伏较大，新兴国家货币升值速度较快，如巴西币值飚升。与俄罗斯、韩国、南非、土耳其相比，人民币升值幅度最小。人民币升值压力最早来自日本，后来日本明白逼迫人民币升值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日本对中国存在贸易顺差，日本赚中国的外费。
贸易顺差是指在特定年度一国出口贸易总额大于进口贸易总额，又称 “出超”，表示该国当年对外贸易处于有利地位。贸易顺差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国在特定年份对外贸易活动状况。通常情况下，一国不宜长期大量出现对外贸易顺差，因为此举很容易引起与有关贸易伙伴国的摩擦。例如，美、日两国双边关系市场发生波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方长期处于巨额顺差状况。与此同时，大量外汇盈余致使一国市场上本币投放量随之增长，因而引起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是美国、欧洲，以及巴西，高调要求人民币升值，因为巴西是新兴国家中货币升值最快的；而中国相对最慢，巴西就加盟到对中国施压的西方七国阵营中。
2013年3月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
1美元对人民币6.2798元，1欧元对人民币8.2049元，100日元对人民币6.7509元，1港元对人民币0.80972元，1英镑对人民币9.5252元，1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6.4145元，1加拿大元对人民币6.0954元。
人民币1元对0.49438林吉特，人民币1元对4.9070俄罗斯卢布。
第七，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国际性的，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很多新兴国家通胀率高于中国，达到8～9，甚至有些国家超过两位数。巴西通胀率最低，重要原因是货币升值快。通货膨胀造成的结果是供不应求，物价上涨。如果货币升值就可以更多地进口，从而缓解国内供不应求的矛盾。奥巴马总是给中国讲双赢道理。不言而喻，有一利必有一弊；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民币升值有双重效应：不仅可以缓解通胀压力，还会降低我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减少出口量，影响国内生产和就业率，从而影响社会稳定，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3.2 经济危机一浪高过一浪，波及全球
20世纪战后以来，世界发生五次大的经济危机，美国1929～1933年经济危机；1973～1975年发达地区资本主义“滞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受到冲击和影响长达十年；1982年拉美国家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持续两年，波及整个亚洲，并对欧美产生很大程度影响，日本至今仍未走出这次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连续15年萎靡不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衰退最深，领域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史无前例。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都受到巨大冲击，余波至今未平。
以美国1929～1933年经济危机为例。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欧洲是战争主战场，英、德、法、俄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霸权互相拼死厮杀，元气大伤，唯独美国在战争中增强了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就连当时头号投资大国英国也欠美国41亿美元债款。美国已由战前的债务国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债权国和国际金融中心；从战前的工业大国一跃而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经济大国。
生产高涨刺激信用膨胀，从1923～1929年，美国有价证券发行额达490亿美元，证券交易所疯狂的、规模空前的投资使证券价格上涨。纽约证券交易所证券平均价格由1923年的98美元涨到1929年的365美元的最高峰。当时购买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及证券只需要支付10%保证金，狂热参与证券和房地产投机的人2∕3都靠银行贷款，助长繁荣幻景。
美国2 ‰的公司占有全国公司总收益近70%，中小企业和小生产者、小商人普遍遭到淘汰和被兼并的命运，垄断托拉斯资本主义形成。1929年10月，酝酿已久、史无前例的空前危机终于爆发，持续4年之久，波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并引发世界战争。茅盾在小说《子夜》中所描述的资本家跳楼自杀的事情在美国频频发生。 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德莱塞创作的欲望三部曲，以此为背景，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位金融家的发迹史和破产史。
福布斯2012年富豪榜单冠亚季军排名与往年相仿，依旧是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电话公司）、美国的比尔盖茨（微软）和巴菲特（克希尔·哈撒韦股票），三者身家依次为740亿、560亿、500亿美元。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二战后60余年，美国经济大起大落，山穷水尽。自1783年取得对英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经历多次经济衰退，先后于1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20～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1948～1949年、1957～1958年、1969～1970年、1974～1975年、1980～1982年、1990～1991年、2008～2012等，几乎每过十年发生一次经济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冲击最猛烈，复苏力度在历次经济周期中最弱，70个月之后，就业率仍然疲软，恢复最缓慢。1980年美国经济衰退后，就业17个月就恢复到原来水平；2001年衰退后，就业率30个月恢复。
3.3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机制
第一，根本矛盾因素。既有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制度性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导致跨国生产过剩和泛滥的必然结果；也有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本性所决定的非制度性原因等。虽然每一次危机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但根源相似。
第二，直接变量。导致经济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速落后资本积累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第三，政策制度因素。欧元区作为主权分离的共同货币区，缺乏应对国际危机的统一政策协调工具，制度安排鞭长莫及。虽然经济因素在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不可忽略。同时，信息机制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风险识别状态系统模糊，诱发金融危机。
第四，道德信用风险因素。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根本属性是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增加储备国道德风险，致使全球经济失衡，实质是发达国家局部的而并非全面的主权债务信用危机。
第五，经济结构失衡因素。欧元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条件，经济整合不仅未产生内生性趋同，反而出现两极化的离心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次贷危机延续与深化，而国际投机者推波助澜则是重要因素。
第六，收入不平等因素。全球化深刻影响全球收入分配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扩大收入不平等程度，导致宏观经济金融化和消费者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压制国内需求，间接地为发达国家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实质是一种难以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破灭，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
第七，虚拟经济过度因素。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形成软预算约束普遍化，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其危机生成和传导机制可描述为：
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
加上各主要国家经济周期高度同步，相互叠加共振，最终酿成全球经济危机。
第十，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比重居高不下风险。虚拟经济主要是银行资产、股票市值、债券余额、金融衍生品，似乎虚无缥渺，捉摸不定。比如银行资产理论上有数亿万元，除了银行大楼是实体，其他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虚体，仿佛普希金的爱情诗：“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股票市场更是如此，股票市场一涨，股民都跟着发财；股票市场一跌，股民跟着赔钱，数亿元金银顿时蒸发。
博大精深的现代文学百科全书《红楼梦》的主题歌“好了歌”唱道：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1990年，全球虚拟资产与实体经济比重是2.19，虚拟资产是实体经济的2.19倍，2000年上升到5.52倍，2009年虚拟资产膨胀为实体经济的14.2倍，意味着实体经济每生产1元钱，就有14.2的虚拟资产等着瓜分，而这1元钱又不能都给虚拟资产，首先得维持实体经济自身基本消费，全世界平均消费率是80%，即每生产出1元钱，最多拿出0.2元给虚拟资产瓜分。任何一个资本所有者都难以满足2%的回报率，千方百计提高回报率，但是超不出0.2元的底线。如果有人企图冲破经济规律的约定俗成，拔苗助长，提高自己的回报率，则意味着其他人的利益被剥夺，丧失回报率，致使经济发展失衡，从而造成金融危机。
2007～2012年美国虚拟资产与GDP年均比重约20，日本是10。比较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发达世界的三大经济体，日本经济最糟糕，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速度年均下降2%左右，而日本经济则年均下降5%～6%，为什么日元相对于美元要升值呢？日本20世纪8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一直处于压泡沫过程，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重相对低于美国。虽然日本经济大滑坡，人们更愿意相信日元安全，所以日元升值。
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重是3.7，这是中国经济优势，因此我国经济危机恢复较快。当然也不是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值越小越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货币深化需要适度的虚拟经济存在，虚拟经济是润滑剂，能有效加速经济发展。但不能过高，否则隐患无穷，危机四伏。应该多少才能达到经济平衡与社会和谐？没有绝对标准，不能搞形而上的一刀切，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缓解金融危机的一只铁腕是降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重。怎么降？两种选择：一是扩大实体经济分母，困难重重；二是减少虚拟经济分子，意味着一些金融机构破产，几家欢乐几家愁，雷曼兄弟等很多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就是在调整这个比重中的牺牲品。
3.4 危机影响后果：风险和不确定性
危机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率区别不大，全球化趋势就是各国发展状况日益趋同，但危机后大相径庭，发达国家增速远不如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步入上升期，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经济数十年强劲增长。日本经济一波三折，祸不单行，大地震后恢复重建，日本央行批准3600亿美元强力刺激经济复苏。欧洲经济昨日黄花，夕阳西下，失业问题普遍存在，如意大利失业率居高不下，逐年攀升。
第一，美国宏观政策取向不确定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将美国的主权债务信用评级将被列入负面观察名单，信用评级将被列入“有限违约”等级。为避免国家信誉受损，美国必然要调高债务规模。但是，如果过度调高债务上限，会增加美国国债外销压力，引起美元贬值和通胀加剧。如果调整不到位，又不足以应付美国政府开支，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
第二，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前景不确定性。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经济疲软深化可能改变美联储想法，引起各界对美国变相实施新的量化宽松政策争议，同时也加重美元和大宗商品走势不确定性。
第三，欧洲经济复苏不确定性。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对欧元作为地区统一货币可持续性提出挑战，促使欧元区外延性发展进程节奏放缓，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将继续走低，影响国际市场预期和我国外汇储备调整，从而加剧和放大市场波动幅度，并给欧洲经济复苏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第四，经济全球化风险。以美国市场经济模式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背道而驰，无力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主要力量。国际资本频繁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流动，加剧全球资本市场扑朔迷离和波动紊乱。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第五，贸易保护主义风险。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将使欧元区政府为寻找经济增长点而实施更为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影响中国对欧贸易出口。
第六，金融体系改革风险。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调整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新自由主义思想与改革方案衰微，“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得到更多重视，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
第七，欧洲债务危机延续并引发连锁反应风险。虽然德法不会放任欧元区分崩离析，美国也不会坐视欧洲内乱伤害其地缘政治利益，但欧洲债务危机可能迟迟悬而未决。因为德、法想借机迫使欧元区边缘国家让渡财政自主权，始终将严苛的紧缩政策作为施援条件，逼迫希腊等国就范；同时美国也在通过频降欧洲各国评级等手段炒作欧债危机，防止欧洲实现真正一体化后增强竞争优势。欧洲债务危机还会引起连锁反应。主要包括希腊一旦债务重组对其他国家“赖账”的示范效应，以及紧缩政策削弱欧洲经济增长动力并引发社会不稳定等。
第八，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风险。国际能源利用格局变化会刺激油价，全球粮价也可能由于供应紧张而上涨。石油方面，日本核电站事故不仅迫使日本中止原有核电发展计划，还导致德国、意大利和瑞士放弃核电。这必然导致全球对化石能源争夺加剧，并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限产提供借口。今年6个OPEC成员国反对上调石油产量，国际能源署也把2011—2015年平均每桶油价预测调高19美元。粮食方面，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今后10年全球农业产出年均增速将从前10年的2.6%下降到1.7%，导致谷物和肉类价格将分别上涨20%和30%。与此同时，受地缘冲突风险增加影响，全球物流价格有所上涨，特别是反映国际货运价格变动的波罗的海指数（BDI）1月从1107起持续回升，年底涨到1489，仍可能继续上扬。
第九，债务风险和有毒资产风险。债务难偿，大量有毒资产亟需消化。一是债务难偿。根据欧盟国家经验，债务余额不能超过当年GDP60%，所谓债务余额就是尚未偿还的债务加上当年新借债务之和。金融危机爆发后，各个国家政府异曲同工，纷纷扩大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接近10%。除了德国外，欧洲债务余额没有一个成员国低于60%，美国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超过80%；日本债务余额占GDP比重高达250%，就是说全体日本人光干活不消费连续两年半才能彻底还清国债。我国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仅20%。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如国歌所唱：“到了最危险关头”，再也不能持续下去。欧洲国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最高的是希腊，而后是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西班牙经济规模庞大，就好像美国经济出问题，难以救治。二是难题费解，大量有毒资产亟需消化。有毒资产就是不良资产，典型是美国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有毒资产是引爆美国金融危机的主因。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是净化有毒资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7～2012年，全球银行业有毒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
第十，经济周期波动规律风险。马克思揭示经济周期波动规律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等四个阶段。繁荣就是形势大好，干什么都赚钱，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工资水涨船高。“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忽然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带动整个经济滑坡，于是经济陷于衰退，衰退到底就是萧条。几经挣扎，绝处逢生，一些有智慧、有胆识、有运气的改革家，担负起拯救世界末日的神圣使命，率先进行资产重组、设备更新、技术创新。于是柳暗花明，整个经济峰回路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经济逐渐复苏，复苏到顶进入下一次繁荣。在这四个阶段里，萧条阶段至关重要，因为在繁荣阶段赚钱容易，人们往往沉醉在荣华富贵中，利令智昏，纸醉金迷，歌舞升平，很少有人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未雨绸缪，“哗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灭。”四大家族，红楼一梦，到衰退和萧条的大祸从天而降时，才想到要创新、变革，而且只有乐于创新和勇于变革才能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继续生存和发展。中国在弹指一挥间的短短一年时间就从金融危机的风险情景中恢复过来，国人倍感欣慰。有所得必有所失，也有一些损失，失去创新和变革机会。
3.5 谁主环球沉浮？世界属于谁？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纵观国际形势走势，似乎天下大乱，风云激荡，愈演愈烈，深刻影响中国经济运行，中美关系和中国在世界的角色也不断经受新的审视和检验。
访问中国的美国朋友提的最多问题是，中国如何看待美国？中美关系朝什么方向发展？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老朋友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积极公关下，尼克松率先打破23年美国封锁大陆的坚冰，风尘仆仆来到中南海书房拜见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对尼克松说：“我不谈国事，外交事务全权由总理操作，我想与总统阁下谈哲学，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有一句至理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整个世界。”这固然是强权政治脸谱，同时也是金融寡头的座右铭。
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期，也是矛盾多发期，不足为奇。中国地缘安全环境总特征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依存与相互摩擦同时加深，战略合作与战略防范并行不悖，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相伴而生。中国安全环境消极面上升，低频震荡增加。比较而言，南部相对动荡，北部相对稳定；海域相对动荡，陆地相对稳定；安全领域相对动荡，经贸领域相对稳定；近周边相对动荡，远周边相对稳定。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海陆并进，海上包围圈以日本为起点、印度为终点；陆地包围圈以印度为起点、中亚为终点，由海到陆形成C形包围圈。
从军事战略势态看，美军进入中亚地区后，中国处于东西夹击的不利形势，原来在太平洋一面接敌，有着广阔的中部与西部战略纵深，现在这种优势已经丧失。加上现代战争以隐性的、远距离空中打击为主，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在现代高科技时代被大大压缩。
美国已经完成对中国实施海陆两个方向同时打击态势，美国还具备在海上扼住中国生命线的强大能力。兵临城下，形势险峻。怎么办？唯一能够抢占先机的办法就是发展军事高科技优势，如果中美军事技术优劣反过来，“C”形包围就变成送上门来讨打。自古以来，谁见过弱者以包围姿态逼近强者？
也许，美国政治家不会贸然与中国开战，经济学基本原理就是以最小成本换取利益最大化，精于成本与收益计算，但并不妨碍军事部门对潜在对手作军事准备，以防万一，未雨绸缪。“C”形包围就是这种“安全困境”规律下的产物。也许永远不会开打，但需在战略上抢占有利“地形”，预设“阵地”，兵不厌诈，声东击西，将计就计，以讹诈讹，围魏救赵，远交近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它既是军事战略，又是国家总体战略，配合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使中国扮演听任美国摆布的角色。在国家间交往中，军事威慑力往往是幕后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中国也需针锋相对，即便一百年打不起来，也要寻找有效的“破阵”良策，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当年美苏对中国构成U形包围，比今天中国面临的C形更为严峻，但总体上是战略防御性，虽然美苏双方都摆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甚至是核讹诈。当时，美苏之间的矛盾才是世界主要矛盾，双方都不愿意因为和中国发生战争，而让对方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对中国只是进行战略威慑，并无实质性的大规模进攻准备。但今天美国率领新旧盟友对中国构筑C形包围，则完全是战略进攻型的。美国利用这一包围中国的地缘态势，就像吸血蝙蝠一样，趴在中国身上，一边吸吮，一边恐吓、敲诈、胁迫中国，频频干预中国国内局势，逼迫中国在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让步。这种包围成为美国实现国家利益和称霸世界的筹码，是上兵伐谋层次上的。其次是伐兵、攻城等军事意义。
3.6 为何美国连打四场战争？
在短短20年时间，美国先后采取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炮舰主义进行四场战争：
海湾战争，1991年1月17日～2月28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伊拉克进行的局部战争。
科索沃战争，即北约联军侵略南斯拉夫战争期间，1999年5月8日上午5时，北约的美国B-2轰炸机发射五枚联合导弹击中了位于贝尔格莱德的中国驻南大使馆。当场炸死来自新华社的邵云环、光明日报的许杏虎和朱颖等三名中国记者，炸伤数十人，严重损毁大使馆建筑。
阿富汗战争，阿富汗战争在历史上有两次，第一次阿富汗战争发生在1979年，是指1979年12月末，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的长达10年的战争。这次入侵被认为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发生在2001年，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2001年10月7日起对阿富汗盖达组织和塔利班的一场战争，为美国对“911事件”的报复，同时也标志著反恐战争的开始。联军官方指这场战争的目的是逮捕本·拉登等盖达成员并惩罚塔利班对恐怖分子支援。
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疑似）而发动的全面战争，共有4国参与作战，尚未发现传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10年8月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8月底美国部队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将如约结束。驻伊美军8月31日结束作战任务。美国从2003年3月20日入侵伊拉克到2010年8月撤出全部战斗部队，历经7年零5个月。
问题一：美国20年间连打四场战争，为何而战？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打伊拉克战争？答曰：为了石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却不从伊拉克免费拉走一桶石油？美国普通百姓为什么也要和世人一道忍受高油价压力煎熬？这是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但是答案如前所述，就是全球的石油交易与美元挂钩。
当美国占领伊拉克时，全球油价飙升，交易又以美元结算，意味着拉高全球的美元需求，也就是说，美国人通过战争打出了全球的美元需求。打伊拉克战争之前，一桶石油38美元，打完之后接近150美元，一场战争把美元需求打高了近三倍。当全世界需要更多美元去购买石油时，除了产油国，最高兴的当然是美国政府。因为这样一来，美国政府就能以给全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名义，开动印钞机，印刷更多的美元，而美国政府不是慈善家，不会将美元白白奉手相让，你必须拿产品交换，从而再一次加入实物换绿纸的游戏。此时美国政府的印钞行为可以说名正言顺，而用不着像金融危机的今天，在全世界没有需求的情况下明目张胆失增发美元。
如此这般，更多的美元流到其他国家，流到产油国，也流到需要购买石油的国家。这么多美元攥在这些国家手里能干什么呢？除了作为财富的符号让人开心外，就是变为废纸的前景让人担心，因为美元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贬值，月月在贬值，天天都在变成废纸，唯一的选择，就是美国政府早就为你准备好的选择：购买美国国债。
购买美国国债使巨量美元回流美国，也使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那么，美国为什么需要让流向全世界的美元，再以购买美国国债方式回流美国呢？因为不担心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的美国，却担心短期资本项目出现逆差，换句话说，一个几乎没有储蓄率的美国，必须始终保持资本项目顺差，而这个顺差额度在2001年前后，大约是每年7000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需要每天净流入美国20亿美元。因此，美国需要大量的世界资本回流美国，才能保持其正常经济生活的流动性，否则，大部分美国人刷卡透支的好日子就难以为继，因此，美国不怕经常项目逆差，惟恐资本项目逆差。为了保持资本项目顺差，美国不惜动用战争手段，去破坏别国、别的地区投资环境，像驱赶羊群一样，把美元驱赶回美国。所以说，表面上看，两次伊拉克战争都与石油有关，但实际上主要是与美元有关。因为只要在产油区打仗，油价就会上升，美元需求也就会随之上升。如此一来，美国人就可以开动印钞机，印更多的美元，从全球换回更多的实物财富，这就是其中的奥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问题二：美国打科索沃动机何在？
有人会问，科索沃地区并不生产石油，美国人为什么还要打科索沃战争？打科索沃战争与美元有何关系？在打响科索沃战争之前，很多人都相信西方宣传机器的一面之词，认为美国人打南联盟，是为了人道主义干预。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方媒体联手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说米洛舍维奇的南联盟政权在科索沃屠杀了9万阿族人。事后证明这完全是一个谣言，但是当谣言澄清之后，美国早已征服南联盟。
要洞察美国打科索沃的真正动机，需要把日历前翻。这场战争发生的时间是1999年3月，但耐人寻味的是，1999年1月1日，发生了另一个重大事件：欧元正式启动。当时欧元和美元汇率是1∶1.07，欧元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结算货币，对美元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和威胁。仅仅两个月后，科索沃战争打响。战争尚未结束，世人便发现，深受战争创伤的，不仅是南联盟，还有欧元。有欧盟各国空军做帮手的72天的狂轰滥炸，最重要结果，不仅是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还有欧元与美元汇率倒挂，由1欧元兑换1.07美元，变为0.82美元兑换1欧元，欧元跌幅达30%。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人打科索沃战争是“项庄舞剑，意在‘欧元’”。西方人常常标榜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但美国人在欧洲的腹心地带打仗，首先破坏的是欧洲投资环境，从而使欧元刚刚诞生就立刻面临夭折危险，因为美国绝不能容忍还有其他货币与美元平分秋色，即使是欧洲兄弟的欧元也不行。
理解美国人的这种心思并不难，在欧元出现之前，美元是世界唯一的储备货币、基准货币，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贸易结算几乎都是用美元，意味着美国拥有向全世界征收隐形铸币税的权力。突然间冒出欧元，一个庞大的欧元经济体从此后不再由美国人缴铸币税，对美国的打击不仅仅是铸币税的损失，而且是美元霸权根基的动摇。是可忍，孰不可忍？美国人即使不是意欲除之而后快，也必定会果断出手，对挑战者实施毫不留情的打击，因此，科索沃战争爆发不可避免。
此外，科索沃战争向我们展示的美式战争与美国金融大战略关系，不仅仅体现在美元与欧元的货币霸权之争上，其他现象同样耐人寻味。科索沃战争爆发之前，大约有7000多亿热钱在欧洲游荡，寻找投资去向，因为此时欧洲上空战云密布，投资环境恶化，一旦战争打响，投资就可能面临颗粒无收、血本无归。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所有投资者的信条，而且还要安全获利。如果不安全，宁可不投资，这也是投资者的信条。
结果，战争刚一打响，7000多亿热钱中有4000多亿立刻从欧洲抽逃，其中2000多亿去了美国，直接支持美国连续90多个月的经济繁荣，美国有史以来从未有如此漫长的经济增长期。
另外的2000多亿则去了香港，香港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化这么多钱？显然是那些投资人或投机家，看好中国内地市场，以香港为跳板，进入中国内地。蹊跷的是，不早不晚恰巧发生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美军5枚导弹“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接下来，美国人惯用的通过军事手段改变他国投资环境，用炸弹像驱赶羊群一样驱赶资本的情况在极短时间内出现，一个星期之后，滞留香港的2000多亿热钱从香港抽逃，又去了美国，4000多亿热钱全部流向美国，支持美国连续90多个月的经济繁荣，一直到小布什上台，经济繁荣期才告结束。
问题三：打阿富汗并非反恐，而是要打回全球资本对美国投资环境的信心吗？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美国发动战争和其他国家间发生的战争，从目标到方式再到结果迥然不同。美国战争除了改变他国投资环境之外，还驱赶资本流入美国。因为储蓄率只有2%，现在也不过刚达到6.9%的美国，需要大量美元回流，以支撑这个国家的资金流动性。这是美国在过去20年里，连续在伊拉克和科索沃打仗的原因，同时也是以反恐为名，仓促打响阿富汗战争的原因。
为什么说阿富汗战争是美国仓促打响？因为 “911”发生后不到两个月，美国就打响这场战争，这完全不符合美国打一场局部战争的战争准备规律。1980年之后，美国连打四场战争，除阿富汗战争之外另外的三场战争，美国战争准备时间都在半年左右，这意味着美国打一场局部战争需要半年准备，但是阿富汗战争却是例外，仓促到美国人打仗打到一半时，居然打光巡航导弹，怎么办呢？五角大楼只好下令打开核武器库，拆下核弹头，换上常规弹头，又打了近千枚，才打下阿富汗。
既然明明知道打一场局部战争需要半年时间准备，那美国人为何不准备充分再打这场战争呢？因为时间不允许，美国经济形势不允许。这个时候正是“911”发生后不久，大量资金开始撤离美国。因为全球投资人突然对全世界最安全的投资环境——美国产生疑虑。美国是全球金融中心，纽约是美国金融中心，而华尔街是纽约中心，世贸大厦则是中心的中心。这个中心的中心居然让恐怖分子撞毁了，谁还敢对你的投资环境保持信心呢？于是，从这时起，据说有三四千亿美元撤离美国，前面提到美国每年需要吸纳大约 7000多亿美元的净流入，这时有三四千亿美元撤离美国，而这一年还有几个月的日子要过，无钱怎么行？所以美国迫切需要用一场战争打回全世界投资人对美国的信心。
果然如此，当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后，巡航导弹一落在阿富汗的土地上，道琼斯指数就在短期下探后很快回升，华尔街一片叫好，随着战况进展顺利，大量撤离的资金又陆续回到美国，这场战争重新打回了全世界对美国投资环境的信心。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人向全世界展示的现代战争理念是，如果美国投资环境恶化而短期内又无法改变的话，那么就用战争把其他地方打得更坏，反衬出美国相对好。你不是认为美国投资环境不安全吗？那么美国就打一场战争给世界看，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美国人想打谁就打谁，你要觉得美国投资环境不安全，还有别的地方比美国更不安全，那个地方还在发生战争。这就是美国军事力量如何为金融大战略服务的过程。
3.7 美国为何采取“离岸平衡术”包围中国？
从世界战争史看，海洋大国和陆地大国天然就有对立。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所说，如果欧亚大陆上的国家联成一片，美国就会成为欧亚大陆之外的一块小岛。美国对可能支配欧亚大陆的任何大国都有戒心，无论中国、俄罗斯还是欧盟，而美国对中国的戒备心尤盛，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世界战略焦点转向中国。二是美国神话已经破灭，物极必反，有盛必衰。美国的相对衰落对中美关系其实挑战性更大。在霸权处在衰落期时，更容易与其他国家发生冲撞，因为任何霸权国家都会害怕失去支配地位。
美国对华战略从来不是单向度的，是复杂多维、相互矛盾的混合产物，因为中美之间不再像冷战时的美苏那样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依存，不能忽略多种因素对中美关系影响，而单单强调一种因素的作用。
冷战后美国采取“离岸平衡”策略，即美国并不完全参与地区事务，而是退居幕后，在每个地区的较量和纷争中扮演裁判和警察角色。而且美国也处于战略转型期，国内存在各种思潮，鹰派纵然始终存在，但亲华派也大有人在。
自从前苏联倒台之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攻城掠地，将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不但将前苏联的国家纷纷纳入自己麾下，还将曾经和中国友好的国家，也纷纷进行颠覆和策反。
美国的为所欲为，言而无信，双重标准，无以复加。如同下棋，由于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两边濒临大洋，敌军难以登陆美国本土，除非是核战争。而美国与前苏联对抗时极力避免美苏之间直接冲突。同样，与中国对抗，美国也会极力避免直接武装冲突。通过其盟国及地缘政治优势，形成围堵、压制局面，迫使中国花费大量资源应对，严重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从而达到遏制效果，导致中国经济转型与升级流产，即自我崩溃的风险情景，像前苏联分裂一般。
3.8 特殊政治生态：经济上依附于中国这棵大树，安全上却抱着美国的大腿
中国经济成就的邻近效应减弱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东南亚的冲击，提振了东南亚经济。但是，中国的影响力又令人担忧，特别是东南亚各国与中国曾发生不愉快的“陈年旧账”。这些国家政府不得不在安抚本国民众不安情绪和争取中国好感之间“走钢丝”。瑞典亚洲问题专家维恩.索德林说，中国周边国家存在“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态：经济上依附于中国这棵大树，安全上却抱着美国的大腿。”
中国与近邻关系包含三重涵义：一是军事包围圈，主要是冷战时期遗留至今。二是历史友好圈。中国与有好邻邦友谊源远流长，长达数千年历史，比军事包围圈历史久远。三是发展圈，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双赢多赢圈。无论是新加坡小国，还是日本“重量级”大国，它们既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又与中国互利互惠的贸易往来。在日本小泉时代早就有类似说法，比如“价值观外交”、“自由民主之弧”等，与“C”形包围圈异曲同工。
面临三位一体圈子，中国与周边邻国不可避免会产生摩擦，既可能来自冷战思维，也可能来自发展过程中的碰撞，或者对不同文明的误读。
3.9 超级大国本意是削弱和分裂中国
美国为了维持和夺取全球霸权，不惜损害众多盟国利益，没有商量余地，如利用苏伊士运河事件打击英国和法国，并非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纯粹只考虑美国核心利益。
当今世界唯一可以对美国世界霸权形成威胁的就是中国，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稳定和迅速，中国模式的成功，实力的增长，都对美国“核心利益”形成强大冲击。美国在策动前苏联金融危机分裂前苏联后，转而针对中国，拿中美关系当儿戏，形成围绕中国的包围圈，在东海、南海、朝鲜半岛、藏南问题、台湾问题上掺合搅局，千方百计阻碍中国发展，如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公开表态支持台湾民进党，奥巴马多次会见达赖，对台军售、支持疆独、藏独、台独，调动航母群和最新战机与日本、韩国、越南、印度、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国联合军演等，都是将中国视为头号威胁的表现。不但领土问题难以妥善解决，更重要的是侵犯了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尊严。
2001年发生“911事件”，相继出现米舍洛维奇、本拉登、萨达姆、卡扎菲，今天又有叙利亚、巴基斯坦、伊朗等，迫使美国转向反恐战争。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无可置疑，霸权给美国带来很多利益，如铸币税、投资贸易便利、政策倾向便利等等，因此无论何时美国都不会自动放弃世界霸权。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相当长时期，中国都会成为美国国策潜在的头号敌人，美国亡我之心根深蒂固、坚定不移，并不会因为中国妥协就会减弱。美国不搞世界霸权就等于失业，失去一切，因此无论怎么做，中国也不可能成为美国的长期朋友。
削弱和分裂中国是美国的基本国策，并不会因为不同的政党或不同的总统而改变。美国秉承的是盎格鲁萨克森思维，认为“别人的势力损失就是自己势力增长”，英国人一直就是这样到处制造麻烦的。美国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此不应对美国抱有幻想，要清醒对待。
4. 执政党建设的挑战
何谓执政，为何执政，怎样执政？当今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程度、党面临执政挑战的严峻程度、人民群众期盼诉求的强烈程度等三个“程度”前所未有。干部管理制度俗称“吏治”、干部管理部门俗称“吏部”、干部自身俗称“吏人”，被概括为“三吏”问题，更加尖锐地摆在执政党面前。如果说“三农”问题是解决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问题，那么“三吏”问题就是为解决党长期执政的根基问题。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人亡政息的教训尤当引起警醒，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4.1 执政规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规律是客观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决定事物发展方向和趋势。而执政规律具有丰富内涵和多样表现形式。从人类社会发展变迁历史进程看,执政规律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既有个性，也有共性。一般执政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政治领域的集中表现,是任何阶级或政党掌权执政都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特殊执政规律是不同政权和政治制度运行特点的具体表现。中国共产党执政，既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也应学习外国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借鉴其他政党活动共同遵循的规律，吸收政治文明建设成果。
执政即执掌政权。中国共产党掌权执政应遵循一般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社会性质变化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方向；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民心向背变化始终是决定政权兴衰的根本因素。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表明：顺应民心，革命就能战无不胜；顺应民意，建设就能繁荣昌盛；顺应民声，改革就能生机盎然。
中国共产党掌权执政又具有自身特殊规律,即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运用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其特殊性与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和具体国情紧密相联,是党的先进性、执政基础的广泛性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民族性有机统一，表现出鲜明特点，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
履行执政职能和责任，除了构建制度框架、组织体系、宪法和法律体系外，还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所谓执政能力，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本领，掌握和运用国家机器，科学驾驭、综合运用执政制度、体制、方式，以及经济、政治、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在不同国家，不同的政党，执政宗旨和内容迥然不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就是党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正确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全心全意代表、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4.2 执政能力建设内涵
执政理论建设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抓手”，将为改革提供巨大理论和实际操作空间。怎样把握执政能力建设内涵？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执政主体、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等方面。
一是执政主体，即整个执政党，是执政能力直接载体。执政能力表现在执政主体的能力和水平上，既包括党的领导干部，也包括作为组织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提高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素质，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
二是执政理念，即执政指导思想，主要是价值取向。党长期确立的为人民服务宗旨，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和“执政为民”，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都是党的执政理念，表明党执政宗旨、目的和价值取向。
三是执政体制，即政治体制，经济有体制，文化、科技、教育有体制。政治体制建立在基本制度之上，是执政能力基础。党执政活动运行机制及效率的顺畅、灵活、高效与否，取决于制度和体制设计科学、合理、便捷与否。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至关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坏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应推进执政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进程。
四是执政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执政基础是人民基础。只有人民拥护、人民授权、人民支持，党才可以执政，也才可以执好政。人民群众是党执政最重要最宝贵的基础。
五是执政方略，即执政大政方针、战略策略，如“三步走”战略、依法治国方略等。
六是执政方式，即执政方式方法，包括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协商的、契约的、思想政治工作等形式多样的方式和手段。执政方式科学、规范、合理，执政水平相对就高，反之，就会步履维艰。应随着实践发展，不断探索和创造新的方式。
七是执政资源，阶级基础是资源，人民信任和拥护是资源，人力物力财力是资源，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是资源，历史经验是资源，历史传统是资源。要更多地创造、扩展和积累资源。
八是执政环境，即执政活动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国内，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宽裕的经济生活环境；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创造稳定和谐的政治生活环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奋发向上的精神生活环境。在国际，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文明新秩序，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4.3 悲欢离合晴雨表：党群关系是基本社会关系
《三国演义》开场白：“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国时期，曹操屯兵赤壁欲进攻东吴，周瑜与孔明商量火攻，可此时季节已过没有东南风。一步三计的周瑜心急如焚，气火攻心，病由心生，无可奈何地哀叹：“人有旦夕祸福。”三步一计的孔明镇定自若，从容不迫，慢条斯理，心平气和地说：“天有不测风云。”并送周瑜“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于是刮起东风。由此可见，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北宋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众所周知，中国即是全球头号人口大国，中国共产党又是世界第一大政党，举世无双。在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中，共产党与14亿人民是基本政治关系。除了人民与共产党的关系之外，没有其他政治关系如此举足轻重，不可替代，不可复制。因为其他八个参政党、议政党党员总和不到百万，社会新兴阶层民营企业家不足800万，所谓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精英更是凤毛麟角。基本人口国情是，一方面是2700个县级单位，402万个党的基层组织，8300万名党员和2000万名干部的世界第一大党，群英荟萃，人才济济，阵容雄厚，这些战斗堡垒使党始终保持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构成执政党坚实组织基础，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号召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党的坚强助手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党的事业锦上添花，并拥有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敢打必胜”的强大人民军队，为党保障安全；又一方面，是勤劳勇敢、生生不息的14亿人口。所以当代中国最基本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就是党群关系。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责无旁贷，至高无上，党之存亡，国之兴衰，在此一举。
4.4 作风是人民直接判断执政党沉浮的风向标，共产党对作风建设历来诚惶诚恐
党处于执政地位、指导方位，作为当家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核心问题，其作风建设与民心息息相关。作风是人民直接判断执政党沉浮的风向标，党群关系离合的晴雨表，制度改革虚实的温度计，法制建设完缺的分水岭。作风问题关系14亿人口的民心与党心是否水乳交融，力是否扭成一股绳，路是否往同一方向走？还是貌合神离、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同床异梦、心猿意马？关系党群关系的离合悲欢，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国文化何去何从。共产党对作风建设历来是望而生畏，谈虎变色，提心吊胆，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翼翼，不敢怠慢啊。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既经历文化革命风暴洗礼，又沐浴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饱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沉浮升降，今非昔比，纷繁复杂的生活经验使人民群众日趋务实，往往漠视顶层官僚方针政策的形式主义设计，忽略穿靴戴帽、叠床架屋、烦文缛礼的大张旗鼓宣传贯彻活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不是听党口若悬河、天花乱坠说什么，而是拭目以待，用能够识别妖魔鬼怪的火眼金睛看党做什么？人民从党风推及制度和法制健全与否。
单位制度的改进，法制建设的完善，轻重缓急，常常是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只有党风离人民群众最近，千丝万缕，休戚相关，水乳交融，剪不断，理还乱，零距离。不言而喻，人民看重的是干部作风正还是斜，办事黑不黑，门槛高不高, 脸色阴不阴,吃拿卡要贪不贪，心肠狠不狠？所以作风问题涉及党群关系好坏，人心向背。无论哪一级领导人上任，第一把火通常是紧抓作风。
4.5 鱼水关系—蛙水关系—油水关系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教训的名篇《法兰西内战》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共产党执政后要防止从人民公仆演变成人民主人。党群关系原本是鱼水关系，鱼与水天性难舍难分。而今有少数干部对人民利益漠不关心，严重脱离群众，将鱼水关系变成蛙水关系，青蛙需要水时在水中尽情潇洒，不需要水时就跳到岸上，演化为油水关系，油轻于水，浮在水面，若即若离，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有的甚至矛盾尖锐，视同水火，两不相容。
如领导出行，重重交通管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戒备森严，老百姓怨声载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领导忙，老百姓不忙？
又如单位通知八点开会，零零星星，稀稀拉拉，散兵游勇，八点半三三两两来几个，九点又陆陆续续来几个，九点半大部分与会者不约而同匆匆离去；规定手机静音，会议过半各种手机铃声此起彼伏，抑扬顿挫，胜似交响乐团伴奏。“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人民群众茶余饭后难免叨咕领导召开会议人心不齐，纪律涣散，几乎全国各行各业、大小单位会风一盘棋，少慢差费，积重难返，无可救药。
十大作风问题：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推诿扯皮，效率低下；墨守成规，死抠条文；久坐机关，浮在面上；明哲保身，不敢担当；拈轻怕重，不敢碰硬；纪律松弛，作风涣散；地域划线，闹不团结；讲究排场，铺张浪费；以权谋私，吃拿卡要。
4.6 聪明者用别人的教训反省自己，愚蠢者则把自己的教训教育别人
中国共产党拥有近8500万名党员，总体上富有战斗力、凝聚力、生机活力，但又得承认存在问题，如有些基层党组织、有的党员先进性欠缺，有的干部执政能力弱，有些领导干部腐败现象严重，负面影响大。
最近，流行《官员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三大纪律：“关键时刻捍卫老板，尖峰时刻包容跟班，微妙时刻善待小三。”新八项注意：“救灾期间不露笑脸，会议期间不抽名烟，采访期间不吐真言，飞行期间不惹麻烦，上班期间不约红颜，约会期间不搞群欢，消费期间不留帐单，同志之间不准打脸。”
《共产党宣言》宗旨：“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
干部黑不黑，白不白，“不识庐山真面目”，亮出来看看，晒出来试试。与彭丽媛齐名的民歌王后宋祖英睿智的八字祖训：“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如果将领导干部家事作为隐私，神圣不可侵犯，讳莫如深，秘而不宣，神秘莫测，那么，显而易见，这不是小隐私，是能够带来万贯家财的巨大隐私。比如山西省某县委书记女儿上学就领工资，某公安局长儿子替老子执法打交警。有一幅对联，“上联：房叔房婶房嫂房姐房妹房媳房祖宗；下联：官叔官婶官嫂官姐官妹官媳官二代。横批：官房长官。”形象地刻画了当代贪官的丑恶嘴脸。
一位法国牧师在墓志铭上公公正正刻言：“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人类将有一半人成为伟人”。一位哲学家解释说，活着的人如果能够善于总结反思，避免前人走过的错路、犯过的错误，大多数人将在自己工作岗位创造辉煌，流芳青史。然而，残酷无情的事实是，时光不可能倒流。过了今天，就没有今天，但是人却是具有理性的。
新领袖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重提毛主席探讨的关于历代兴亡周期律，号召反腐倡廉，从严治党，超越历史周期率。李本刚同志曾在下乡“社教”时记下老农“穷则思变”顺口溜，琅琅上口，通俗易懂：“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俱足，又思娇娥美貌妻。娶的美妻生下子，又思无田少根基。门前买下田千顷，又思出门少马骑。厩里买回千匹马，又思无官被人欺。做个县官还嫌小，要到朝中挂紫衣。若要世人心满足，除非南柯一梦兮。”世间万物纷纭复杂，处理问题不能简单化，既要看到正面，也要看到反面，防止片面性。不要光享贼吃肉的快乐，还得体验贼挨打的痛苦。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当利益来临时，不要急于接受，要先拷问送礼人动机，你是他的亲人还是恩人？为何对你这么好？谁送都敢要，谁扶梯子都上墙，摔下来将会很惨。诚然，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微不足道的过错可能难以杜绝和避免，但是为人处事得有底线，把握好度。这个底线和度就是党纪国法、廉政准则。
中国政法大学校园里耸立着一块巨大石碑，刻着法学界元老江华先生的题字：“法治天下”。一位美国大法官曾说，法律是昨天的故事，今天的工具，明天的梦想。在加强民主与法制的今天，不要忘记昨天的故事，要紧握今天的工具，展望明天的梦想，筑牢防火墙，守住安全阀，不碰高压线。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公生明，廉生威，葆本色，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看重责任，看轻自己，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制度，敬畏权力。定心定神定力定格定位定志定情，自觉自省自律自重自警自策自励，公正公平公义公信公明公心公道，清清白白，正正派派，上下互动，内外相联。出门不可使人怕，回来不可被人笑。从颐指气使于人民之上，唯我独尊于人民之前，向水乳交融于人民之中、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之下，做人民公仆，见贤思齐，求贤若渴，人心思古，先人民之忧而忧，后人民之乐而乐。
5. 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挑战
2012年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文件起草组由习近平任组长，“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报告首次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以及“美好世界”、“美好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体现中国人民生活已从基本物质需求向精神生活和生态真善美追求转型，彰显中国人民对建设富强、健康、文明美好未来的强烈愿望。涓涓细流，汇聚成河。海纳百川，气象万千。绘百年发展大计，兴千秋复兴伟业。报告高屋建瓴、立意高远，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前瞻性、战略性、时代性、指导性、实践性、可操作性，是新形势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统一思想的宣言书，科学发展的动员令，治国理政的路线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风向标。环境所迫，形势使然，全国关注，举世瞩目，众望所归，百姓期盼，全党共识，实践昭示，行动指南。充分显示我党的魄力、能力、决心和信心，富有启谛，振奋人心、催人奋进。
5.1 十八大报告的“生态文明”靓点
报告29次提到生态，12次提到生态文明（十七大报告分别有12处和两处），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千秋大业，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依据、“五位一体”总布局、“社会现代化、民族大复兴”总任务，以及“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体现开拓、适应、反馈、整合的生态控制论机制。
从十六大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到十七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到十八大运用系统论，将生态文明深深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五位一体”，有机统一，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升华，复合生态系统的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化。其中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建设相互交叉，生态文明是神态，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是形态，前者是纲，后者是常，需要神形交融，纲贯穿常，合纵连横、潜移默化。
5.2 推进农田、农业、农村和农民“四农”生态现代化建设
报告描绘了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蓝图，改革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与城乡关系，在工业化主导下系统推进农田、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四农”生态现代化建设。
报告把生态内涵从注重生物生态、污染生态升华为科学前沿的人类生态、社会生态，升华为生产关系、消费行为、体制机制、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的高度，升华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穿针引线、合纵连横的高度。
报告运用生态的、系统的、文化的视野和方法，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发展循环经济产业、保育区域生态环境、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四方面部署生态建设方略，体现“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的整体论思想。
报告提出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强调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功能上解决环境问题，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体现竞生、自生、共生、再生的生态控制论思想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育方略。
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大目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产业生态建设目标、人民民主不断扩大的政治生态建设目标，文化实力显著增强的文化生态建设目标，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社会生态建设目标，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自然生态建设目标。
5.3 面临三大生态风险：全球生态安全、区域生态服务问题和人群生态健康问题
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全球生态安全，有八处提到全球问题，体现中国以世界安全为己任的大国风范。当今世界，人类面临以气候变化、经济振荡和社会冲突为标志的全球生态安全问题；以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胁迫为特征的区域生态服务问题；以环境病加剧、适应力降低、人口超集聚为诱因的人群生态健康问题等三大生态风险。
“大敌”当前，传统农耕文明封闭保守、无能为力，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更是回天无术、望洋兴叹。市场经济依靠竞生，社会主义强调共生，小农经济依赖再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自生。但任何单一的运行机制都难以解决复杂的人类生态问题，唯有四生合一、合纵连横、绿韵红脉、潜移默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风景这边独好，才能“把生态文明建设深深融入和全面贯穿于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才有希望挑起全球生态安全的大梁。但要真正把生态文明“深深融入” 和“全面贯穿”到四大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中，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全党全民同心同德融贯生态文明、锐意绿色发展、凝炼中国特色，运用系统论、控制论、整体论、综合论、信息论、协同论六论一体，中西合璧，标新立异，对症下药，因地制宜，治理有方。
5.4 人类生态文明形态四次演化决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转型
从采摘狩猎刀耕火种的自生式灰色原始文明，向灌溉种植养殖的再生式黄色农业文明，再向市场经济能源机械的竞生式黑色工业文明，又向公平民主和谐的共生式绿色生态文明转型；与此相适应，社会制度从奴隶主义向封建主义，再向资本主义，又向社会主义递进。经济主导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再向生态循环型经济转型；文化传播从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物态文化向生态文化转型。呈现螺旋式上升、飞跃式发展、波浪式前进规律。涓涓细流，汇聚成河，海纳百川，气象万千，厚德包容，传承创新，绘百年发展大计，兴千秋生态伟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其创新特色可用王如松院士概括的“民、生、和、信”四字形容。展望未来，信心百倍。
5.5 生态文明建设的“民”有那些意味深长的涵义呢？
包涵民众、民生、民主、民心、民意、民情、民权、民本、民俗、民间。“人民”分量举足轻重，曹雪芹《红楼梦·中秋咏月》：“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天上一轮才捧出，民间万姓仰头看。”毛主席在开国大典高呼“人民万岁！”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十八大报告“人民”一词出现145次，国计民生分量举足轻重；习总书记新任首次公开亮相，弹指一挥间18分钟讲话19次提到人民，言简意赅、坦诚务实，核心是“不负人民重托，不辱历史使命”。对民族负责，传承创新历史接力棒，继往开来，强军廉政富民，为民族复兴而奋斗；对人民负责，夙夜在公，任劳任怨，为人民服务。智慧、默契和共识，恳切真切殷切亲切，充满对人民深情厚谊，预示人民美好未来。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说：“我们爱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牺牲人民的国家。”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鲁迅齐名的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先生，被誉为“新文化中旧道德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师表”，他说：“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提倡“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做事，严肃做人。争个人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国家非一群奴才建造。”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如果说，20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是“敢闯敢冒敢试下海”的动员令，凭借非凡气魄、卓绝胆识、包天能量、果敢勇悍，“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开拓改革开放；那么，今天的深化改革开放，则是高智慧、顶设计、亮点子、精构思、巧策划，真才实学，深谋远虑，雄才大略，高瞻远嘱，智勇双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胸有成竹，稳操胜券。“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一手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一手是邓小平特色理论。
当代领袖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经历新中国的风风雨雨，下乡吃苦基层经验更丰富，作风更务实，更乐于倾听民间疾苦声，其自觉清醒的自我批判、自我净化、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拯救，既是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更为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崇高表率，远远高于基督耶稣的复活和救赎精神，展示恪重民生、砥砺亲民的治国理政新气象。上善若水，润物无声，春风化雨，点滴入土，百废待兴，万象更生。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节点上，首都人民心中涌动的是同一种期待，同一种感动。
5.6 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有那些引人入胜的寓意呢？
包涵生态、生产、生活、生育、生命、生灵、生发。生是开拓竞生、整合共生、循环再生和适应自生；态是物态和谐、事态祥和、心态平和、智态悟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首都人民福祉和未来的千秋大业，是首都最大靓点，生态内涵从注重生物生态、污染生态升华为人类生态、社会生态、生产关系、消费行为、体制机制、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高度，包括耦合、整合、和谐、进化多元概念；融会贯通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五大建设并举的复合生态系统进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用机理体现开拓、适应、反馈、整合等科学发展的多重功能。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理论之一，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需求层次论，揭示人类心理需求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求知需求，审美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等。
与此交相生辉，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人格结构论将人性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人格结构基本层次是本我，相当于他早期提出的潜意识，处于心灵最底层，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动物性本能冲动，是混乱的、毫无理性的，只知按照快乐原则行事，盲目追求满足。
中间一层是自我，从本我中分化出来受现实陶冶而渐识时务的部分，充当本我与外部世界的联络者与仲裁者，并且在超我指导下监管本我的活动，能根据周围环境实际条件调节本我和超我的矛盾、决定自己行为方式的意识，代表理性或正确判断，按照“现实原则”行动，既要获得满足，又要避免痛苦。
上层是超我，即能进行自我批判和道德控制的理想化的自我，是父母作为爱的角色和纪律的角色的赏罚权威的内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平常人们所说的良心，代表社会道德对个人的惩罚和规范作用，另一方面是理想自我，确定道德行为标准，其主要职责是指导自我以道德良心自居，限制、压抑本我的本能冲动，而按至善原则活动。
列宁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用心理学大师的语言形容，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自我实现社会价值的“超我”；在大公无私的党的率领下，人民对祖国无限热爱和流连忘返，对生态文明的高层次追求与日俱增。
改革开放30余年来，祖国处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景象。生态观念家喻户晓，路人皆知，全国人人讲生态，个个话文明，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绿色景观，运筹绿色社会，传承绿色文化。实现生态文明大同小异、大智小康。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机融合。
社会形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小康社会，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田园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经济过程从物质生产主导型物态产业向智能服务主导型生态产业，从粗放型链式经济向生态循环型经济，从设备和技术为主向知识和智慧为主转型；空间格局从大中城市集聚型向适度分散城乡一体新型城镇，拥堵型城市社会向生态统筹型社会转型；生活导向从以财富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和谐生活进化，多多益善的占有型消费向功效优化的适宜型消费，外显为主的摩登消费向内需为主的科学消费转型；文化价值从利己主义的物理型关爱向环境友好的生态型关爱，物质需求向精神生活与生态真善美追求转型，神本文化向人本文化，征服型物态文化向和谐型生态文化转型，彰显人民对建设富强、健康、文明美好未来的强烈愿望。
马克思在百科全书《资本论》中引用一句名言：“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就有玫瑰花，就在这里欢舞吧。”融贯生态文明，锐意绿色发展，凝炼中国特色，推进小康全成，实现永续发展，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就是人民的奋斗目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审时度势：中国城市与一些后工业化国家区县的最大差距就是生态文明差距。在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人民生态文明素质必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诚如世界大文豪歌德所唱：“辽阔的世界，宏伟的人生，长年累月，真诚勤奋，即安于守旧，又乐于迎新，人类前进一程又一程。”
5.7 生态文明建设的“和”内涵丰富多彩，谁解其中味？
包涵和政、和谐、和乐、和平、和气、和味、和心、和合等。和因义起，同由利生。琴瑟和谐，百物皆化。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和睦相处，家国万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憧憬的大同社会：“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爱国主义政治家、史学家，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除挥题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和”列为年度汉字榜首，属于中国素描。“和谐社会”是中国先秦时期争议激烈，影响深远的命题，如具有代表性的齐文化中“和合而谐”的理想追求、“隆礼重法”的纲纪原则、“令从民心”的施政方针、“富民裕民”的强国政策、“树人育才”的教育理念、“人与天调”的环保意识、“与民同乐”的亲民情结，体现先哲们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和历史使命感。《乐记》说：“和，故百物皆化”；《荀子·天论》曰：“万物得和以生”；《礼记·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子提倡“和为贵”；孟子推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董仲舒赞美“和者，天地之所生成”；王充憧憬“瑞物皆起和气而生”；张载揭示“太和所谓道”；王夫之认为太和为“本然之体”等等。道家也从本原意义上阐发“和”意，如《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阳，中气以为和。”北宋宰相、改革家范仲淹《岳阳楼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安居乐业。”
从“和”的角度理解，基于王如松院士的生态文化论，市场经济依靠竞生，社会主义强调共生，小农经济依赖再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自生，但任何单一的运行机制都难以解决复杂的人类生态问题。如果说生态文明是神态，那么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国防是形态。前者是纲，后者是常。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社会为地，法制为天，生态为纲，文化为常，国防为屏，神形交融，纲贯穿常，合纵连横，万绿千红，千姿百态，五彩缤纷，潜移默化，风景这边独好。
因此，绿色GDP创新者胡鞍钢先生认为，未来小康社会测度指标不仅仅是GDP总量和增量，既包括自然生态的健康，水、土、气、生、矿生态因子和生态过程的健康状态和生态资源的积累，还包括生态服务，生态品质，生态足迹和生态安全等。社会生态的发展包括健康品质、文化素质、殷实程度以及平均期望寿命等。昔日人们关注的重点往往放在改善物质生活、遵循市场经济的竞生和自生规律，而今天首都人民的认识突破墨守成规，具有前瞻性，运用生态学的共生与再生观，滋润培育利他、爱他之心，大力提倡心态文明，雷锋精神重新返回社会。心态文明是人对待和处理其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关系的精神境界，包括温饱、功利、道德、信仰和天地境界。
5.8 从历史文化角度释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信”古今传承创新
包涵信仰、信心、信念、信息、信用、信赖、信任、信守、信托、信步。执政党正值风信年华，楚楚动人，青春永葆，笃信好学，讲信修睦，有信有义，言而有信，自信不疑，真心诚意，言必信，行必果，深受人民追随与拥戴。在风华正茂、青春永葆的党的指引下，人民对社会主义怀有崇高信仰，对科学发展充满无限信心，对生态文明抱有美好信念。
《资治通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在唐太宗打江山坐江山时代，李世民将魏征提出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作为座右铭，从谏如流，君臣团结缔造了举世闻名的“贞观之治”，无可置疑是一面可以“知兴替”、“知得失”的镜子，值得后人借鉴。魏征进谏的奏疏，语言、推断、理论，尤其关于“草创”、“守成”之难易等等，文风朴质，说理透彻，逻辑分明，被编成《魏郑公谏录》传世，《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均有转引，深刻影响宋代陆贽等人的文风，成为中国人文精神的优秀遗产。
宋、元、明、清以来，历代有所作为的帝王，富有抱负的政治家，无论处于任何地位，都奉为经典圭臬而予以继承，并发扬光大。比如宋仁宗朝的包拯深受魏征影响，经常向宋仁宗赵祯进谏。英年早逝的唐代诗人王湾《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开元初年，宰相张说对这首诗描述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概念极度赞赏，无限钦羡，亲自题写悬挂于宰相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作为学习典范。
17世纪末，中国古代皇帝史上坐江山最久的康熙提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不修长城修民心”论：“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固，而边境自固。” 康熙一语道破国家长治久安概念。范仲淹以文言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90余年来，共产党与人民关系密不可分，血肉相联。“党的根基在于人民、血脉在于人民、力量在于人民”，正是这一治党治国概念，成就了共产党举世瞩目的历史功绩。无可置疑，构筑牢不可破的“民心长城”概念，前提就在于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真心诚意，取信于民，人民才会把党放在心上；只有党把人民当亲人，人民才会把党当亲人”。
遵循王如松院士倡导的自生、共生、再生、竞生的生态规律，充分发挥天、地、人、环境复合生态功能，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绿千红，相辅相成。政治生态-民主、经济生态-产业、文化生态-软实力、社会生态-生活、国防生态-军事科技、自然生态-人口资源环境，六大生态建设并举，神形交融，欣欣向荣。
将开拓、适应、反馈、整合的创新精神根植于首都新型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进程中，城乡一体化，农田、农业、农村、农民“四农”生态现代化齐飞。形成种植业、加工业、物流业直至消费和废弃物再生以及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生命周期良性循环，纵向闭合、横向联合、区域耦合、功能复合、软硬结合、人文亲和。
统一规划、设计、经营和管理，保持土地生物质生产能力，强化空气净化、污染物降解、气候调节、水文循环等各类生态服务功能，化解城市建设用地、耕地和生态服务用地矛盾，实现生态经济效率最大化，生态足迹影响最小化。打造“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信息业—生态服务业”新型国民经济结构。建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消费与生产、物质与精神之间平衡协调的新社会，全面发展，生生不息，始终不渝，实现生产高效循环，生活低碳适宜，生态绿色美丽的可持续发展，万绿千红创新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