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乃至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是树立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本立场和历史态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进一步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结合与统一，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旗帜和道路，是党的生命，是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的第一位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作了集中阐述：“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1]。就此，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本文重点围绕十八大报告这一论断，着眼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相统一，分别就“探索中的选择”、“选择中的坚持”以及“坚持中的发展”等几个问题，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系统的学理探讨。

一、探索中的选择

作为明确的当下中国语境解释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革”结束后，关于中国的前途命运，当时有三条道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其一是坚持“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其二是借纠正“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其三则是直面现实，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开辟新路。当时情况下开辟新路显然困难重重。其中，“两个凡是”是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要想破荆斩棘，必须首先打碎这个精神枷锁。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成为破冰之斧。这篇文章通过界说真理的实践标准，澄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理论前提和思想准备。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两个凡是”被彻底否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正式启航。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自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开始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实践主题，诠释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进而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和道路。

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抑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国内也发生了一系列严重影响和干扰改革开放的事件或风波，中国再次处在一个事关命运抉择的重大历史关口，特别是“姓资姓社”的“紧箍咒”，越来越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关键性的重要谈话。他坚定指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没有错，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针对“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他特别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与管理方法，才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4]。“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从而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便获得了它的“点睛之笔”。在党的十五大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被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就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严峻考验。并且，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与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经不起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与外部环境的考验，在金钱、美色等“糖衣炮弹”面前败下阵来，严重侵蚀党的肌体，破坏党群关系，影响恶劣。在这种形势下，必须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更加坚定地坚持党的性质与宗旨，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团结统一。与此同时，由于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出现了诸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他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很多情况下，不仅有经济利益的诉求，而且有政治进步的愿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满足和代表他们的合理要求，并由此凝聚和团结他们的积极力量，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项崭新的时代课题。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州首次完整提出了“三个代表”：“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6]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内涵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提出允许吸收私营企业主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论断严肃且不乏生动地向人们宣示：党的先进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在当前乃至今后更长的历史时期内，考量一个人或社会团体有没有时代先进性，主要看其有没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就个人而言，不管他的社会身份如何，只要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就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7]正是在这种实践境域中，中国共产党既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又放眼于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党的建设，历史视野却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就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8]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实际蕴涵着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研究和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就必须科学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经济增长速度与发展方式，城市与农村，区域与区域，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人与自然，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国与世界等重大关系。[9]科学发展观就是在反思、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问题与关系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1999年3月9日，胡锦涛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就曾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他强调，在我国的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尤其要强调规模与结构、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有良好效益的、能给人民带来实惠的发展。[10]通过抗击非典斗争，执政的共产党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高度重视研究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揭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科学内涵、精神实质与重大意义。他强调，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总结十年奋斗历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它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二、选择中的坚持 

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探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与发展的过程，也是同各种错误观念、思潮作斗争的过程。其中，“封闭僵化的老路”与“改旗易帜的邪路”不仅在过去，即便在目前依然会影响和干扰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与认同。因而，就此而言，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首先从思想与行动上同这些错误倾向划清界限，从而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对于当前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多样化社会思潮，很多情况下不能简单说不，但其中有些思潮、观点和认识确实严重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甚至成为阻挠其进一步实现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羁绊，必须引起高度警觉与注意。

对于“左”派思潮所内蕴的社会主义热情，特别是新“左”派思潮对社会公平问题所一贯坚持的价值审视与学理批判，要予以肯定。但是，如若就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借题发挥，进而“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便是重蹈“封闭僵化的老路”。鉴于此，邓小平早曾明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自由主义主张市场机制、倡导公平竞争、彰显个体权益，无可厚非。但是，如若像某些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那样，将市场调节片面化、个人利益极端化、政府职能颓废化，显然有失科学。

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有可鉴之处，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建设与管理方面的某些成功经验，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具有直接的参考和借鉴价值。但是，如若认为甚至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前途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样会使中国社会发展蹈入“改旗易帜的邪路”。

历史虚无主义是股迷惑性和渗透性都很强的错误思潮。这股错误思潮经常以“反思历史”为借口，不仅“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而且甚至还将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归置为当下各种社会问题的“原罪”，并由此剪裁、扭曲和丑化党的历史。实质而言，这股错误思潮就是借着“反思”或否定党的历史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

不管是“封闭僵化的老路”，还是“改旗易帜的邪路”，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立起来，以相互割裂的历史碎片充当自己的理论“补丁”。这些论点虽然不符合唯物史观，有失科学与客观，但是由于其经常许诺以“公正”、“自由”、“民主”、“人道”、“人权”等托词，所以影响不菲。针对这种情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把“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探索”与“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说清楚、讲明白。这样，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的发展，从十月革命到苏东剧变，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不断得到丰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放眼于经典作家的科学论断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得失，准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而且还要着眼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总体进程，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两个逻辑的辩证统一。

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相统一的高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首先科学认识改革开放前后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两个历史时期。关于这两个时期的历史与逻辑关系，党的十八大报告作了明确阐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与发展起来的，具有明确的时代主题与特色，但同时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探索的前提下开创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明确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与改革开放前的“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就此，习近平强调指出，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关于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更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基础问题。科学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九十多年来，正是因为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才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共同理论基点，那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对这个根本性问题合乎规律的历史诠释和逻辑展开。

显然，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就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而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后的历史时期，则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历史进程中，树立和巩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三、坚持中的发展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进一步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高度统一起来，不断丰富其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

第一，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立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首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如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作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建设理念，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发展理念，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修养理念，是它的“保护带”，而以人为本则是其理论“硬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就是着眼于权益实践与道义实践的有机统一，通过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第二，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可能性而言，社会主义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价值与历史超越，具有根本的制度优势，理应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高得多的生产力水平。就现实性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加快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这便共同决定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当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通过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第三，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实践证明，中国要在生产力总体水平还不够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的前提下实现跨越发展与科学发展，惟有通过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是权宜之计，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点，它事关社会主义的成败，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事关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要长期坚持不动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时，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眼下，当务之急就是对于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形成新的共识，勇于担当，以创新精神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第四，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就价值实践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汲取和凝结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从根本上反映了人的主体价值自觉；同时，它又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直接批判资本主义人文价值实践历史局限性的基础上，经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洗炼而开创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彻底的实践先进性。如果说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硬核”，公平正义则是实践“命脉”。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围绕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民受益、法制规范、道义约束、舆论监督的基本格局，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制度与保障体系，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有之义。

第五，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同时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就科学性而言，社会主义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能够始终站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前列。就价值性而言，公平正义的制度伦理保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进而促成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取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继续憧憬“人类解放”抑或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而且还着重致力于当下的价值实践目标——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种实践境域中，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第六，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和谐是在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尖锐化的前提下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总体价值理想的具体化，是在社会根本利益趋同化的基础上对各种社会“异化”现象的整合与超越。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社会和谐既不是单纯缓解或消除社会矛盾的权宜手段，也不是具有独立制度建制的社会形态，它的价值观照重心在于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实际解决，是这个社会的主体“人”的合理利益的充分实现和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没有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是火山口上的温床，而没有“社会和谐”，社会主义则是映在水中的月亮。鉴于此，就要切实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持久的社会和谐。

第七，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和价值视阈中，社会主义抑或共产主义本就是个“世界历史”范畴。尽管其实践起点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进而主张无产阶级抑或工人阶级的现实解放，但是它的终极关怀或最高理想却是“人类解放”。社会主义实践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它的世界历史视野和国际主义情怀。然而，当前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杂实际，决定了这个过程的漫长与曲折。在这种情况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既是真切的国际承诺又是庄严的历史责任。

第八，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新形势下，党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长期、复杂、严峻的考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党的理论感召力、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公信力。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正确、伟大，并不是因为它从来不犯错误，而是因为它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当前，要解决这些问题，同样需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勇气，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更好地肩负起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注释：

[1][5][8]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第11页，第11页，第7页，第10页，第15页，第5页。

[2] 参见2013年1月6日《人民日报》。

[3][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第373页。

[6] 《江泽民文选》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3卷第2页。

[7] 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在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

[9] 胡鞍钢《论新时期的“十大关系”》，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0] 参见1999年3月10日《人民日报》。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