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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高考舞弊暴露什么问题?

 时间:2014-06-19 14:40:00 |  | 字体:【 】| 阅读: 122

央视曝光河南高考有人组织替考。组织替考者自称,他们花钱可在监考各个环节获得通融,打点一个考场起步7万元。一名组织替考者还自称是华中科技大学教师。暗访视频中,监考老师发现破绽也没有阻拦,枪手们顺利完成了替考,记者已向警方报案。(6月17日央视)

规模化的高考替考为何如此难发现?

从招募枪手到遴选枪手,从安排家长与替考者见面到打通考场内的各个“验身”环节,组织者安排得有条不紊、各环节衔接得严丝合缝。那些为改变命运、十年寒窗的高考学子们不会想到,七万块钱可以搞定一个考场、“史上最严”的技术检测可以被轻易破关,有些人坐在家里就可以轻松地将他们挤出高考录取名单。

敢组织如此大规模的高考舞弊,替考链条的每个环节恐怕都有树大根深的背景。几个报道中的细节就展示了这一点,一是组织者自称是华中科技大学教师,并堂而皇之地将枪手“选拔考试”安排在了该校的教室里;二是在高考当天,一位贴错“指纹膜”的枪手已经引起了指纹验证机的报警,监考教师还是让她顺利地进入了考场;三是组织者自称,这种替考已经组织了三年,“没出过事”,而其步骤安排的熟练性也侧证了这一点。果如此,至少在河南出事的这几个县城,高考替考已经是半公开的事情,是“阳光下的阴谋”。

其实,正是因为规模化、链条化,替考舞弊反而难以发现。近几年,高考的严格化有目共睹,几乎每年都有“史上最严”的新闻报道,其把关的环节更加频繁,分工安排更加缜密,对舞弊尤其是替考者来说,每一个环节应对不当都可能暴露。2008年的甘肃天水移民替考案,就是因为一位监考教师的发现而曝光的,这对舞弊者而言称得上重大教训。两相对比,就会发现“高考进场查验身份的每一个流程都安排妥当”“在监考的各个环节获得通融”的河南替考案更为棋高一着,因为将参与群体和获益群体扩大,反而更难以被发现。

央视镜头曝光、河南招办回应的顺序,也证明了“难以发现”这一点,同样表明了替考组织者“三年没出过事”的原因。主管部门看不见而镜头一扫就能发现的事情,与其说是因为隐蔽,还不如说是已经正常化、半公开化。这一方面展现了规模化舞弊瞒天过海的能力,一方面也暴露了地方主管部门对偏远地区高考流程的控制水平。

只要有考试,监管者和作弊者就在进行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角力。近年来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高考日益严格、高考作弊手段就日益严密;高考防泄题、防作弊、防替考的流程越加严谨,高考作弊就越有规模化、组织化趋势。换个角度说,今天要在高考中成功舞弊,已经必须集团化运作、必须将更多的监管者变成同谋者、必须由更高的权力层级来操纵,就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河南的替考案已经或多或少地展现出了这些特征。

据悉,教育部已派工作组赶赴河南省、湖北省指导督办调查,并请公安部指导有关地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一个已经有集团化特征的替考事件,肯定在各个环节都有“内部人”照应,甚至可能得到当地更高权力者的默许。公众想看得到的结果不仅仅是严惩组织者、处罚替考者,更希望把这个利益链连根拔起,以儆效尤。(光明网)

高考舞弊不是技术问题

以钱开路、权钱交易、集团化作案,这是近年来高考舞弊事件的普遍特征;舞弊行为的直接实施者,既包括家长、考生,也包括学校、监考老师、相关职能部门,甚至还有专门组织舞弊的中介。倘若此番央视曝光属实,显然又是一起集体舞弊事件。

在舞弊手段和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替考无疑是非常原始落后的舞弊方式,然而替考仍然屡试不爽,这再次证明:高考作弊主要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如何防止考试管理者和监考人员腐败,远远要比防止高科技作弊更加重要。

这些年来,凡是有高考舞弊案曝光,“替考”一词几乎必然出现:陕西洋县替考事件,河南郸城县替考事件,云南宣威替考事件等。在这个决定命运的中国第一大考中,谁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通过这条“捷径”走向“成功”而没被挖出来,也不知道,又有多少莘莘学子正是被这样的歪风无情地刮落到独木桥下。

这些年来,各地每每花费不菲成本来装备考场,一些高科技防作弊产品纷纷投入使用——指纹验证机、电子信号屏蔽器、手柄式金属检测器、电子监控录像系统、语音颠簸探测器,诸如此类,貌似严密得不能再严密。

讽刺的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替考舞弊,竟然屡屡能够顺利通过高科技的检验。如果说在“技术含量”的较量上,尚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什么在“去技术含量化”的较量上,替考舞弊者却能屡试不爽?防止高考舞弊,最重要的恐怕不是装备高科技产品,而是强化对相关部门和人员舞弊的防范和查处。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高考舞弊的各个环节中,包括考生、家长、枪手、学校和主管部门等在内,似乎对于高考舞弊形成了一致的默契纵容。在追求所谓“成功”的过程中,为一己之私不择手段,无视诚信和公平轻易越过底线,这样的价值取向扭曲,恐怕也是高考舞弊不绝踪迹的背后不可忽视的因素。(舒圣祥)

考场秩序何以系统性“失守”

一个牵涉多个环节的非法产业链上,没有任何人表现出哪怕一丝道德愧疚,不得不让人感慨这些人道德上的无感乃至麻木。高考已经成为测试社会公平的最敏感的“试纸”,高考考场上出现的任何瑕疵,都可能在公众心中引起最大的不安和不公平感。

报道通过“线人”提供的视频资料证实,多名河南某县考生的家长,通过中间人雇用武汉多家高校的在校学生,赶赴河南为考生替考。组织替考的中间人疑似武汉某高校教师,而替考考场涉及的各方,如考生、家长、枪手、中间人,乃至考场监考老师和县级监考主管,对替考一事均充分知情且有份参与。由此可见,至少在被曝光的河南某县,替考“一条龙”服务的背后,是围绕高考考场秩序而设置的诸多保障系统出现系统性失守。

高考舞弊并不算新闻,多方串联的集体舞弊案近年来也屡有曝光。此次事件的“新意”在于,由于线人身份特殊,其所拍摄、提供的视频资料极其详实和充分,使我们得以完整窥到这桩集体替考舞弊事件的各个环节,和其中当事各方的行为、作用和心态。而其中最令人不安的,是当事各方的坦然、自信和从容。

首先,自称某“老师”的替考组织者,对组织替考一事有着充分的把握。在他们对替考枪手的说服动员过程中,对“有钱就能搞定一切”的法则,有着足够的自信。而事后在考场中发生的一切,也证明他们的把握和自信并非虚言,那些本该维护考场纪律,发现和制止舞弊行为的监考老师们,果然如替考组织者吹嘘的那样,对存在明显破绽的替考者视而不见。虽然视频中并未直接揭示他们被买通的过程,但其间的内幕却不难想象。

其次,那些受雇替考的在校大学生们,虽然也曾出现小小的担心和纠结,但很快就在数万元酬金的诱惑下轻装上阵。而且,他们所纠结和权衡的,只是被抓的风险与酬金数额之间的风险收益比,却从未提及他们的替考行为给考场纪律和高考公平带来的破坏。从他们在考试中表现出的水平看,他们都是凭着自身努力,通过正当考试进入大学的好学生,可是他们不仅没有对替考行为表现出任何道德愧疚,甚至不曾想到由于他们的行为,可能有多少像他们当年一样努力向学的学生,被挤出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大学。

“供方”如此,作为“需方”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也没有任何人表现出一点愧疚和不安,相反都是从容自信甚至堂而皇之,似乎他们正在操持着的不是一桩违法的勾当,反而是一件理直气壮的正当行为。

一个牵涉多个环节的非法产业链上,没有任何人表现出哪怕一丝道德愧疚,不得不让人感慨这些人道德上的无感乃至麻木。而在风险收益比的盘算上,这些违法者似乎也安然无虞——呼之欲出了许多年的《国家教育考试法》至今没有颁布,而作为一份部门规章,现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对考场舞弊行为也没有足够的处罚权限和力度。内无自我约束,外无法律惩罚,替考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有人受利益诱惑而积极参与,也就毫不足怪。

高考已经成为测试社会公平的最敏感的“试纸”,高考考场上出现的任何瑕疵,都可能在公众心中引起最大的不安和不公平感。因此,整饬考场纪律、维护考场秩序和考试公平,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都不会过时的任务。为此,必须尽快颁布国家层面的《国家教育考试法》,使处理类似考场舞弊案有法可依。同时,加强师德教育,让各级学校的教师都知廉耻、守师德,面对考场舞弊等违法现象,做到不纵恶、不失守,也显得格外重要。(张天蔚)

严查操纵高考替考的“内部人”

当众多考生拼全力备考,紧张参加考试同时,一些人却可以花钱请人替考,“考上二本2万,一本3万,重点一本5万,若考上全国名校,酬劳再商量。”毫无疑问,每一次成功的替考,就是对其他考生录取机会的剥夺,是对高考公平的严重破坏。

公众的疑问在于,为何这些替考能一路无阻?替考组织者的说法,是提前做好了内部打点,买通了主考官;而且,即便替考者被查出来,只要他死不承认,替考组织者就可以找关系把事情摆平。而就在10天前,有媒体也曝光了北京几名大学生到外省参加替考的新闻,替考组织者甚至称花钱找替考的家长“是教育局高招办的,一切都安排好了”,这些信息是否属实?

其实,从此前被查出的高考替考案件中,“内部人”涉案已非常普遍,例如2012年天水替考案案发后,50多名公安、教育等系统人员被查,2007年河南郸城替考案,包括郸城县教体局局长、招生办主任等10多人受处。那么河南以及北京学生外省替考案中,背后恐怕也少不了“内部人”在操纵。

替考事件频繁发生,但是目前,相关部门打击替考的力度却不尽如人意。许多替考事件都是媒体曝光后才受到追究,这显示出,相关部门打击替考的主动性有待提高,方法有待创新。另外,每次对查处的替考案处理,许多涉案官员等“内部人”多是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这是否过轻?

从这些替考事件中,我们也看到一些高考监管机制的失效。例如指纹验证形同虚设,替者用指纹膜就可轻易骗过机器;还有高考监管者本身的监管问题,为何主考官的权力难受到制约……可以看到,替考现象的蔓延,暴露了高考管理的很多漏洞。

另外,从许多替考事件中可发现,县城,尤其是一些不发达、较偏远的县城,往往是高考替考的高发地区。因为在这些地方无论是民众监督还是媒体监督都比较薄弱,再加之这些地方各部门的官员之间沾亲带故很普遍,所以很容易组织起对替考的保护网。针对这一现象,教育主管部门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在县一级的监考管理,实现有效的制衡和规范。

替考事件曝光,固然需要相关部门深入调查,给民众一个真相,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同时,更要看到,改进高考监管,杜绝“内部人”干预的空间,才是遏制替考蔓延的根本之策。(综合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光明网、央视网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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