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月11日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喜迎新春茶话会上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可以说，这一阐述深刻反映和揭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代背景和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
那么，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重要组成部分的“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它有着怎样的政治逻辑呢？
一、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政治目的：对执政难题的现实回应
虽然中共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但并不能说中共就是天然的执政党，中共也必须按照政党政治的规律办事。从合法性的角度来说，虽然伟大革命的历史为中共提供了来自于革命合理性和国民党统治的负面合法性的重要资源，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其合法性还是要靠现实的执政绩效来支撑的。仅仅停留在过去的光荣之上，而不注重现实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本领的打造，那就只能成为一个“坐吃山空、立地吃陷”的纯粹的消费型政党，到最后就会形成执政赤字，乃至执政危机。应当说，经过六十多年的执政考验和对于国外一些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中共对于这一执政规律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对“文革”的拨乱反正，才有了改革开放。同时，中共也认识到：合法性的来源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须根据发展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保证源源不断的合法性供给和再生产。
就当前的中国来说，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最好的例证，这自然成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和雄厚基础，但是，必须看到的是，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背后也滋生出了诸多的问题。譬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却出现了分配领域的不公正和贫富分化现象；一些党政官员的腐化堕落（甚至一些地方、一些行业出现了塌方式腐败），不仅增加了政治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整个社会出现了价值混乱，出现了诚信危机，弥漫着浮躁、焦虑等不良的风气,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已成为中共执政面临的难题。而对于这些难题，唯有继续深化改革，才能得以有效的解决。因此，中共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在某种意义上，其政治目的就是对执政面临的难题的回应。
二、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政治空间：渐进式改革的拓展与转化
“文革”给我国的各项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冲击，也给中共执政带来了挑战。在这样一种现实的压力下，中共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从改革的特点来看，尽管这一次改革被邓小平同志称作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也就是说，它具有和过去时代截然不同的表现，如它进行了关于国家发展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拨乱反正，放弃了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并把总路线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但是，总体而言，改革是在党和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改革。
之所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就在于：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刚刚经历过“文革”磨难的大国，已经经不起任何的折腾了，也不允许像过去那样的运动式的发展模式了，人民群众不答应，因为他们盼望着过上稳定有序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改什么、怎么改往往会纠结于“姓资姓社”的问题，观念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改革的方式、方法和进程。
渐进式改革本着先易后难、先外围后核心的原则和路线进行。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改革模式的良好绩效，自然也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譬如，在经济领域，始终保持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这为中共执政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有了更多的施展空间和回旋余地。应当说，经济绩效在过去是，在将来也一定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思想观念领域，人们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十四大以来又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这不仅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且改革的巨大成就也促进着人们对创新观念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因此，思想的转变与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理论空间。在社会领域，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单一的社会结构开始向多元的社会结构转变，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据民政部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4.7万个。），社会自治能力和自治水平不断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职能转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自然也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合宜的社会空间。
三、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政治目标：以政治改革为社会建设奠基
既然渐进式改革已经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条件，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这些条件，以便更好地推进改革，进而更好地发挥全面深化改革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或许，只有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政治目标，才能更好地使改革深入，使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发挥更大的作用。
那么，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政治目标是什么呢？这要从社会主义的源头说起。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形态，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虽然在由国家形态向非国家形态的转化存在着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期”，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与以往剥削阶级国家相比，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就是说，这一社会形态实现的过程，就是国家逐渐退却以至于消灭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他们特别重视社会本身，特别重视社会发展的过程。例如，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就对发生在英国的社会革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的影响。……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列宁也认为，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但它是一种过渡形态的政治组织形式。在无产阶级推翻旧国家统治之后，应该用“‘公社’，用新的‘半国家’代替它”。按照列宁的逻辑，“半国家”的另一半自然是“社会”。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社会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兴旺发达。也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战略自然应是以发展社会、建设社会作为政治目标。
然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大多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因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把自己建成了全能型的国家，而社会建设或多或少被忽视了。这种状况，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基本建立，如果社会继续处于疲弱的状态，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不仅市场经济难以为继，政府职能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也将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全面深化改革了。可以这样说，只有建构起一个强大的社会，全面深化改革才有可能。总而言之，全面深化改革和一个强大的社会，这两者是互为因果，互相推动的。
所幸的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已经认识到了社会建设的重要性，特别是在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则标准着社会建设进入了中共的政治议程。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经济领域的改革已先行一步，而政治领域的改革却相对滞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的不相匹配，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经济改革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改革的阻碍。在改革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体制机制的痼疾，形成的利益固化的藩篱等，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结合当代中国国情和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经验，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政治目标就是：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通过政治改革，以为社会建设奠基。
总之，“全面深化改革”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只有深刻把握其政治逻辑，才能真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提供强大的政治动力。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