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误国错在哪里
相比“多难兴邦”，“空谈误国”的错误更加隐蔽。
先说“误国”。与卖国一样，误国也是一种特权，一种专利。
村野匹夫，贩夫走卒，纵想误国，怕无资格。误国的前提，在于
当国，不说决定，至少能影响这个国家的荣辱兴衰。正如卖国，
不是你想卖就能卖，如果国家不归你所有，你叫嚣卖国，则与骗
局无异，傻瓜才会去买呢。
所以说，能够误国，绝非凡人。倘有人拿“空谈误国”批评
无权的民众，显然搞错了对象。这是最寻常的错误。
基于对误国的辨识，再说“空谈”。享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
空谈者，常见两种，一是官员，二是知识人。批评官员空谈误国，
第一，对象没问题，官员的确具备了误国的资格；第二，对官员
而言，实干是正道，空谈则歧途，哪怕是言官，他的发言，务必
有的放矢，不可落空；第三，试看今日之官场，空谈可谓通病，
如杨宪益诗云：“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由此三者
可知，“空谈误国”的警训，最应该挂在政府办公楼前。
然而，摆古论今，你会发现，“空谈误国”的板子，常常落
在知识人的屁股之上。一说空谈，我们如条件反射一般，首先想
到知识人。如果说误国近乎官员的专利，那么空谈近乎知识人的
专利。
古时嘲讽知识人，有句老话叫“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
报君王”。我尝引此语，以论生死，须知能临危一死，已经大不
容易，养士数百年，才能换来一代知识人凛然殉国，有些王朝，
覆亡之际，连“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腐儒都遍寻无着，不得已，
只好拉两个太监、宫女殉葬，以示忠烈。
讽喻的重心，应是“平时袖手谈心性”。无可否认，这是古
代知识人的一大毛病。不过反过来讲，好谈心性，恰是知识人之
为知识人的显著标志，他们所置身的精神与伦理体系，决定了他
们必须以修身养性为第一要务，至于经世致用，则在其次。这“谈
心性”，便被视为空谈。
再说现代知识人，我认同一个论断：知识人的武器别无其他，
就是用观念战胜观念。这场观念之战，犹如空对空，更难逃空谈
之讥。
这么说来，知识人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空谈的标签。只是，
我有点疑惑：空谈，何时沦为了贬义？这是知识人的本职，就像
鞋匠的本职是修鞋，厨师的本职是做菜，刽子手的本职是砍头。
假如本职是一种罪过，那就是所谓的原罪。知识人何以会有原罪
呢？这背后，则是阶级论的杀气腾腾，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
标语飘摇，是反智主义的浪潮汹涌。
对知识人而言，空谈绝不是罪过。明确了这一点，再来看他
们的空谈与误国之间，能否构成一种因果关系？
“空谈误国”的前身是“清谈误国”。清谈之风，源于东汉
末年，兴于魏晋。当时清谈者不止知识人，还有官员。陈寅恪有
一论断，清谈“始于郭泰，成于阮籍”，郭泰是知识人的领袖，
阮籍的身份则是官员，他们好清谈，不言朝政，而讲玄理，目的
在于避祸，“泰虽好臧否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能处浊世而
怨祸不及”（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的清谈，是一种消极的
自保之道，纵使无益于国计民生，距离误国十万八千里。
《世说新语》云：“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
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
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公即桓温，王夷甫即王衍。王衍
是西晋的三公，位高权重，却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以国事为
务，后来被石勒惨杀，死前忏悔：“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
此。”这堪称“清谈误国”的典型，主角却是高级官员。
官员可以是知识人，知识人未必是官员。知识人清谈，若与
误国发生关系，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他们的话语，能够形成公共
舆论，左右权力决策。这在古代，并不多见，晚明曾有一幕，从
东林到复社，作为官员与知识人的联合体，虽处江湖之远，却可
制造舆论，影响庙堂走势。明朝灭亡，分摊责任，他们也有一份，
即“清谈误国”。
说晚明、南明盛行清谈，并无问题。顾炎武是亲历者，他批
评道：“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
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
州荡复，宗社丘墟！”我最难忘的案例，即崇祯八年，内阁缺人，
有人推荐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儒刘宗周。皇帝召见他，问兵事，
刘答：“御外以治内为本。内治修，远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
愿陛下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天下自平。”（《明史·刘宗周
传》）这是不着边际的空谈阔论，难怪皇帝斥刘宗周“迂”，只让
他当工部左侍郎。
不过，顾炎武的批评，却属泛泛而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
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施与东林、复社头上，不免有些武断。如
东林书院的学风，正以实学为主流，号称“倡实学以救世，视天
下为己任”，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并行不悖。诚然，他们有时
好讲大义，满嘴道德空言，受“正义的火气”之激，陷入狭隘的
门户之见，然而对于明朝之亡，他们所需承担的责任，却不在清
谈，而在党争。追根究底，党争仅仅是明亡的导火索，明朝的悲
剧，可谓千年帝制积重难返、沉疴难起的一个缩影。
国史的书写，历来有一些隐秘的法门，如从不反思制度、极
少责难皇帝，要总结错误，错在贪渎的奸臣，错在阴毒的宦官，
错在秽乱的后宫，假如这些替罪羊无处寻觅，抑或责任太大，还
得找一些人分担，惯于放言高论的知识人，便被拉出来顶缸。在
刀把子和枪杆子面前，笔杆子从来无力抗辩，说他们误国，他们
就得误国。尽管“空谈误国”的缔造者比谁都清楚，刀把子和枪
杆子的世界，笔杆子哪有多少机会去误国，若后者能误国，不正
宣判了前者的失败？
“空谈误国”的历史书写，由此呈现了一种可怕的悖谬：在
强权的驱使之下，知识人完成了对自己的指控，虚弱而乏力的知
识，不得不夸大知识的作用；书写历史的知识人，不得不把“空
谈误国”的金印刻在同侪脸上。用知识侮辱知识，用谎言包裹谎
言，岂止是悲剧？
以“空谈误国”批判知识人，背后往往隐藏了强权对知识的
摧残和压迫，也许还有一丝恐惧。因为一个社会，知识人最有可
能察明误国的原因，与误国者究竟是谁；而且知识人的空谈，未
必虚幻，有时恰是对在朝的异议，令其如芒在背，不得肆无忌惮。
所以，权力者对于知识，最好能控制，倘不能，那就灭绝，倘再
不能，那就妖魔化。“空谈误国”，遂成妖魔化之一种。
吊诡的是，知识人被讥为空谈，却也只能以空谈的方式，对
抗、破解“空谈误国”的欲加之罪。因为除了空谈，除了话语、
观念与思想，他们再无任何利器，来改造这个苦难的世界。对他
们来讲，谈就是干，呐喊就是行动，精神就是一切。就当下而言，
他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一是尽量谈而不空，譬如多平恕，少
高调，多逻辑分析，少道德批判，“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二是尽量不要授权力者以柄：他们必须在权力之前保持充分独
立，如果能站到权力者的对面，而不是身边，那么，当权力者在
危急存亡之秋，企图去抓知识人当替罪羊，却发现，方圆百里，
连一根羊毛都没有。
陈寅恪 ：清谈误国
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
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
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他们都是避祸远嫌，
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的人物。
东汉清议的要旨为人伦鉴识，即指实人物的品题。郭泰与之
不同。《后汉书》列传五八《郭泰传》云：
“林宗（郭泰）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覈论,故宦官擅政而
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闳得
免焉。”
又《世说新语•政事篇》何骠骑作会稽条注引《郭泰别传》
略云：
“泰字林宗，有人伦鉴识。自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未
行，遭乱亡失。”
又《抱朴子•外篇》四六《正郭传》云：
“林宗周旋清谈阖闾，无救于世道之陵迟。”
郭泰为党人之一，“有人伦鉴识”，可是“不为危言覈论”，
而“周旋清谈阖闾”。即不具体评议中朝人物，而只是抽象研究
人伦鉴识的理论。故清谈之风实由郭泰启之。郭泰之所以被容于
宦官，原因也在这里。
然而，郭泰只是一个开端。魏晋两朝清谈又不是同一面貌，
同一内容。魏晋清谈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
此时期的清谈魏当日政治上的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的出处进
退关系至为密切。换言之，此时期的清谈，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
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至东
晋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
名士身份的装饰品。
前朝清谈因为是与清谈者本人生活最有关的问题，即当日政
治党系的表现，故值得研究。这有“四本论”和“竹林七贤”两
个大问题。
《世说新语•文学类》云：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嵇公（嵇康）一见，置怀
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刘注云：
“《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
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
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
《世说新语》此条刘注为前期清谈的重要材料。按第一篇《魏
晋统治者之社会阶级》说过，曹操 求才三令，大旨以为有德者
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的污名，即未必有德。性者，
仁孝道德也。曹操求才三令讲的实际就是才性异、才性离的问题。
三令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之宣言，与之同者即是曹党，反之即是
与曹氏为敌的党派。有关四本论的四个人，傅嘏、钟会论同与合，
李丰、王广论异与离。就其党系而言，后二人为曹党，前二人则
属于与曹氏为敌的党派。何以见得？
《三国志•魏志》二一《傅嘏传》略云：
“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
静而内銛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
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荥阳
太守，不行。太傅司马宣王（懿）请为从事中郎。曹爽诛，为河
南尹，迁尚书。正元二年春，毌丘俭、文钦作乱。或以司马景王
（师）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肃劝之。景王遂行。
以嘏守尚书仆射，俱东。俭、钦破败，嘏有谋焉。及景王薨，嘏
与司马文王（昭）径还洛阳，文王遂以辅政。以功进封阳乡侯。”
据此可知傅嘏为司马氏的死党。东汉士大夫以仁孝道德（性）
为本，为体，推广至于治国用兵之术（才）为末，为用。总而言
之，本末必兼备，体用必合一。傅嘏所谓“才性同”，正是东汉
士大夫的主张，也是司马氏的主张。他的主张与曹操三令旨意完
全不同。原因即在他所属的党派是与曹氏为敌的司马氏一党。
《三国志•魏志》二八《钟会传》略云：
“毌丘俭作乱，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会从，典知密事，卫
将军司马文王为大军后继。景王薨于许昌，文王总统六军，会谋
谟帷幄。时中诏敕尚书傅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屯许昌，
为内外之援，令嘏率诸军还。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卫将军
俱发，还到雒水南屯住。于是朝廷拜文王为大将军，辅政。会迁
黄门侍郎，封东武亭侯，邑三百户。及（诸葛）诞反，车驾住项，
文王至寿春，会复从行。寿春之破，会谋居多。亲待日隆，时人
谓之子房。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为腹心之任。”
据此又可知钟会也是司马氏的死党。他的论“才性合”，与
傅嘏论“才性同”一样，服从于司马氏一党的需要。他们的分别
只是德（体）才（用）的同一与合一之分。
李丰、王广不同。《世说新语•贤媛类》王公渊娶诸葛诞女条
刘注引《魏氏春秋》云：
“王广，字公渊，王凌子也。有风量才学，名重当世，与傅
嘏等论才性同异，行于世。”
《三国志•魏志》二八《王凌传》云：
“（凌子）广有志尚学行。（凌败并死），死时年四十余。”
王凌为淮南三叛之一，司马懿东征王凌，王广与父俱死，其
为曹氏之党，自不待言。他所论“才性离”，与曹操三令的主旨
正同。
《三国志•魏书》九《夏侯玄传》略云：
“中书令李丰虽宿为大将军司马景王（师）所亲待，然私心
在（夏侯）玄。遂结皇后父光禄大夫张辑，谋欲以玄辅政。嘉平
六年二月当拜贵人，丰等欲因御临轩，诸门有陛兵，诛大将军。
大将军微闻其谋，请丰相见。丰不知而往，即杀之。”
据此又可知李丰也是曹氏之党，后为司马师所杀。其论“才
性异”，与曹操三令主旨亦同。只不过“才性离”是相对于钟会
的“才性合”而言，“才性异”，则是相对于傅嘏的“才行同”而
言。
再说“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
为《论语》“作者七人”的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三君”、“八
俊”等名称相同，即为标榜之义。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
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
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东晋中叶以后，江左名士
孙盛、袁宏、戴逵等遂著之于书（《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
《竹林七贤论》）。东晋有“兖州八伯，盖拟古之八俊”（《晋书》
四九《羊曼传》）。兖州为地名，“竹林”则非地名，亦非真有什
么“竹林”。
《世说新语•伤逝类》“王濬冲为尚书令”条云：
“王濬冲（王戎）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
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嵇康）、阮嗣宗（阮籍）共酣
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
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刘注引《竹林七贤论》曰：
“俗传若此，颍川庾爰之尝以问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
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皆好事者为之也。’”
据此可知王戎与嵇康、阮籍饮于黄公酒垆，共做“竹林之游”，
都是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