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及其原因分析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 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 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 ，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 突破1万美元。这主要是因为，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 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 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 波动或陷入停滞。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仅有为数 不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 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 列。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但就大国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 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日本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 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 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 仅用了8年。 而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 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 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像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 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 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 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在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 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 ，但一直没能跨过10000美元的门槛。 （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发展水平和条件十分相近的国家，会出现两种 不同的发展命运，关键是能否有效克服中等收入阶段的独 特挑战。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中 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 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 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 ，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 ”，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 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 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二是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 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 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 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 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 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 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 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 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三是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 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 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 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 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 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 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 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 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四是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 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 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 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 成 经 济 大 幅 波 动 ， 如 上 世 纪 8 0 年 代 的 拉 美 债 务 危 机 ，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 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 廷在1963年至2008年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 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 间。 五是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 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 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 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 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势力强 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 能受到严重扭曲。 从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 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 换，比如，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 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 和创新，1986年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 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 ，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 力持续提升。同时，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 国家进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日本60年代 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70年代推行“新社区运动 ”，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均衡，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挑战 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平均汇价计算超过 4000美元，正处在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发展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和风险凸显的阶段 ，面临诸多特有的挑战。 （一）高储蓄率可能发生调整 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30多年经 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2009年我国储蓄率达到 51.4%，比1978年提高了13.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 0.44个百分点。高储蓄率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关系。随着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全社会储蓄能力会因为劳动力供 给的下降而有所下降。老龄人口比重提高，动用储蓄的人 增多，能够储蓄的人减少，全社会的储蓄率就将趋于下降 。2009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67亿人，65岁以上 老龄人口超过1.1亿人。据《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 划》预测，到2020年60岁和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分别达到 2.34亿人和1.64亿人。从我国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的变化看 ，1982～2009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38.5%下降 到2009年的27.0%，下降了11.5个百分点；同期储蓄率从 1982年的33.5%上升到2009年51.4%，上升了17.9个百分点 ，显示了抚养比与储蓄率的逆向变化关系。 人口结构决定了储蓄率变动的方向，但真正决定高储 蓄率水平的还是体制和政策性因素。随着我国加大调整收 入分配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 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提高 保障水平，政府加大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提高国有企业分 红比例，培育发展资本市场等，居民用于养老、医疗和子 女教育的预防型储蓄将下降，我国高储蓄率状况将不可能 持续保持下去。根据我院投资研究所的估算，“十二五”期末 总储蓄率将比2009年有所下降，2015年后储蓄率下降将进 一步加快。 （二）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 丰富的劳动力供给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 重要源泉。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人 口出生高峰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但第一次和第 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或 接近退休年龄，农民人口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劳动力的 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大部分研究机构和学者都预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正在 或将要达到峰值，之后将逐渐减少。根据联合国的预测 ，中国人口总规模将在2030年达到顶峰，届时人口为 14.62亿人，而在此之前，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5年 达到峰值，总量为9.98亿人。蔡昉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 1970～201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高于总人口增 长率，而此后则呈现相反的趋势，这意味着劳动力的供需 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将进入拐点时期。从近年来 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看，我国农村劳动力 进入非农产业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全局性、趋势性变化 ，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正在逐步显现，“人口红利”因 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 果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更 多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的驱动。 （三）科技创新难度增大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产品、技术、管理水平明显 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主要通过引进外资、人才和管理经 验实现科技进步。但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 缩小，引进外来技术的难度不断加大，自主创新能力又受 到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的制约，短期内难以全面大幅 提升。 国内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算结果表明 ，过去3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但近年 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出现下降趋势。根据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研究所的计算结果，1979～2007年间，资本、劳动和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53.5%、25.3%和 21.2%（见表1-1）。上世纪后2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 呈现上升趋势，90年代比80年代增加了20个百分点，但 2000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出现明显下降，今后 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趋势的难度将明显加大。 （四）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本世纪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 于经济增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持续提高。2001- 2008年，第二产业和工业年均增速分别为11.3%和11.5%，高 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1.1和1.3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工业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2.9%（见表1-2），已经达到历史 高位。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重振实体经 济，推进“再工业化”，力求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 新技术平台上的复兴，并加快发展新兴产业。这也意味着 ，我国工业规模扩张将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的制约。从各方 面因素判断，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将趋于 稳定。 我国现有工业增加值占已超过主要国家的历史高点 ，难以再出现大幅度提升。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 ，如德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的39.1%，2007年已 降至25.1%；美国为1981年的29.3%，2007年已降至17.1%。 同处东亚地区国家和地区中，日本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 1970年38.8%，2007年下降至22.8%；韩国为1987年的 34.5%，2007年下降至31%。这些国家在工业增加值占比达到 峰值后，都经历了一个持续下降过程。总体上判断，我国 的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重化工业产能趋于饱 和，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工业化将进入产业素质提 升为主的阶段。 （五）外需拉动作用减弱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外贸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2001～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21.6%，即使在外部环境开始 变化的2008年，外贸出口仍保持了17.2%的增长率。这个时 期是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出口增速最快、增长最为稳定的时 期。但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这个时期出口高速增 长的特定国际经济环境难以重现。 金融危机后，“美欧消费、东亚生产”的分工关系发生新 的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改变过度依赖负债消费的发 展模式，增加研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实施“五年出口翻番”战 略，通过对出口企业给予援助、大幅提高中小出口企业贸 易融资、研究放松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迫使贸易伙伴扩 大市场开放和放任美元贬值等手段促进出口。与此同时 ，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各国对市场的开放更加 谨慎，加之中国外贸出口恢复较快，贸易顺差继续扩大 ，并成为第一大出口国，美欧国家对我压力明显增大，贸 易摩擦事件频率明显增加。一些西方国家借自主创新、政 府采购、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频频向我施压，我国依靠外需 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明显加大。今后一个时期，外部需求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因外部环境变化而明显减弱。 （六）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 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占全球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 48%，油气占10%。中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 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 水平高47%。近年来，我国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截至 2009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比2005年分 别下降9.66%和13.14%，二氧化硫减排已超过“十一五”目标 ，化学需氧量减排接近“十一五”目标；单位GDP能耗比 2005年下降15.61%，经过努力能够完成“十一五”目标。但今 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 束将持续加剧。 以能源为例，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 ，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煤左右。但事实上 2009年就突破了这一控制目标，2010年预计将达到32亿吨 标 煤 左 右 ， 比 2 0 0 0 年 的 1 4 . 5 亿 吨 标 煤 翻 了 一 番 多 。 2000～2009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标煤 ，如果今后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仍维持在1.7亿吨左右 ，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50亿吨标煤。这样大规模 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 ，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 降低40%-45%，这也对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 （七）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往往呈现扩大趋势。近 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 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城乡看，197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为2.53倍，1983年降到1.82倍，之后持续扩大，2009年扩 大到3.33倍。从区域看，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 高的地区是最低的地区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 差距是4.2倍。从行业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前10个 行业与最低的后10个行业之间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扩 大到2009年的4.1倍。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企业高管的高 工资、高福利、高保障与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国有困 难企业职工等低收入群体的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形成 巨大反差，使实际收入差距要比名义收入差距更大。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直接关系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快发展阶段，工业比重明显提高 ，服务业比重偏低，这种产业结构对资本投入的需求相对 较大，对劳动投入的需求相对较小，造成资本收益占比相 对较高，劳动报酬占比相对较低，加之劳动力特别是低端 劳动力供过于求，很容易形成其他要素挤占劳动报酬的情 况。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 ，由2001年的63.2%下降为2008年的57.2%，劳动报酬占初次 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由2001年的53.3%，下降到2008年的 47.5%。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 ，如果任期发展下去，必将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 大隐患。从拉美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 家的经验看，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没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问 题差距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劳动力成本 趋于上升，高储蓄率可能发生调整，科技创新难度增大 ，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外需拉动作用减弱，资源环境 硬约束强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加之潜在增长水平趋于 下降，我们同样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挑战，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既十分迫切又更加艰难。我们要总结和吸取 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 产业转型升级，有效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 ，特别是要下决心解决好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问题，走出 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之路。 三、我国潜在增长水平将趋于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持续30年经济高速增 长期。1979～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明显高 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我国成功地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有效扩大投资 需求，刺激消费需求，促进工业生产回升，缓解就业压力 ，2008年和2009年经济增速依然达到9.6%和9.2%，在全球率 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总体态势没有 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发生改变，但也要看到，经过30多 年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正 在发生新的变化。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潜在增长水平将逐 步下调，有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次高速增长时期”。 潜在增长率是指一个经济体在各种资源得到优化和充 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在资源约束条 件与经济发展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 随之变动。虽然经济增长在短期往往受到需求因素影响 ，并围绕潜在增长率波动，但从中长期趋势看，可实现的 增长率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的。 从国际经验看，一国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高速增 长之后，势必要出现一个经济减速或者调整的过程。有学 者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得出，在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之后 ，多数国家增长速度从第三个10年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 个10年，大多数则进入了低于4%的增长时期。随着我国人 口结构发生变化和储蓄率逐步下降，资本形成和劳动力增 长放缓，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 ，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可能难以避免。 从日本、韩国的发展历程看，它们都经历过一个从高 速增长期向中速增长期的转变过程，日本发生在上世纪 60年代末期，韩国发生在80年代末期，日本在经历1973年 的石油危机，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 增速进一步下降，高速增长过程基本终结。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且经济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 ，在生产结构中，农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 业比重明显上升；在支出结构中，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 率明显上升；在收入结构中，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 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见表1-3）。 从国际机构对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研究看，未 来中国经济增长将经历一个增速缓慢下降过程。据世界银 行 预 测 ， 2 0 1 1 ～ 2 0 1 5 年 中 国 年 均 潜 在 增 长 率 将 为 8.4%，2016～2020年下降到7.0%（见表1-4）。这一预测与 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是一致的。随着经济减速的发生 ，类似于日本、韩国在经济减速后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一 样，中国经济结构也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储蓄率发生新 的调整，消费增长将快于经济增长，服务业增长将快于经 济增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有所上升。这些结 构变化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想实现但又没有完全实现的调整 目标，但今后一个时期将提供新的时间窗口。 根 据 有 关 研 究 成 果 和 最 新 数 据 进 行 测 算 ， 1 9 7 8 ～ 2 0 0 8 年 我 国 资 本 存 量 的 实 际 平 均 增 长 率 为 13.3%，劳动力增长率为2.2%。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资本 形成和劳动力供给增长率呈下降趋势，2000年～2008年资 本存量和劳动力的增长率分别为11.6%和0.9%。预计“十二五 ”时期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速还将继续下降。用科布-道格拉斯 生产函数测算，2011～2015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 8%～9%之间。如果考虑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条件变化，需 求方面，外部需求扩张速度趋缓，净出口率将从危机前 2007年的8.8%回落到2%以下，国内消费需求填补外需缺口需 要一个过程；供给方面，低成本优势减弱，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的难度加大，综合考虑这些因素，2011-2015可实现的 年均增长率大约在8%～8.5%之间。 四、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条件 中国正处在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的发展阶段，这 个阶段面临诸多特有的矛盾。但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 ，不会出现徘徊或停滞的局面。与日本和韩国等已经结束 高速增长的国家相比，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区域差异 大、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多层次特征的大规模经济体，具 有更多延续高速增长期的空间和条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完全有 条件推动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一）内需市场加速扩展 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生产 能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张，并通过国际市场得到有效释 放。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内外需不平衡、投资消费不 协调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2001～2009年，投资率由 36.5%上升到47.5%，消费率则由61.4%下降到48.6%，其中居 民消费率由45.3%下降到35.6%。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 ，我国出口依存度达到35.2%，净出口率达到8.8%。金融危 机后，外部需求增速放缓，但我国国内市场正在加快成长 ，巨大的消费潜力可以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近年来国内消费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长，超过国内生产 总值的增速。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并不断完善一揽 子刺激计划，实施汽车家电下乡、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和减 免小排量汽车购置税等鼓励消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