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要论：以更宽广的视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史晋川  董雪兵 2017年02月03日07:19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 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区域发展战略，谱写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篇章。区域协调发 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增强发展动力的基础条件，对于实现新常态下的更好发 展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必须更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思路、优化发展举措，以更宽广的视野推 动我国区域发展向更加均衡、更高层次迈进。 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在全面。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讲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 性、可持续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布局中谋划区域协调发展，将为我国发展开拓新空间 、注入新动力，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区域协调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不同区域之间的协 调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到2006年，我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 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党的十八大把“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作为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习近平同志指出，区域协调发展不是平均发展、同 构发展，而是优势互补的差别化协调发展，“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 展是制胜要诀”。走活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不竭动力。“十 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 向经济轴带。这意味着未来5年我国区域发展将更加注重统筹协调，通过培育若干增长极带动 区域协调发展，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 翻一番开辟广阔空间。 区域协调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了显著成就。然而，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差异显著，区 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存在，部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仍然滞后。习近平同志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 整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必须通过协调发展来克服。应从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入手，继续 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平衡的发展结构。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发挥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采取 有力措施促进各地区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形成东中西部地区良性互动、基本公共服务和人民 生活水平差距日益缩小的发展格局，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发展理念是发展实践的先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理念遵循。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各个区域找准 定位、发挥优势、完善政策，将极大推动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方位的平衡发展。 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应积极构建发展新体制。因地制宜，加快形成有利于本地创新发展的 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通过促进东部、中部 、西部、东北四大区域板块之间的合纵连横，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增长带和增长点；通过拓 展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构建产业新体系。坚持协调发展理念，应促进实现区域整体 平衡发展。针对薄弱环节补齐短板，顺应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加快形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 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坚持绿色发展 理念，应加快主体功能区建设，加快探索建立区域生态环保合作机制，合作开展大气、水、土 壤污染防治行动，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积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 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 ，打造能够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各具特色的产业基地。坚持开放发展理念，应支持沿海地区 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支持中西部地区形成沿江沿边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局面，努力形 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应 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各地区优势互补与协调发展，补齐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这块短板；加大对革命 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让全国各地区、各族 人民都能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 互作用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客观反映。习近平同志指出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 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把区域协调发 展与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紧密结合起来，提高了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资源等传统要素投入。进入新 常态后，经济发展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因此，在新常态下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必须重构和完善区域发展的激励机制，调整地方考核体系，深化行政管理、财税、区划、 投融资、环保合作等体制改革，允许因地制宜探索，鼓励地方创新发展，实现产业、项目、资 金、人才和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此外，还应积极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当前，中西 部地区生产要素相对低廉，具有成本优势；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潜藏大量投资机会；拥有广袤 市场，存在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这些后发优势将使中西部地区成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新 高原”。 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主动适应新常态，应更多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应通 过深化大范围、跨区域的经济合作和协同发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打破阻碍要素自由流 动的行政壁垒，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促进区域之间互联互通；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 ，促进东部产业有序向中西部转移，加快内陆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完善区域分工、优化空 间布局、加强优势互补，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形成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时期协调内外、统筹陆海、兼顾东西的重要举措。习近平同 志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 文基础；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内生性要求，也有助于带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在加强“一带 一路”建设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使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更广阔的腾挪空间，为区域协调发展带 来了新的重大契机。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我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 在沿海地区。广大中西部地区受制于高山荒漠阻隔，对外开放相对滞后，经济发展缺乏外向动 力，与东部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一带一路”建设将加快中西部地区向西开放、推动东部地 区深化向东开放，使我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极大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催生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的新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中西部地区能够进一步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集聚 要素资源、增强区域发展竞争力，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形成若干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东部地区能够加强沿海城市港口建设，积极推动海上经济合作，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 ，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近年 来，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形成了一批区位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完善、 产业优势突出、要素集聚能力较强的区域和重点城市群，具备了成为战略性增长区域的有利条 件。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还有利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深入实施，将加快沿海沿江 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的形成。中西部地区依托“一带一路”建设，能够进一步 提升本地的交通、通讯、电网、管道等基础设施水平，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 济走廊，促进国际与国内经济发展互联互通，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带动“一 带一路”周边地区及国家经济共同发展。 （作者为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03日 09 版） 体制机制弊端为腐败提供土壤 周 琪 2017年02月05日08:20    来源：- 　　美国政治体制并不像其所标榜的那样在法治轨道上完美运行。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腐败非 常严重的时期。美国政府的反腐败机制也是二战后才逐步建立的。但迄今美国的政治腐败现象 仍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从根本上说，这是由美国的体制机制缺陷造成的。 　　国会议员的特权 　　按照美国的制度设计，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相互分立、相互制衡。作为立法部门的国会 要对行政部门执行法律的情况进行监督，其中包括对行政部门腐败行为的监督。由于国会拥有 立法和监督的实际权力，国会议员便成为被贿赂的对象。一些个人或利益集团千方百计通过各 种手段，如捐赠竞选经费、送礼、提供旅行和娱乐便利等，来诱使议员在国会中提出对他们有 利的法案，或在对其有利的法案上投赞成票，或在行政部门处理与己有关的案件时给予庇护或 干预。因此，国会成为腐败问题频发的部门。 　　为了建立一个可以制衡行政部门权力的立法机构，美国最初的立宪者们在宪法中作了如下 规定：国会议员除犯叛国罪、重罪和妨碍治安罪外，在一切情况下都享有在出席各自议院会议 期间以及前往和离开各自议院途中不受逮捕的特权。宪法还赋予国会自行处理内部事务的管辖 权：每一议院是其本院议员的选举、选举结果报告和资格的裁判者；每一议院规定本院议事规 则，惩罚本院成员的不当行为，并经2/3议员的同意方可开除议员。这一自我管理和自我惩戒 的规定实际上为国会议员保留了特权。 　　由于国会享有上述特权，历史上对国会议员违法行为的处罚都比较轻。例如，1856年，一 名国会议员酒后开枪打死了一个侍者，但该议员没有为此在监狱里服一天刑。这种司法状况直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水门事件之后才发生一些变化。1976年司法部作出决定，今后在华盛顿 特区，法律对国会议员和其他公民一视同仁，只有违章停车是例外。 　　国会内部对行为严重不当的议员有两种惩罚方法，即谴责和开除，其中开除是最严厉的惩 罚。但是，两院都很少采取这一惩罚措施，尤其是针对腐败行为。例如，从国会建立到1991年 200多年的历史中，虽然参议院有9次、众议院有13次因腐败或贪污而动议开除某议员，但在参 、众两院的表决中都未获得通过；而对谴责某议员的表决也仅有6次得到了通过。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任何惩罚决议都要得到2/3的多数票才能通过，而议员们碍于朋友、同乡、同一利益 集团或同一党派的关系，很多情况下不愿对惩罚决议投赞成票，特别是在参议员之间。无论党 派倾向如何，全美为数不过100名的联邦参议员，都属于美国的上层社会，他们自然彼此相互 维护。 　　当然，国会议员也会受到政府道德管理体制、媒体、选民等的制约。1989年的《道德改革 法》要求原本仅适用于行政和司法部门的道德标准，也同样适用于立法部门。然而，国会道德 管理方面的改革并没有根本改变国会议员的特权与其受监督程度之间不平衡的状况。结果就是 ，国会议员的腐败问题屡禁不绝，并且近些年来美国的重大腐败案件大都与国会议员有关。例 如，2006年曝光的近几十年来最大的游说业丑闻——阿布拉莫夫案中，有4名国会议员以及十 几位现任或前任国会议员的助手都卷入其中。 　　国防采购的诱惑 　　在行政部门的腐败问题中，国防采购中的腐败始终是一个痼疾。美国国防采购涉及巨额资 金，在多年运行中不断出现腐败案件。从2008年到2016年，五角大楼每年的军事采购费用都在 1000亿美元以上，2008年甚至达到1600亿美元，这诱使一些政府官员在进行国防采购时试图利 用职权进行权钱交易。 　　美国国防工业公司同政府之间关系密切。从法律上讲，它们本应彼此保持一定距离，但实 践中它们又密切合作。虽然庞大的国防工业公司大都是私人企业，但政府却把国防工业公司看 作介于私人商业和公共事业之间的实体，既把它们当作合同商，鼓励它们相互竞争；又把它们 当作公共事业，对它们进行严格限制。国防合同商不像大多数公共事业那样对商品和服务拥有 垄断权，但它们的地位又常常接近于垄断。美国政府对它们的策略是竞争和管制并用，通过竞 争来减少成本，通过管制来限制利润。所谓竞争往往是指在政府采购中采取竞标的做法，但是 即便如此，仍有很多能让个人获利的空子可钻。 　　五角大楼在国会的敦促下，一直努力将政府采购中的多种非竞标合同转为竞标合同。但是 ，五角大楼所谓的竞标实际上是它同少数几个挑选出来的合同商之间的谈判投标。 　　此外，国防采购涵盖了非常复杂的武器系统，由于武器性能和价格问题的复杂性，国防采 购的案子非常难以被起诉。而且，国防部采购官员有时会从政府部门转到私人公司工作，比如 达到退休年龄的军事采购人员和其他想得到更高薪水的人，时常留意私人部门的工作机会，许 多人最后转到了他们在政府部门工作时负责监督的公司。这种职位上的转换，让人很难判断是 否存在利益交换，也无法判断国防部的采购人员是否真正站在政府立场上与公司进行合同谈判 。由于把国防合同公司看作是潜在雇主，他们往往并不是为政府的最佳利益工作，而很可能利 用内部情报订立损害政府利益的合同。 　　针对严重违反现行采购规章的情况，特别是国防部中的情况，国会1988年颁布了《联邦采 购政策办公室修正法》，以限制采购腐败行为。尽管有法律规定，与国防采购相关的腐败问题 仍然不断发生。1988年6月，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在12个州突然搜查了35个以上的办公室，为调 查有关采购的违法行为收集证据。这次调查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它进行了270次传唤，导致可 能针对100多人的起诉。它的调查对象集中在三种非法活动上：相互竞争的合同商直接在投标 时进行共谋；国防部官员把关于投标的内部情报透露给合同商；国防部官员改变合同说明书以 使某一公司有可能获得合同。在这些行为中都涉及贿赂。随后，调查范围不断扩大，到1990年 至少对15个国防合同商进行过调查，如麦道公司、诺思洛普公司、尤尼塞斯公司和联合技术公 司等这样的大公司。调查有很大收获，比如证实了前海军官员向麦道公司透露了海军发展喷气 式战斗机计划的内部情报。 　　到2004年，又暴露出军事采购领域的另一个大丑闻。此事涉及五角大楼负责空军采购的第 二号人物达琳·朱云。在事发前的10年中，朱云有权决定政府出多少钱购买轰炸机、战斗机和 导弹，并负责与波音公司大多数的交易谈判，每年她经手开支的纳税人的钱约300亿美元，甚 至高于国土安全部或司法部的预算。但是朱云从2000年开始，在同波音公司谈判合同中，以多 付给波音公司将近60亿美元作为贿赂来换取自己的女儿、女婿在波音公司的任职。2002年11月 ，她又为自己谋取了波音导弹防卫系统副总经理的职位，年薪25万美元，外加5万美元奖金。 而朱云的上级竟然对其所有违法行为毫无察觉，朱云甚至在同事中还享有“强硬的谈判者”的 好名声。这说明，美国国防采购中的腐败漏洞确实太大了。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 人民要论：推动形成网络空间新生态 胡  钰 2017年02月06日07:36    来源： 当今时代，生态的内涵不断拓展。除了基于自然界的自然生态、基于现实社会的社会生态 以及基于政治活动的政治生态，现在又有了基于网络空间的网络生态。在健康网络生态系统中 ，所有参与者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形成唇齿相依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同志提出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强调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我们应准确把握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着眼点与着力点，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新生态。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生态良好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中，不能只有一 棵大树，而要有一片森林，还要有花草与动物。同样，在健康的网络空间生态中，也不能只有 少数参与者存在或主导，而要实现多主体参与、平等参与、自律参与。 多主体参与意味着网络空间是包容性空间。任何国家、企业、组织、个人，不论其物质条 件、社会身份如何，都有使用互联网的权利。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互联网的过程中考虑多数人 的网络权利，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人接入互联网，防止现实社会的财富差异带来网络空间的“数 字鸿沟”。当前，全球的互联网普及率不到50%，其中发达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超过80%，最不 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只有23.5%。在互联网普及进程中，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落后国家，富裕 群体有责任帮助贫困群体。只有当更多的人群参与到网络空间中来，不断提升网络空间参与的 多样性，才能形成良好的网络空间新生态。 平等参与是网络空间运行规律的体现。以虚拟身份进行的互联网交往，平等性是突出特征 。尽管在现实社会每个参与主体的社会属性差异很大，但在网络空间，大家以一个ID或昵称来 交往，希望的是平等交流。在这一空间，有差等的交流会遭到网民抑制。良好的网络空间新生 态，需要的是平等坦诚的交流，在这个基础上凝聚共识。 自律参与是网络空间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如同现实社会的参与者都有道德规范一样，虚 拟的网络空间也有自己的伦理规范。网络空间的参与者要多样化，但每个参与主体也要明确自 身的行为边界。这是网络空间的行为伦理，也是网民群体自我约束的规范和标准。有了这种伦 理规范，网络空间才能有序发展。因此，我们不但要从推动产业发展出发建设各种新媒体联盟 ，而且要从网络伦理建设出发成立相应的组织。这类组织的覆盖面要大，真正覆盖网络传播中 的各个群体；要在业内有代表性、广泛性和影响力，能够调动业界、学界与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 共同受益也是自然生态良好的一种基本体现。在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中，不能只有少 数动物或植物受益，而是要普遍受惠。同样，在良好的网络空间生态中，也不能只是少数国家 、少数企业、少数人受益，而是要实现普遍受益、共同受益。2016年在乌镇举行的第三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上，与会者讨论很多的一个词就是“普惠”。这种共享生态不能依靠网络空间自发 形成，而需要通过全球共同治理才能建立。为此，中国提出国际社会应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加强治理是网络空间发展到现阶段的突出需求。近些年来，网络空间的安全问题、侵犯他 人利益问题日益凸显。不进行有效治理，就无法保障网络空间的参与者普遍受益。一个时期以 来，黑客攻击导致网络瘫痪、个人隐私在网络上大肆传播等问题愈演愈烈，已经让许多网络空 间参与者成为受害者。例如，2016年10月，美国一家著名域名解析服务公司就遭到来自全球的 攻击，影响了CNN、华尔街日报、推特等公司的网站访问。 推动形成共享的网络空间生态，要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全球治理。从上个世纪90年 代初美国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国接入互联网开始，全球范围的互联网规模化应用已 经有20多年的历程，这为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需要从整体上把握网络空 间发展问题，从战略架构、规则制定、前瞻防范等方面入手，进行系统治理。中国提出的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设想及5点主张，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上文化交流、网络经济创新发 展、保障网络安全、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系统解决方案，为全球网络治理提供了 中国智慧。 网络空间不同于现实社会，有其特殊发展规律。比如，网络具有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的交 流与运行特征，因此网络空间治理不能照搬现实社会中的规则和手段，而要遵循网络空间自身 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新的治理体系。从网络舆论的引导来看，不能用简单的压服和灌输，而 要在对话与事实的基础上把握时、度、效。当前，一些主流媒体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上投 入很大气力，将传统媒体公信力与网络空间的表达方式、传播规律结合起来，影响力与日俱增 。这种运行方式，对于网络空间去除虚假新闻、形成共享生态很有价值。 互联网的发展是全球性发展，它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互联网的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 今天的网络空间几乎覆盖全球所有国家和人口，更重要的是网络空间无清晰国界，网络信息传 递是超国界的。网络空间存在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必须共同 处理。因此，对网络空间进行治理，必须在全球范围协同推进。 持续发展是自然生态得以有效维系的基本要求。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不是固化的，而 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样，良好的网络空间生态也要通过技术创新与商业应用、社会应用紧密 结合的融合创新，推动自身持续发展。 网络空间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是技术创新、技术突破。但要看到，比这种驱动力更重要的是 其前端需要。比如，最早的互联网就源于美国国防系统研究者把课题组的电脑联系起来进行交 流的需要。现在，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也源于人们开展自由、便捷的社交活动的需要。因此 ，推动形成持续发展的网络空间新生态，不能搞唯技术论，而要坚持融合创新的原则，即基于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推动网络空间发展。 在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蓄势待发的今天，网络空间的信息成为重要资源。 互联网是以人为中心的技术，从人信互联到人人互联再到人物互联，整个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有预测显示，到2020年将有200亿到500亿物联网设备接入，物联网有可能把汽车、安 保摄像头、家庭豆浆机等都联接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今后的信息接收终端将不仅包括电脑、 手机，而且包括墙面、镜面、桌面等日常生活中的平面乃至曲面。那时的产业升级、经济结构 调整都将离不开互联网，这也正是“互联网+”在我国乃至全球兴盛的重要原因。可以预见 ，经济发展对互联网的需求会越来越普遍、强烈，由此带来网络空间的发展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 与经济需求相比，社会需求后来居上，对网络空间持续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现在，社会 运行越来越复杂，如何保证公共安全、防控社会风险就成为突出问题。在这方面，互联网无疑 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事实上，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在社区运行、 养老服务、公共教育、文化交流等方面，人们对互联网的依赖会越来越大。 推动形成持续发展的网络空间生态，要求网络空间保持开放性，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互动 ，对各种经济社会需求实时响应，力争使网络生态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形成 “三位一体 ”的良好格局，形成健康、积极的发展机制，让网络空间成为人类发展进步的新平台、新载体 。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06日 07 版） 建构富有道理的当代中国哲学 王 博 2017年02月06日08:09    来源：-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外国，挖掘历史 、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建构富有道 理的当代中国哲学，是哲学界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这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历史赋 予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核心在于诠释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文化根基 　　过去100多年的中国历史，可以归结为梁漱溟说过的一句话：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 从“老”到“新”意味着改变，“中国”意味着连续。改变是因为发现了一个不同而值得学习 的世界，连续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悠久的文明传统中。改变和连续的主题内在地包含着传统 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关系，以及中国人面对这些复杂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这个主 题主导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哲学也不例外。从改变和连续辩证统一的 角度看，有两种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一种是思想意义上的，一种是学科意义上的。 　　思想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这种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更多体现的是连续，是指哲学视角下的文 明传统以及在中国文化中活跃的各种哲学理论。就文明传统而言，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 期的诸子百家，经过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阶段一直延续至今；就各种哲学理论而言，中国哲 学作为理性探索的成果，一直代表着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高度和深度。从历史来看，中国哲学 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集中表达，并成为中国人人生、伦理和政治生活的一般基础。建构集中表 达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当代中国哲学，已成为当今中国的迫切需要。 　　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这种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更多体现的是改变，是指突破经史子集的 传统分类，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学科。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建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哲 学学科在中国建立。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中国哲学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北京大学 哲学系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百年历史的缩影。1912年至1952年是北京大学 哲学学科从草创到快速发展的时期，哲学系从最初的只有中国哲学门到中国哲学、西洋哲学、 印度哲学三门略备，从一般性地介绍西方哲学到具体而深入的问题研究，从几个国学老夫子到 中西哲学兼通的留学生成为教授，哲学学术研究稳步推进，新思想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孕育。 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哲学系一时大家云集。从这一年起，哲学系开始实行教研室制度 ，陆续成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逻辑学、自然辩证法、 美学、伦理学等教研室，学术研究深入进行。“文革”期间，哲学系教育中断，学术工作停滞 。1978年至今是哲学学科恢复和再发展时期，从学科建设到人才培养，从学术研究到思想创造 ，近40年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从总体上说，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哲学大国。无论是学科门 类和科研机构还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在校学生，其数量与规模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 ，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同时也不可否认，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还存在有“高 原”缺“高峰”的现象。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大学教学中，中国哲学被等同于孔孟老庄、程朱陆 王的思想，甚至连这些思想也没有被列入哲学的范畴，而被列入思想史、文化史的范畴。出现 这种情况，固然有“西方中心论”、意识形态偏见等的影响，但它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当前我 国还缺乏在世界上有较高知名度的哲学大家、哲学学派以及原创性哲学思想。 　　不论从思想意义上说，还是从学科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核心都在于诠释当代中 国的价值和文化根基。围绕这个核心，至少有三个向度无法忽略：一是现代世界的共同文化基 础，二是中国的悠久文明传统，三是当代中国的复杂社会现实。第一个向度涉及现代性问题 ，关系到如何把握现代世界的一般特点以及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共同基础。 第二个向度涉及民族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如何理解我们自身的文明传统问题。理解和 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金岳霖所说的“情感满足”问题，或者如一些人所认为的只 具有形式的、工具的意义，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基本价值取向与社会秩序建构。第三个向度涉 及时代性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复杂实践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哲学并不负责回答具体问题，但 对这些具体问题需要整体性的理解，需要用一个道理把它们贯通起来。这种贯通是兼具现代性 、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贯通，应体现为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思想探索。唯有如此，才能在不同视角 的交融中孕育具有创造性的当代中国哲学。 　　关键在于讲好道理 　　哲学作为探究人生、社会和世界根本问题的学问，其精髓在于讲出一个根本的道理。哲学 的力量来自其所说的道理的力量，这也是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力量之一。目前，一些学者在尝试 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建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其所说的道理是否具有解释当代中国 和世界的力量，是否能够反映时代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要求，是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 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关键是讲好道理。 　　《梦溪笔谈》记载，宋太祖曾经问大臣赵普一个问题：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的回答是：道 理最大。太祖屡次称善。纵观中西哲学史，哲学家们都是由于说出了一个根本的道理，才奠定 了自己的地位。老子讲了一个“无”的道理，孔子讲了一个“仁”的道理，他们都顺着自己的 道理建立起一个贯通的世界图式、形成一种贯通的生活方式，借此影响和塑造哲学史以至一般 意义上的人类历史。老子、孔子之后，很多哲学家、思想家接着讲“无”的道理、“仁”的道 理。王弼依靠对老子的创造性解释，建立起一个以无为本的哲学理论，认为只有坚持“无”的 原则才能建立起“有”的世界。朱熹强调格物穷理，主张理一分殊；王阳明强调心外无理，主 张致良知、知行合一。这两位理学家各自发展出的新儒学，也可以说是天地万物一体的新仁学 。民国时期，一批哲学家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以新的方式讲传统的道理，并创建了自己的哲学 体系，如冯友兰的新理学既自觉接续程朱理学所讲的道理，又融合西方哲学，赋予其新的意义 ；熊十力、贺麟的新心学则旨在发挥王阳明的主张，并融会佛学或者西方哲学等。马克思主义 哲学则说出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道理，令人信服地解释了社会和历史。由此可见，讲不 出道理，就没有哲学味；道理令人信服，才能让人接受。 　　当代中国既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又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当代中国哲学要讲的道理 应该是中国的、要有中国味，同时应该是世界的、要有世界味。强调“中国的”“中国味 ”，并不是要与“世界的”“世界味”对立起来，而是要表明我们讲的道理既有中国主体性 ，又体现世界共通性。正如宗教不能只有一种、艺术不能只有一种、发展模式不能只有一种 ，人类的精神世界也不能只有一种。当然，既然同处一个世界，在存异的基础之上求同就是合 理的，在不同道理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也是合理的。尤其是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大势所 趋的当今时代，我们更应自觉寻求全人类、全世界共同的文化基础、道理基础。作为一个拥有 悠久文明传统的大国，中国通过主体性的哲学追求确立自身的地位是必然要求。同时，作为一 个负责任大国，中国通过共通性的哲学追求确立中国和世界的“一体”关系也是必然要求。也 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既要做自己，也要和世界哲学在一起。正如《中庸》所说，一方面坚持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另一方面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讲什么样的道理确定之后，如何讲道理就成为最重要的事情。讲道理的最佳方式是道理本 身的自然展开，“讲”是不得已的做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这就是说，自然的道理不是通过言说而是在“四时行”“百物生”过程中呈现的。但人 不是天，孔子想“无言”，又不得不言，不得不“讲”道理。“讲”道理，涉及方法选择。从 方法论上说，一般认为，西方哲学长于分析和论证，中国传统哲学长于直觉和体悟。冯友兰将 前者称为正的方法，将后者称为负的方法。他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正的方法，弥补负的方法的 不足。在这个意义上，合理吸收西方哲学的逻辑学和知识论，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至关重 要。中国传统哲学有类似于逻辑学和知识论的内容，如名家和后期墨家的有关讨论以名辩为中 心，讲究名词和概念的清晰、命题和推理的严谨，这也是清末民初一些思想家对名家和墨家感 兴趣的重要原因。胡适的博士论文以先秦名学史为主题，很重要的一个动机是让国人“看到西 方的方法对于中国的心灵并不完全是陌生的”，使大家在接受逻辑的方法时可以更“泰然自若 ”。后来，金岳霖对逻辑学和知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不仅是知识的贡献，而且是方 法的贡献。这些哲学前辈的努力，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让当代中国哲学拥有国际话语权 　　讲道理既涉及方法的选择，也涉及话语的选择。不同的道理决定了不同的话语，不同的说 理方式决定了不同话语的选择。譬如，儒家传统强调天的权威，喜欢讲天，有天命、天道和天 理等不同说法，并以之为人间价值和秩序的基础，发展出心性之学和礼乐之学。道家传统则强 调以无为本，喜欢讲无，如无为、无事、无心、无知等，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有”的世 界，发展出自然之说、自生自化之学。西方传统哲学喜欢讲本体，围绕本体和如何认识本体形 成独特的话语体系。康德以后，随着物自体和现象的区分，人的主体性得到强调。一方面，与 人相关的理性精神得到高扬；另一方面，人的整体生存经验得到关注。从伦理和政治世界来说 ，西方古典时代比较重视美德，近代以来则更突出权利。话语方式的转换体现出道理本身的变 化，以及讲道理方式的变化。 　　毋庸置疑，在现代世界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中，西方哲学家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讲述的道 理和描述的世界图景，经过不断完善和修正，奠定了西方现代世界的基础，深刻影响了其他国 家和地区，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而我国宋明时代兴盛的理学，深刻影响了日本 、韩国和越南等国家，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东亚文化圈。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能够对东亚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不仅仅是由于那时中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领先，更重要的是 包含在理学之中的道理的力量。正因为这个道理反映当时东亚国家的现实状况、满足历史发展 的内在需要，顺乎天而应乎人，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所以，让中国哲学拥有国际话语 权的关键，正是话语背后道理的力量。 　　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关键，是说出一个能够凝聚和引领当代中国人的道理、能够沟通当代 中国和世界的道理。中国经济已表现出它影响世界的强大力量，中国哲学家应讲好道理，让这 个道理展现出如历史上宋明理学一样影响世界的力量。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也不能完全奉 天法古，而应立足中国现实、接续文明传统、融汇全球资源，自觉地以道理为中心，把支撑当 代中国和世界的道理讲清楚，建构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哲学。只有如此，才能让当代中国哲学 拥有国际话语权，才能实现当代中国哲学从“高原”到“高峰”的飞跃。这个飞跃是从知识积 累到道理建构的飞跃，是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飞跃。 　　对于中国哲学界而言，2018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将是一个难得的 历史机遇，这也是我国首次主办世界哲学大会。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哲学家将汇聚中 国，围绕多元的哲学传统和哲学问题展开对话和讨论。中国提供的不仅仅是会议场所，更是几 千年文明传统的精神积淀，以及过去100多年来的哲学探索和思考。北京吸引的也不仅仅是来 自全球的哲学家，更是人类共同的生活智慧和思辨成就。这是中国思想界和全球哲学家们互相 了解的重要机遇，也是中国哲学展现自己、走向世界的重要机遇。它从一开始就打上了鲜明中 国印记，其主题被确定为“学以成人”。这是一个颇具“中国味”的议题，也是国际哲学界共 同关注的议题。围绕对人的理解、对人类生活方式的理解，对世界图景、伦理价值和政治秩序 的思考，中国哲学家可以在与其他各国哲学家的交流互动中，充分展现当代中国哲学的魅力及 其对人类文化和思想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人民要论：开辟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 赵中源 2017年02月07日08:21    来源：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认识和实践社会主义的基本依据与准则，规定着社会主义的本质 、立场和方向，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我们党在90余年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 ，始终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经过艰辛理论探索和实践，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 系列理论成果， 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直面我国改革发展的新特点、新问题，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毫不动摇地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着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重大使命 和任务。新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求我们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着眼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 个主题，立足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新特点，直面改革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 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目标、理念、价 值、战略、安全、定力、保障等方方面面，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创造 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具体来说，“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构成了新形势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抓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明确了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 值取向和战略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新形势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世界眼光和国际担当；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进一步诠释 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和生命力，成为新形势下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断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指南。 　　针对模糊认识与错误观点，坚持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并非一帆风顺，始终面对着各种模糊认识和错 误观点，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一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 性；抛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或相互否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中 国特色资本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鼓吹走封闭僵化的老路；等等。针对这些模糊认识和错误 观点，习近平同志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高度，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 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本质属性及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 论问题。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 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我们这一代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这既是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性，也表明了我们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历史担当。习近平同 志结合探究社会主义运动500年的发展历程与发展逻辑，将社会主义发展划分为六个时间段 ，科学回答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 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 主义。同时对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阶段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明确结论 ，对如何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提出了具体要求，即把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源头”，增强党性修养；勇于实践、锐意进取，不断在实践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 所前进。 　　习近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六个时间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大逻辑”的辩证 统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旗帜鲜明地宣示了 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定立场，同时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 原则崭新的时代内涵。 　　直面深化改革发展新实践，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分析和解决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具有普遍性，但其具体实现形式需要立足各国基本国情尤其是各国 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承担的历史任务而定。当前，我国发展既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又面临诸多矛盾相互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我们党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分析 和解决问题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阶 段，得出了“三个没有变”和“三期叠加”的基本判断，明确了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 时代背景和现实依据。“三个没有变”，核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三期 叠加”，表明当前我国同时处于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矛盾凸显期。基于这一基本判断 ，我们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明确了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一系列科学理念：一是坚持 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新形势下党的奋斗目标。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蕴 含了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等原则要求。我们党提出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共享发展，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都体现 了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二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利益固化 藩篱”，切实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严惩腐败和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强调保障每个人都有人生出 彩机会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作出了时代诠释。三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方法论 ，以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社会主义是分阶段的，同时是不断发展变 化的。因此，我们党治国理政需要把握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坚持原则 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同志关于“三个没有变”“三期叠加”的论断，以及推进新一 轮改革要将各项改革任务、制度建设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聚焦、向构建发展新体制聚 焦，扭住关键、精准发力，严明责任、狠抓落实，确保各项改革取得预期成效的要求，都体现 了对科学社会主义方法论的遵循和发展。 　　推动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引领世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潮流 　　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审大势、谋大局、成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治国理政的鲜明风格。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一方面，世界多极化发 展的大趋势，使得既有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深刻调整在所难免；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复杂和深 层次的原因，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构面临诸多严峻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密 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积极在国际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中发 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主张，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和巨大作用 ，为世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坚定了信心、注入了活力。 　　积极为世界经济政治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中国方案，彰显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魅力与担当。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国梦具有兼济天下的价值追求，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倡 导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勾画了当今世界各国乃至人类命运的理想归宿及其实 现途径，为公正有效地处理国际关系、解决国际纠纷提供了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一带一路 ”倡议的积极实施，为长期低迷的世界经济走出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机遇；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丰富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着眼互利共赢的外交理念 和实践，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建构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治理新秩序提供了有力支持。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强大正能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并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党的历史 任务，创造性地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坚定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勇于全面深化改革 ；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等等。所有这些，从不同层面为世界社会主 义政党的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和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尤其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对 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心提供了示范，为世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作出了新 的历史贡献。 　　（作者为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广州大学研究基地教授、广州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07日 07 版） 人民要论：新发展理念是当今中国发展之道 胡鞍钢 唐 啸 2017年02月08日07:59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原标题：新发展理念是当今中国发展之道（人民要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 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提出来的。新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 必由之路，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是当今中国发展之道。 　　新发展理念是逻辑严密的有机系统 　　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提出的战略指引。创新发展解决经济社 会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 ，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指明了当今中国的发展走向。协 调发展解决不同系统之间、系统内部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问题，防止任何一个系统或子系统 发展滞后形成短板；强调通过相互协调配合优化结构、提高发展的平衡性。绿色发展解决经济 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问题，推动形成自然系统与人类活动的良性循环。开放发展解决国 内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问题，通过内外联动增强发展活力。共享发展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公平 正义问题，强调良好的发展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发展成果由全社会共同分享。 　　新发展理念是逻辑严密的有机系统：创新发展增强发展的动力，协调发展提高发展的平衡 性，绿色发展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开放发展实现发展的内外联动，共享发展明确发展的目标 。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有着统一的目标，使科学发展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对 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更具针对性、指导性、可操作性。 　　新发展理念是“十三五”规划纲要之魂 　　科学的国家发展规划应实现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国家的统一性与地方的多样性相结合 ；二是国家重大决策的原则性与地方创新的灵活性相结合。应当说，经过60多年的实践，我国 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国家发展体系，确立了分级分类、合理分工、相互配合的发展规划体系和 实施机制。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就是我国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从 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2016年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每一个五年规划（计划）都是我们党 关于发展理念与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治理能力不 断提高。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按照三级三类的原则进行管理，即按行政层级分为国家 级规划、省（区、市）级规划、市县级规划；按对象和功能类别分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 域规划。国家总体规划和省（区、市）级、市县级总体规划分别由同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并 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正式实施；专项规划由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编制；跨省（区 、市）的区域规划，由国家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区域内省（区、市）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编制。 　　“十三五”规划纲要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政府履行经济调 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旗帜和灵魂是新 发展理念。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具有较强多样性和差异性，中央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设 定和具体执行不宜管得过死，也不能管得过松，而要寻求统筹规划与因地制宜的平衡，以充分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从哪里寻找治理和发展的正确思路，如何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 ？根本在于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具有 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指明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 点，对国家、地区、组织和个人的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只有准确把握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 ，确立对新发展理念的自觉和自信，才能编制好发展规划，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 重点，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只有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才能有效避免“一放就乱、一统就死 ”的治理怪圈，既将中央科学合理的发展思路更好贯彻于地方发展中，又有效避免管得过细、 过死带来的地方积极性不高问题，鼓励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十三五”规划纲要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主要抓手 　　从五年规划的发展变化来看，其越来越注重对发展目标的设定和对中央、地方政府责任的 划分，通过对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等政策工具进行有效组合，逐步突破一些地方政府执行 规划时保守、刻板的倾向，推动地方政府在统一目标下拓宽发展思路，明确工作重点和工作职 责。这得益于我们党对新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深刻洞悉，得益于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的不断 创新和完善。因此，从根本上说，新的发展理念推动实现发展的新跨越。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发展逻辑，即理念—规划（目标）—行动—措施，因而 能让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作用充分体现在“十三五”规划等五年规划中。有效实施“十三五”规 划纲要，首先应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将其贯穿领导活动全过程，落实到决策、执 行、检查各项工作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为各级政府协调配合行 动奠定思想基础。其次应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设定“十三五”时期的各项发展指 标，包括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资源环境四大类共25项指标。其中，约束性指标有 13项，这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责，对地方或部门起约束性作用。预期性指标主要针对竞争性领 域和市场主体，起引导作用。在国家规划基础上，各级政府对各级五年规划进行反复讨论和修 正。第三应明确行动抓手，经过深入论证提出重大政策、重大工程、重大项目，作为把规划要 求细化实化的突出体现和主要抓手，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最后应提 出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重大举措，突出解决关键性问题，补齐发展短板，形成丰富系统的政 策体系，逐项开展工作，将新发展理念切实化为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行动 。 　　上述发展逻辑十分有效，有利于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入贯彻新发展 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根据我们对2016年的年度监测和评估，“十三五 ”规划纲要提出的19项约束性指标，进展顺利的有18项，达标率为94.7%；14项预期性指标 ，有望完成13项，达标率为92.9%，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了一 个好头，为我国顺利迈上经济发展新台阶创造了条件。对“十五”规划至“十二五”规划的实 证分析还发现，中央与地方发展理念相容性、发展目标一致性、发展指标耦合性、发展任务匹 配性越来越高。其中，发展理念转变起着关键作用。从对“十三五”规划的分析来看，地方发 展理念与中央越接近的地区，目标设定与中央的契合度越高，目标完成情况也越好。纲要提出 的约束性指标都在地方规划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成为真正的硬约束。 　　当前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存在的主要问题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 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 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 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 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落 实新发展理念是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关键所在。 　　随着“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有效实施，新发展理念逐步在中国落地生根，变成普遍实践。 但也要看到，一些地方和部门在落实新发展理念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 　　一是贪多求快、层层加码。自“十一五”规划建立约束性指标制度以来，约束性指标有力 推动了政策执行。但受时间、空间和其他一些系统性、复杂性约束条件的限制，约束性指标并 非通过目标倒逼机制就一定能保证完成，而且还可能迫于完成指标的压力产生治标不治本的负 面作用。有些部门在目标设定时盲目扩大约束性指标范围，与现实情况不匹配，很容易误导执 行层，导致不理想的结果。还有些部门自主设定的专项规划目标与国家目标的有效衔接不够 ，削弱了国家目标的权威性和奖惩的有效性。此外，一些部门的相互配合不够，甚至出现目标 效力抵消或过度叠加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在指标设定和执行中，过分依赖层层分解的方式下 派任务，存在层层加码的冒进主义。这些现象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目标设定不够科学、对客观 事实认知不足，使发展陷入只注重“量”而忽略“质”的怪圈，压缩了结构性改革的空间，从 而难以保持健康、持续、有质量的发展，难以让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二是依赖考核、激励失效。有些部门过度依赖干部绩效考核来推动工作，缺乏有效的配套 措施。事实上，如果对任何问题都以“增加绩效考核比重”来解决，最终就会出现“都加强但 都没有加强”的现象。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药方，需要加强对具体发展问题的调研力度和对一 线情况的掌握，了解基层情况，总结基层经验，认识到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克服单纯 依靠倒逼机制推动工作的思想倾向，采取多方面举措推动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还有一些地 方为确保完成纲要确定的目标，规定了一系列与目标完成情况相衔接的奖惩措施，但其中不少 措施标准模糊或失之于软，缺乏有效威慑力，使奖惩流于形式。这显然会损害新发展理念和 “十三五”规划的落实效果。 　　进一步发挥灵魂引领作用，更好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从根本上说，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各地方、各部门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新发展理念上来，从而实现理念相容、目标相容、动机相容 、行动相容。 　　进一步发挥新发展理念的灵魂引领作用。新发展理念是执行发展规划的指挥棒、红绿灯。 它不仅是目标，而且是实现目标的纲领。比如，有效推动地方创新，既要促使各地树立“全国 一盘棋”的思想，又要给予地方足够的创新空间，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创新突破带动全局 创新发展。因此，应高度重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新发展理念认识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特别是 要加强各地区主要领导干部对新发展理念的学习思考。理念和思想的更新，是推动科学发展的 先决条件。 　　增强发展目标设定的科学性。各地在发展目标设定中应坚持科学审慎的态度，尊重发展的 客观规律，充分考虑发展阶段和发展实际，设定的目标既要通过努力才能达到，又要避免定得 过高、压力过大。中央政府应加强对地方政府目标设定的科学评估和及时指导，切实增加专家 和公众的参与度，注重增强目标区域设置的灵活性，避免一刀切。 　　强化相关措施的匹配。落实新发展理念，应特别注意防止只依靠单一措施（如“目标倒逼 ”）的“万能药”倾向。发展不是由单一因素促成的，解决发展问题需要综合性、系统性的措 施。因此，应着重加强相关制度和政策的全方位匹配。例如，应加强规划目标与财政预算的衔 接，与年度计划的衔接，与国家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及区域规划的衔接，形成有效的规划体系 和规划合力。 　　增强考核监督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及时、有效的奖惩措施，有利于推动新发展理念和“十 三五”规划的贯彻落实。为此，应加强纲要的年度监测机制，对主要指标进行年度评估，掌握 年度目标的完成情况。将奖惩措施与各地核心利益相联系，形成差别化的考核机制，提高绩效 考核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既“打得准”，也“打得狠”，将奖惩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发展理念以来，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增强理念共识、政 治共识、发展共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这表明，在中国这 样一个大国，提出新发展理念本身就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对新发展理念的深学 笃用，必将通过规划、决策、执行等各个环节进一步彰显新发展理念的强大指导作用，实现关 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创新  活力  联动  包容 经济形势理性看：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点 张蕴岭 2017年02月09日08:15    来源：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1月的预测，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3.1%。世界银行 2017年1月的预测更低，仅为2.3%。这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最低增长速度 。它表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仍未散去，世界经济结构性调整的长进程仍未到头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应把握好创新、活力、联动、包容这四个关键点。 　　世界经济仍未走出危机阴影 　　发达国家经济低速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发达经济体2016年整体经济增速为 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0%。其中，美国经济曾出现短暂的较快复苏，但很快又 陷入乏力。因此，美联储长时间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直到2016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才 出现明显提升，增长率达到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均预测美国2016年经济增长率 为1.6%。欧元区经济受欧元危机和英国脱欧的双重影响，缺乏增长的内在动力。尽管欧盟实施 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增长的势头仍然较弱，预计2016年增长率为1.7%。日 本政府采取了较大力度的宽松货币政策，2016年第三季度经济出现好转，但难有大的起色，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其年增长率只能达到0.9%左右。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体上面临发展困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外部需求降 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下降和外资流入减少等困境，经济增长率放缓，预计2016年整体 维持在4.1%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普遍实行宽松的 货币政策下实现的，增发的货币没有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改观，新的经济 增长结构还没有形成。在新兴经济体中，有些国家经济继续负增长，如巴西、俄罗斯。印度经 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但速度放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其2016年增长6.6%，比2015年下降 1个百分点，低于中国的增长速度，主要原因是消费下降。印度经济总量较小，对世界经济的 拉动作用有限。相比之下，中国经济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顶梁柱。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换挡，实际增长速度为6.7%，但由于经济总量大（2015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占世界经济 总量的比重为17.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 　　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放慢，逆经济全球化势力兴起。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较长时间里 ，随着国际生产分工深化与扩大，大量投资流向新兴经济体，新的加工出口中心形成，大量的 中间产品在不同生产环节快速交换流转，终端产品的进出口爆发式增长，使得国际贸易成为拉 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很多年份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成倍于世界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 但危机爆发后，国际贸易和投资一直慢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原来的贸易增长快车遽然失速。此 外，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了逆经济全球化的动向。比如，西方国家主张保护主义、孤立 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总统选举中胜出；推动世界市场开放的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谈判多年 停滞，已经达成的多边便利化协议难以落实；赢得大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坚持“美国第 一”，对外国产品征收高关税；一些国家对进口和外来投资实施的限制性条款、临时措施、特 别审查不断增多；等等。逆经济全球化势力得到少数拥有巨额财富的既得利益者支持，他们想 要借此来维持财富分配的不平衡态势。这会造成世界经济发展更加不可持续。 　　世界经济出现低利率、低投资、低通胀和低增长并存的局面。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出现了一 些“悖论”。比如，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导致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率处在低水平。日本、 欧元区都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但通胀率都很低；美国通货膨胀率水平相对高一些，但也低于 预期。再比如，低利率一般有助于促进企业投资，但在各国几乎都采取了低利率政策后，投资 的增长仍然缓慢。从整个世界看，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国际贸易增长和经济增长 的速度，特别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下降更多。世界经济中这种低利率、低投资、低通 胀和低增长并存的局面隐含着诸多复杂矛盾。这些情况表明，世界经济还处在结构调整的进程 中，新的平衡远没有形成。 　　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 　　总的来看，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发展仍然存在制约复苏的结构性障碍，加上一些 不确定因素，使得世界经济仍将呈现较长时间的平淡状态。推动经济增长仍然是各国经济政策 的首要目标，各国还会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令人关注的是美国的 政策走向及其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市场越发敏感，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让美 元汇率升高，导致资金向美国流动，这对其他国家的投资造成不利影响。如果美国政府大力减 税、大幅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积极鼓励美国公司生产回归，美国经济增长可能会有明显提 升。但美国这样强力推行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必然会引起许多新的矛盾，为世界市场增添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导致稍有好转的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又被削弱。 　　预计2017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将比2016年有所好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7年世界经济 增速为3.4%，世界银行最新预测为2.7%。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会略有提升，但对拉动世界经济的 贡献仍然较小。其中，美国经济在“特朗普新政”的刺激下可能会略有起色；欧元区经济由于 市场信心下降等影响，不会明显好转；日本安倍政府“三支箭”都已射出，货币政策几乎用尽 ，经济将继续低迷。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预计将提升到4.5%，其中中国经济稳 中向好是一个重要因素。印度经济将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东盟国家的经济将有比较明显 的改善，拉美国家可能会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会有所上升，巴西、俄罗斯 经济有望一改收缩局面，出现正增长。随着世界经济总体形势好转，预计国际贸易形势也会有 所好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7年国际贸易增速可能会达到3.8%，由此扭转连年低于世界 经济增速的状况。 　　近20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 迅速提升，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与活力的重要源泉。当前，尽管发展中国家经济正在经 历艰难调整，但总体而言，它们的增长速度仍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的中国，2016年的经济增速是世界经济增速的2倍多、发达国家整体经济增速的4倍多，是名 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为尽快走出低增长、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努力。在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世界经 济开出了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 　　向创新要动力。从根本上说，这次危机经历如此长时间的调整，主要是因为新旧增长动能 还在转换中。科技进步、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等过去数十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先 后进入换挡期，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动能消退，新 一轮增长动能尚在孕育。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世界经济缺乏较强的增长动力。要想提升世界 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唯有把握创新、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向创 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这是国际社会形成的一个共识。新技术发展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蓄 势待发，这一方面会创造大量富有活力的新经济形态，另一方面会推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当今 技术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新技术的扩散性比以往强得多，不仅仅局限在发达国家，也会很快 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扩散，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链。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 提出世界需要创新增长方式、通过《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制定《2016年二十国集团创 新行动计划》等，都是推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阴影的关键举措。 　　顺应开放的大趋势。新技术的发展必然会让世界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国际生产分工将越 来越深化，企业的经营将越来越以世界市场为依托。拿美国来说，在采取吸引本国企业回国生 产的措施后，会出现一些企业的部分生产回到本土。但企业大规模回流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 它们难以在本国建立完整的生产供应链，即使建立了也会使自己的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因此 ，世界市场开放是一个大趋势，市场开放必然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 ：“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 潮流的。”对一国来说，开放是必然选择；以邻为壑不仅无法摆脱自身危机和衰退，而且会压 缩经济发展空间。然而，仅仅靠市场开放并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所有问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至少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各国制定协调、平衡的经济社会政策；二是改善综合环境特别是 提升基础设施与人的能力，促进世界市场有序和渐进开放。 　　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在国际经贸合作方面，发达国家致力于推动建立新的高标准经贸规则 ，发展中国家则关注综合发展环境的构建。世界经济要行稳致远，既应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 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又应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 会提出世界经济联动与包容式发展。联动意在实现各国经济政策上的协调，维护开放与合作的 大环境，实现共同发展；包容意在让各方都有参与和发展机会，缩小发展差距，促进收入和财 富分配公平，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世界人民。这样，世界经济才更可持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 裁拉加德说，以往的经济增长只惠及了少部分人，经济全球化必须有所改变，不能再像过去所 看到的那样，增长主要由贸易来推动，而是要考虑到包容性。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就 是联动与包容式发展的范例，它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沿线各国和地区发展规划和 需要对接，通过基础设施、开放的产业园建设等改善当地的经济发展环境，构建开放合作的新 型框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09日 07 版） 杜飞进：溯民族精神之源流  辟与时俱进之 路径 —— 2017年02月10日07:25    来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必须世代传承的文化根脉、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在世界范围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相互碰撞的新形势下，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同志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对于追溯中华文化的源流、探究中华文 化的传续、前瞻中华文化的走向，对于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立根铸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发展凝心聚力，都有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 创新发展，始终从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深厚精神追求的深度看待优秀传统文化、从国家战略资 源的高度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一方 面通过“四个讲清楚”的持续努力和“三个独特”的科学把握（即“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 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民族在 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 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撑，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 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 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 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黏合剂”功能，使之成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性力量；另一方面按照时代要求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形成 基于传统、跨越时空、融通中外、贴近当代、富有魅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系列关 于文化建设的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及其新境界新成果，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 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 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这 段话言简意赅，凸显了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根”与“魂”的定位，展现了其文化 共识和精神纽带的功能。 从历史维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它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 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 标识，对于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于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 庭，对于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于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于推 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曾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 不断昭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深厚根基，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不可 或缺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从世界维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和突出优势。特别是对于21世纪 人类发展的共同困境与难题，中华文化和东方智慧在破解现代化困局、推动生态保护、完善社 会治理、健全行政伦理、促进民族交往、强化道德建设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启示和解决路径。 比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 为贵的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为政以德、政者 正也的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等，立体而系统地呈现出有别 于西方传统模式的思维和理念，彰显出中华文化造福人类的巨大潜力，彰显出东方智慧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在上述两个维度上充分体现了对中华 文化的高度自信与高度自觉，形成了继承、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系统理论，提供了推动世界文 明进步的“中国方案”，带领全国人民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行，奔赴民族复兴征程、 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明确指出了 新形势下我们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两创”的基本方针。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新时期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不仅体现了我们党作为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与时俱进的品质，而且反映了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所谓创造性转 化，就是要按照时代要求，系统梳理中华传统文化资源，认真挖掘其中的精华，对那些至今仍 有借鉴价值的内容加以改造，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等相 适应、相协调。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 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 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两创”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国家 文化资源，已经润物无声地进入了治国理政新实践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 例如，在国家治理上，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融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滋养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 智慧，则彰显出“和谐、和睦、和平”的中国风范，助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构建。 又如，在社会引导上，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等文化传统，强化了中 国社会的公序良俗；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理念，汇聚起全国 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 泉，发挥了凝聚共识、成风化人的重要作用。 再如，在党的建设上，为政以德、清廉从政、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丰富了全面从 严治党的内涵；廉政文化、修身智慧、敬畏精神、慎独意识、民本思想，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 实践和积极健康政治生态的形成；诚心正意、手握戒尺、心存敬畏、行有所止，提高了党员干 部的修身自觉。这不仅丰富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实践新经验，也构成了以党风政风带动民风社 风的新探索新成效，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形成了继承、阐扬、创造性运 用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战略资源的科学方法论，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治 国理政思想体系、话语体系。 “不数既往，不能知将来；不求远因，不能明近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通过 对中国文化发展理路的深入观察、对中国现代化起点与方向的深刻思考，凝练了文化建设的基 本要求——“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不忘本来是指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个“根本”。一方面，中国 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巨变，均是在马 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实践中所取得的胜利。因此，中国 共产党始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之本。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另一方面，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 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来说，优秀传 统文化是底座、是地基，是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离开了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地基，文化 建设就会像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安泰离开大地一样，从根本上失去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阐述着这样一个道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 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吸收外来是指要始终坚持在文明交流中兼容并蓄、在文化互鉴中海纳百川。中华文明是在 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 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是成就我们民族特色和文化精神的重要原因、重要路径。因此，习近平 同志强调“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意即在世界文明交流融合的历史大势下，从本国、 本民族的实际出发，以批判的精神兼收并蓄、取长补短、择善而从，以此来丰富和发展中华文 化，不断增加中华文化的广度和厚度。 面向未来是指始终坚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更美好的未来提供精神指引。文化 应该也必须具有指向未来、更新创造、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能力，如此才能持久推动民族发展 、深刻观照人类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越来越展现出世界胸怀和视野，一方面 在多种文化互鉴中博采众长，不断把文化上的对外开放提升到新水平；另一方面深深根植于本 民族文化，深刻把握中国文化演进的指向，在与世界文明的深度互动中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表达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情怀、“天下一家”的人类情怀、“中和之道”的协调 智慧，不但汇聚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福人类开辟了 广阔前景。 有根可寻、有本可立，一个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 正是因为带领中国人民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根”与“本”，才能在文化建设上、在学术发展上 、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阐扬上确立自己的基本话语、构建自己的命题学说、形成自己的思维方 式、凸显自己的价值导向、传承自己的文化精神、展现自己的审美风范，由此溯民族精神之源 流、辟与时俱进之路径，开辟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境界。 （作者为光明日报社总编辑）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10日 07 版） 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活起来 曹文泽 2017年02月13日07:16    来源：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如何运用互联网 等新媒体、新技术加强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使之富有时代活力、更好立德树人，这是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课题。我们应在尊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创新 工作内容、教育载体和互动机制，真正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活起来。 　　创新工作内容 　　习近平同志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活起来，首先应有活生生的内容。为此，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和大学生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都应深挖时代感强的鲜活内容，奔着现实问题和活思想、活理论、活生生的人和事 去，帮助大学生在互联网的世界里辨明方向、廓清迷雾，找到真知、自信前行。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与土壤，伟大的实践需要而且必定会产生伟大的理论。改革开放30多年 来，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些伟大的实践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当前最重要的是按照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讲好“理论中的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的要求，邀请一流专家学者，用鲜活的例证、可信的论据 ，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从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中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此同时 ，把科学理论讲清楚，让大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特色、进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 看待外部世界，正确认识自身承担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网络世界里碎片化信息多。解决网络缺思想、思想难入网等问题，最根本的是要用好科学 理论、讲好科学理论。只有理论底气足了，大学生才会坚定理论自信，站稳政治立场，分清是 非界限，亮起理论“红绿灯”。时下，网络作家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很活跃，他们频频通 过各大网站和个人博客、微博发表作品，利用网络平台扩大影响度和青年读者群。高校应正视 网络作家应时而生的现实，客观评价其作品的思想理论价值，鼓励他们创造更具时代感、更有 教育性的好作品，增强网络正能量。 　　在这个移动互联的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一大挑战，就是人人可以 通过手机等移动互联网终端选择、接受和发布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者无 法再简单命令或要求青年学生收听收看单向度传播的信息内容。这对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者 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会讲故事，而且要会讲身边的真人真事，不断增强教育内容的魅力、 吸引力和公信力。为此，既要把先进人物、典型事件讲真切，因为好人好事宣传如果内容有血 有肉，有悬念和趣味性，还有具体细节，就能更好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引导师生做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同时，也要善于把身边的小人物、微事件 讲鲜活，使其可亲可信、可知可感。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生、平凡岗位的不平凡事迹，可以成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好素材。多宣扬这些人和事，青年学生愿意看、能还原、有参照，思想政 治教育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创新教育载体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活起来，创新工作内容是根本，同时也离不开鲜活的教育载体与表现 形式。工作内容的源头活水和教育载体的鲜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能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更 加生动活泼。 　　现在的大学生多为“95后”群体，他们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积极自信，但知识体系建构 尚未完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成形，社会阅历尚不丰富，情感心理尚不成熟。 如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沿用老一套，还是老办法老方式，拒绝“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就 有可能处处被动，难求实效高效。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不难看出，高校师生对新知识和新 技术非常敏感，必须善于运用“互联网+”创新教育载体；结合广大师生的精神文化需求，把 深刻道理通过创新的语言表达和新媒体手段讲清楚、讲透彻，为思想政治工作拓展空间。 　　当下，一些高校主动回应“互联网+”的新形势，在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方面进行了积 极探索与大胆创新。实践一再说明，只要是高校师生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载体，吸引力就强 ，生命力就旺盛。这里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把握。一是如何“入眼”，就是吸引受众眼球，形 成注意力叠加。在纷繁复杂的互联网世界里，各种信息传播形式层出不穷，“争夺眼球”的竞 争非常激烈，这就需要打造教育载体升级版，借助微信朋友圈等及时吸引青年学生的眼球，对 其注意力、关注点加以积极引导。二是如何“入神”，就是聚精会神、对眼聚焦。在教育载体 的选择和使用上，应遵循网络心理学规律，发挥互联网对人的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的影响 作用，使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快入眼”，而且“对上眼”，对青年学生产生较强的吸引力 。三是如何“入心”，即将所接受的信息与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应以优质的教育载体服 务科学理论、好人好事，把线上线下衔接好。辅导员、团委、学生会干部等要做好桥梁，重在 引导、少用说教，让青年学生自主领悟、入脑入心。 　　创新互动机制 　　习近平同志指出，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同样如此，需要 研究把握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创新互动机制，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 优势与网络技术深度融合。 　　实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要紧紧抓住立德树人这个中心 环节，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大学生成长规律，因时而进、因势而 新，创新教育互动机制，促进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互联网融合，坚持好办法、改进老办法 、探索新办法，调动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互动的积极性，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能网聚青年学生 ，真正代表青年学生，以真理引导青年学生，以真心润泽青年学生。 　　典型事件有碰撞。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在不断变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也需要与时俱进。 在网络空间，信息随时在更新，思想交互的时空环境也随时在变。这就要求我们在促进人机互 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把握好时间节点，就事论事、实事求是，针对典型事件相互碰撞、相互 启发。 　　理论热点有争鸣。网络热点事件在不断转换，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也需要因势而为。应因势 利导，把重要观点、科学理论融入网络热点事件分析，让师生对理论热点有争鸣有探讨，通过 论辩争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道德价值有共鸣。习近平同志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 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成为德 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同时，他还强调，要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通过网络互动，让师生在立什么德、何以立德的问题上形成共鸣，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道德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 　　树人成人有共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于树人成人，即促进广大青年学 生更好地成长，成为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就树人理念、助人过程 、成人方式等凝聚共识。学校方面如何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如何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 务学生；学生方面如何有序参与、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教学相长，都需要通过创新互动 机制积极探索、形成共识。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13日 07 版） 彰显法理学的中国精神 ——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 记者 何民捷 2017年02月13日07:17    来源：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离不开法学基础理论的支撑。时代呼 唤中国法理学的创新发展。中国法理学研究应怎样回应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中的重大理论 和实际问题，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怎 样更好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怎样走向国际，为世界法学研究提供中国的智力 成果？记者就这些问题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景文教授谈了自己的看法。 　　记者：近代以来，中国学习和借鉴了不少西方的法学理论与法律制度。但从历史经验来看 ，走自己的路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法理学研究的必然选择。经过30多年努力 ，我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与此同时，在法学理论研究、法学教育水平方面也获 得了很大发展。 　　朱景文：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法学基础理论之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面向中国法治实践的法学理论，也势必不 同于西方法学理论，必然体现出中国自己的特色。改革开放让中国法理学研究迎来春天。如今 ，经过30多年发展，法理学学科体系已初步形成，体现了法的一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学理论的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教材《法理学》为代表的法理学教材体系正 在接受教学实践的检验，在法学教育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建构以马克思主义 法学为基础、具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涵、吸收外国法律文化滋养的中国法理学体系对提升中 国法理学研究水平和地位的重要性。 　　当前，法理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法的价值研究、规范研究和社会研究都取得不同 程度的进展。方法论的多元化推动了法理学不同方向研究的发展。近年来，在中青年学者中关 于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的争论，是法理学研究多样化、学派化的体现。 　　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国际法学及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受到广泛重视。学者们越来越认 识到，法理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理论层面，而必须关联部门法研究，这样才能让法理学 更接地气。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法理学研究不能仅仅立足于国内法学，还必须与国际法学 相结合，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法的一般理论。法学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 史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取得越来越多的有益 成果。 　　记者：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单纯学习西方法学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 ，但中国法理学自身还处在继续摸索阶段，仍有各种各样的困惑。 　　朱景文：我认为，中国法理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程度不足，中国法理学 的话语体系不健全，对中国问题的解释缺乏理论自信。 　　中国法理学理应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是中国法理学研究者责无旁贷 的使命。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一些研究者言必称西方，不仅法理是西方的，法律是西方的 ，案例也是西方的。这种状况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法治经验不足、法治理论欠缺的情况下可能 难以避免，但在我国法治建设已取得明显进展的情况下就很不应该了。虽然近年来这种状况有 所改变，但在部分法理学作品乃至教材中食洋不化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比如，一些 法理学博士生写的论文回避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或者所研究的问题与中国问题不搭界。毫无疑 问，中国法理学研究应该借鉴西方，但不能对中国问题不回应不关注，否则只能导致研究失去 自己的特色。 　　随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学者们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度也在日益提高。但一部分学者 仍然习惯于用西方法理学的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问题，加上对西方法理学的了解程度有限，思 想懒惰、照猫画虎，想当然地以为中国今天发生的现象只是西方历史上出现的现象的翻版。以 法治理论为例，由于中世纪封建制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西方法治理论特别强调不同政治力 量之间、不同国家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和制约。这种历史轨迹导致西方学者认为 ，没有分权制衡就没有法治，但这是西方法治实践产生的理论逻辑。而中国国家建构历程与西 方完全不同，西方这种理论既解释不了中国历史，也解释不了中国现实。 　　记者：同国外法理学研究相比，中国法理学有没有自己的优势，能否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 地？ 　　朱景文：任何一个国家的法理学都有自己国家的鲜明特色。所谓一般法理学，其实都是把 自己国家的法治实践上升为一般理论的法理学。当然，各国法理学中也有共通部分，即法的一 般原理。但是对一般原理的解释，除了形式要素，实质要素不可能不打上各个国家、各种意识 形态的烙印。 　　当代中国法理学仍然受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比如大局观、礼法结合、和谐观念等 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标识性概念。这些观念不仅存在于古代中国，而且在当代中国，在处 理实际问题、解决纠纷时仍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发挥着作用。可以看出这些观念与西方传统法 律文化中所强调的个人本位和诉讼文化有很大不同。它们不仅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因，也 是世界法律文化的宝贵资源。 　　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一些特权思想、人治观念、关系哲学等 等也渗透其中，甚至当今仍可以看到这些观念的踪影。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观念，即任何一种 法治模式都不是完美的，中国古代模式不是，西方模式也不是。只能立足中国现实，吸取有益 因素，来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对法理学研究来说，不应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采取历史虚无主义 态度，不能把精华丢弃。 　　从法理学的结构看，中国法理学比较擅长于对法律问题的价值研究和社会研究，而规范研 究不足；善于把法律问题政治化，不善于把政治问题法律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思想是治国理政、富国强兵理论整体框架的一部分，没有独立 出来；二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法律问题的特点不是就法律研究法律，而是把法律放在社会和 阶级的结构中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规范研究不重要，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如何把政治、 经济、社会问题法律化，通过法治方式解决，用规范方法研究，这恰恰是法理学研究者需要掌 握的本领。 　　从话语体系看，中国法理学的话语受到西方法理学的影响，有的与中国法治实践脱节；而 对于国外法理学中没有涉及的理论和范畴，又缺乏相应的理论表达，缺乏标识性的范畴和概念 。特别是涉及法律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一些整体性概念，在现有法理学学科体系中没有应有的 提炼，或者被看作是已经过时的东西，缺乏正当性论证。 　　规范研究不发达与话语体系不健全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中国法理学话语体系不健全 ，常常用其他话语代替法律话语，不善于用法律话语讲中国的法治故事。从学术影响力、文章 和著作的引用率来看，当代中国法理学在国际法理学界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 了传不开的境地，和我们国家的地位远远不相称。当然，这与我们自己宣传不够、宣传渠道不 畅通有关，但是宣传不可能解决学术本身的问题。学会规范分析，构建既反映中国特色又能为 国际学界所接受的中国法理学话语体系，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法理学发展要着力解决的 问题。 　　记者：中国法理学如何提升自己在世界法学研究中的话语权？中国法理学在哪些方面可以 为世界提供独具特色的研究成果？ 　　朱景文：话语权实际是一个国家的学术界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学术越强大，话语权就越 大。话语权当然有意识形态性，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西方所把持的话语权，其意识形态性十 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要争得一席之地并非易事，增加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中国元素 需要经过长期努力。 　　毋庸置疑，每个国家的法理学都具有特殊性。但是，各国法理学除具有特殊性，也有普遍 性，关键在于把握什么是普遍性，怎样使一个特殊性的问题获得普遍性，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 和关注。比如，法理学的核心范畴法治，就是一个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概念。所谓普遍性 不是制度的普适性，不是一种制度或规则对所有国家都普遍适用，而是问题的普遍性，即法治 所针对的问题，比如如何控制滥用权力、如何保障公平正义等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各 国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不同，没有统一的模式。比如，对于控制滥用权力，西方法治是通过多 党制、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来实现，而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对权力的控制除了国家法律渠道，执 政党的党规党纪也起着重要作用。没有执政党依法执政、带头守法、从严治党，不把依规治党 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在中国实现对权力的控制特别是对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的权力控制 不可能真正奏效，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 　　中国法理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立足中国实践，同 时它又具有世界意义。中国人在一个与西方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根本不同的环境里，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解决法治问题，为具有类似国情的国家走法治道路提供参考，这必将对世界法治实 践和理论作出自己的重大贡献。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13日 16 版） 人民要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戴木才 2017年02月14日07:15    来源：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深刻总 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 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这条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我们必须深刻把握法治与 德治的辩证关系，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养分，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 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撑，道德践行也离不 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任何法律都有一定的道德属性。习近平同志指出：“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 制度支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 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法律凝 结着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遵守法律就是遵守最低限度的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 ，任何法律都有一定的道德属性。社会主义法治要成为良法善治，自然也要具有道德属性。这 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层面：它是对实现自由、平等、民主等道德价值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 计需要以相应的、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道德规范作为评价标准；它既是对公共权力的保障，也 是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具有既保障权力得以有效行使又保障权力不被滥用的政治伦理品质；它 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内在地包含着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法治必须建立在 道德基础上，离开道德的法治会对社会造成严重损害。 道德为法治创造良好人文环境。习近平同志指出：“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 社会文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制度需要人来执行，好的制度是不会自 动变成现实的。人们只有在道德认知与道德情感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建立和强化法治信念。法 治信念是对法治所蕴含的价值观高度认同的心理机制，它能激发人们以法治观念指导和规范行 为。法律和道德，一个是硬约束、一个是软约束，一个是他律、一个是自律，仅仅依靠强力推 行的外在制约会削弱人的自觉性。道德则将外在的法律规范转化为内在的自我约束，促使人们 主动认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自愿选择有道德的行为。一个人的道德觉悟提升了，就会自觉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全社会的道德水准提升了，法治建设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法律和道德可以相互转化。法律和道德都植根于一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与社会环境，文化的 演进、社会的发展推动法律和道德的发展。考察人类历史会发现，法律和道德之间呈现一种流 动的边界：一些道德规范“流动”到法律规范之中，这是道德转化为法律；一些法律规范“流 动”到道德规范之中，这是法律转化为道德。这说明法律和道德之间没有一成不变的分界线 ，其双向“流动”的目的是为了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比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发展，诚信原则逐步从经济活动的伦理要求演变为一条重要的法律原则。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 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 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可以从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的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为政以德历来是对为政者的品格要求。我国古人早在西周时期就意识到，决定政权兴亡的 主要不是外在力量，而是人自身德行的好坏。我国古代在选拔人才时，大都把“德”放在第一 位。《周礼》记载，乡大夫每年正月都要对本乡人才进行考察，“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 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诸子百家谈到选拔人才的标准，一般也以德为先。 管仲讲“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孟子认为“唯仁者宜在高位”，荀子主张“论德以定 次（爵位次序）”，等等。孔子说，“政者，正也”，即政治就是要让国家和民众都行正道 ，而为政者自己的德行尤为重要，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即为 政者的道德作风好比是风，老百姓的道德作风好比是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上行就 会下效，正人先要正己。“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者以身作则，用 道德来治理国家，自己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其他人都会环绕着他，这就是“为政以德”的力量 所在。 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基本的治国方略。儒家治国理政思想既强调“以德治国”，又不排斥 “法治”，主张“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认为，法律和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秩序，人 们的道德面貌在维护社会秩序中有着更根本的作用。如果不重视道德教化，一味依靠刑罚等强 制手段制服违反法律的人，人们就不会认为违反法律是可耻的，就不可能在内心形成一道防御 犯罪的堤防，而只是力求逃避法律的惩罚，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甚至陷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德治之所以能起到治本的作用，是因为它能使人树立羞耻心；一旦人皆知耻，国家治理就不 难了。我国古人认为，礼和法都是治国所必需的，但二者各有所长：礼是防患于未然的道德引 导，让民众在生活中有所遵循、形成良好社会风气，而法是在少数人突破法律底线后采用的强 制手段。从孔子提出“宽猛相济”，到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从荀 子提出“隆礼重法”，到汉代董仲舒强调“阳为德，阴为刑”；从唐代提出“制礼以崇敬，立 刑以明威”，到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德法合治，都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 习近平同志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 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法治与德治就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 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需要法治和德治两手抓。 以道德滋养法治。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发挥道德对法治的 滋养作用，努力使道德体系同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衔接、相协调、相促进。”绵延几千年的中 华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德治资源，也包含着丰富的法治思想，这些都是涵养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的重要源泉。应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缘法而治”“法不阿贵 ”等思想精华，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道德教化是教人求真、劝人向善、促人尚美 的过程，也是培育法治精神的重要方式。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注重培育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引导人 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各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各地的市民公约、乡规 民约，以及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都应把尊法守法作为重要内容突出出来，强化人们的法治观 念、法治意识。 以法治保障道德。习近平同志指出，“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对突出 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 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在现代社会，征信系统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约束 人们的行为，保障社会的和谐运行。维护征信系统，就离不开对违法背信行为的制裁。如果不 对挑战诚信底线的失信行为加以惩戒，损害的就不仅是受害人的权益，还有司法公信力和权威 、社会公平和正义。2014年，国务院出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 ，明确了四大领域34项重要任务；2015年，38个部委联合签署《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 合作备忘录》，对失信当事人进行联合惩戒，这些都是要通过法治的刚性，引导人们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律不仅要惩劣行以示警戒，还要彰善举以扬美德。比如，我国大多 数省区市都制定了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的政策法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好人的合法权益、褒扬 好人的道德行为，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 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风成于上，俗化于下。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中应发 挥关键作用，带头走正路、干正事、扬正气，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当今时代是法治时代 ，衡量领导干部是否称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其有没有法治思维、具不具备法治能力、 能不能坚持依法办事。领导干部只有牢牢把握“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要 求，自觉做到用权为民不偏向、用权依法不出格、用权廉洁不出轨，才能确立法治权威，影响 和带动更多人培养践行法治的高度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同时，领导干部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