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主动辞职院长的最后感言：中国高校 所犯的毛病都在常识以下 徐斌教授 1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 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 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 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 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 ，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 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 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 是接着第二届。 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 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 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 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 ，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 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 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 ，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 ，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 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 指标； 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 行其道。 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 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 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 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 家去做的净是如何攻关，争项目、要课题。 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 大忌，学者须与之保持距离。 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看她生活比 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 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 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 ，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不涉及利益关系 ，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 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 的也都不信。 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 ？ 不仅想方设法要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 ，不择手段。 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 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2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 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 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 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 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 ，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 人以“利”。 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 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 是娘”，说好听点是谓“谋食不谋道”。 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 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 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 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 业，教育“居首”。 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 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 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 心。 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 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领导和 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 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 3 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 ”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 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 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 ，推迟验收。 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 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 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 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 。 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 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 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 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 ，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 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 ，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 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 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 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 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 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 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 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 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 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 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 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 4 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 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 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 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 敢公开表达。 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 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 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 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 此而下台也无所谓。 为此找过书记。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 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 我才勉强签约。 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 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 体制框架里折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