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农村人口现状及生育意愿问题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①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中人口 发展问题，尤其是农村人口问题，已经显现为全局性、长期 性、战略性的议题。该问题时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进程。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了巨 大进步，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但2022年我国农村仍旧 有4.91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4.8%，其意义不容忽视。我国 人口形势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其中农村人口发展呈现出独特的 复杂性。具体而言，农村人口总量持续减少，由2000年 的8.08亿人降至2022年的4.91亿人，减少约39.2%。②与此同 时，农村地区还面临一系列挑战，如“空心化”“老龄 化”和“少子化”，以及因人口迁移引发的人户分离、空巢现 象和性别比例失衡等问题。这些挑战共同反映了我国农村人口 的复杂现状。 “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 育、养育、教育成本”③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为积极应对人口挑 战提出的战略目标。这一战略目标从生育议题着手，对破解我 国农村人口问题有重要意义。历史上，农村地区受计划生育政 策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双重影响，其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长期高 于城市。但近年来，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这一趋势的显 著转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农村 地区0岁至4岁幼儿数量占全国同年龄段幼儿比例已低于农村全 年龄人口占全国比。①不仅农村生育水平大幅下降，全国生育 率同样面临整体低迷的问题。事实上，我国已成为全世界总和 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仅为1.3。②根据“低生育率陷阱”理 论，一旦总和生育率低于1.5，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非常困 难。③因此，对我国而言，制定有效政策提升生育水平，破除 生育意愿和生育数量所面临的障碍，变得尤为紧迫。而缘于过 去生育率相对较高、人口基数大的属性，农村地区自然成为提 高全国生育水平的关键突破口。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致力于解答如下问题：第一，我国农 村当前的人口态势和生育状况如何？其中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和 冲突？第二，农村生育意愿的转变有何特征？第三，农村育龄 人口如何认识我国的鼓励生育政策？为此，本文将深入分 析2000年至2020年期间历次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 及xx年共青团中央青少年生育配套支撑政策调查数据，④回答 上述问题，并为我国农村人口发展、乡村振兴以及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政策建议。 一、中国农村人口状况 （一）中国农村人口总量分析 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我国农村人口总量呈现逐渐下滑的 态势。2020年的数据显示，农村人口约为5.1亿人，相 较于2000年减少了约2.7亿人，降幅达35%。在这20年间，农村 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从63.1%下降至36.2%，降幅约 为27个百分点（见表1）。 然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农村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在不同省份和地区明显不同。例如，在经济发展 相对滞后的西藏、xx、甘肃和贵州等地，农村人口比重依然较 高。比较而言，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北京、xx、xx和广东等地 区，农村人口的占比则明显偏低。从农村人口减少的速率来 看，⑤xx、江苏、浙江等东部省份的农村人口减少更快。总体 来看，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口占比较高，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 我国农村人口的变化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中不同世代人口 数量的变化值得关注。表2中2000年、2010年、2020年各世代农 村人口的数量及变化，揭示出我国农村人口在自然变化和机械 变化两个层面的演变特征。较早世代的人口数量变化更多地来 自人口的自然变化。例如，2010年的“30后”农村人口相比 于2000年减少了36.2%，2020年的“40后”农村人口相比 于2010年减少了29.4%，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口自然死亡。 对“80后”“90后”和“00后”而言，人口数量的显著下降更 多地受到人口机械变化的驱动，其中以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 为主导。特别是在2000年至2010年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被 视为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途径，这成为“80后”农村人口大量 流出的重要原因。在随后的2010年至2020年 间，“80后”“90后”和“00后”农村人口外流进一步加快。 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我国农村人口总体数量的快速减少。 （二）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分析 随着农村人口数量的显著减少，我国人口结构也呈现显著 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地区呈现出明显的人口“老龄化”特征，青壮 年劳动力大幅减少。表3显示，2000年至2020年间，60岁及以上 的人口比例稳步上升，占比从11.0%提升至23.8%。与此同 时，20岁至44岁劳动力的占比逐渐减少，从39.8%下降 至27.6%。 第二，农村地区正在经历“少子化”，童龄人口逐渐减 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农村0岁至9岁的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 从14.1%减少到了12.3%，并且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 第三，农村地区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日趋严重。 从2000年开始，男性人口在农村中的数量持续超过女性，到 了2020年，性别比甚至上升到了107.9，特别是农村人口 中15岁—19岁、20岁—24岁、25岁—29岁几个年龄段的性别比 分别为126.3、123.2和120.9，显著高于平均水平，并远高 于2000年和2010年同期水平。 综合考虑，我国农村正同时遭遇“老龄化”和“少子 化”的双重压力，并伴随着性别比例的失衡，给农村地区带来 了诸多挑战：首先，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意味着可能 出现劳动力短缺，会对农村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在 农业发展中，劳动力“老龄化”可能使生产效率降低，同时老 年农户的自发性土地流转意愿较弱，①这可能进一步加剧农村 土地撂荒的问题。其次，农村的养老和社会福利负担加重。随 着年轻人口流入城市，农村老年人接受的家庭照护可能减 少，从而给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更大压力。此外，农村地 区人口性别比失衡直接引致了农村适龄人口的婚配难题。 二、中国农村生育状况 以上对我国农村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分析，揭示了我国农村 当前在人口生育方面遭遇的重大挑战。本文进一步针对中国农 村的生育问题进行解析。生育问题也是影响人口结构变迁的重 要因素。 （一）中国农村人口生育情况 表4为我国农村人口婚育相关指标，基于这些指标可以有如 下发现： 我国的农村新生人口始终是全国新生人口的主要组成部 分。我国农村人均生育率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均高于城市。 从2000年至2020年，农村人口的生育比例从11.0%增加到 了14.0%，且始终明显高于全国人口的生育比例。此 外，在2020年之前，农村0岁—4岁人口占全国比始终高于农村 全年龄人口占全国比，两者差值在2010年一度接近10%。此 外，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农村地区的平均生育率及生育意愿提 高，结婚率保持稳定。 尽管如此，农村的生育状况正遭遇新的困境，即生育潜力 减弱。首先，农村人口生育比的增长空间在逐渐缩小。尽管农 村人口生育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与2020年全国人口生育比 的11.6%相比，农村人口生育比的14.0%已属较高水平，进一步 增长的空间有限。其次，从农村婴儿数量变化趋势来 看，2000年至2020年间，农村出生婴儿数从934.5万人急剧下降 至469.2万人，婴儿占农村人口比从1.2%降至0.9%（见 表3），农村婴儿占全国人口比也从0.8%大幅降至0.3% （见表4）。将农村出生婴儿数分解为全国总人口数、农村 人口占全国比（全年龄）、农村育龄人口占比、农村育龄女性 占育龄人口比、农村结婚率和农村生育意愿的乘积，①可以发 现，农村出生婴儿数量的下降是总量和结构两类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②第三，农村对全国生育率的贡献正在减 弱。2020年，农村新生人口的引领作用已经出现了逆转，农村 地区0岁—4岁人口占全国0岁—4岁人口比从2000年的67.9%下降 至2020年的36.0%，降低了31.9个百分点，已低于农村全年龄人 口占全国比。相比之下，农村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全国65岁以 上人口比在2020年达到47.4%，仍然高于农村全年龄人口占全国 比，虽然相对于2000年减少了19.2个百分点，但其下降幅度不 及0岁—4岁年龄组。这表明我国农村的生育率贡献大幅削 减，同时“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农村地区65岁以上人口的 比例高于农村全年龄人口占全国比，这意味着农村地区的“老 龄化”问题比城市更加突出，使得农村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医 疗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面临更大压力。 （二）中国农村育龄人口结构 农村生育问题受到育龄人口城乡流动的影响。自2000年开 始，农村育龄人口在全国育龄人口中的比例从59.4%下降 至2020年的29.9%，这一比例普遍低于农村全年龄人口占全国人 口的比重（见表4），说明我国农村育龄人口持续流向城市地 区。 现阶段，我国农村育龄人口结构也呈现出年龄和性别比明 显失衡的特征。在年龄结构方面，我国农村育龄人口表现 出“大龄化”的特征：30岁以上人口明显多于30岁以下人 口，且作为生育主力的年轻人数量在减少（见图1）。在性别比 方面，以2020年为例，各年龄段的男性育龄人口均超过了女 性，特别是16岁—21岁农村人口的性别比已达到125%以上（见 图1）。从2000年至2020年，各年龄段的女性比例持续下滑（见 表5）。由此可见，农村育龄女性的结构性问题日益显现，主要 表现为育龄人口中年轻女性比例的逐步下降。 （三）中国农村人口初育年龄情况 生育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 除了宏观政策环境、微观家庭决策等因素，生育行为同样受到 生育年龄等方面的生理约束。生育这一现象，兼有数量、时间 和性别的“三维性”。①初育时间的选择会对整体的生育水平 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探寻并理解初育时间的变化规律对于预 测未来的生育水平和模式至关重要。 如图2所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受教育年限的延长，我国 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呈现持续上升之势，并且上升速度逐渐加 快。这不仅揭示了社会经济变迁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同时也指 向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生育难题。2015年数据显示，城市地区女 性的平均初育年龄已经超过28岁，而农村女性也突破了27岁。 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女性与城市女性在初育年龄上的差距正在 降低，这也表明城乡女性在生育行为上的趋同。 初育年龄的不断推迟对于农村人口生育具有负面影响。过 度推迟初婚初育年龄也会使女性错过最佳生育期甚至无法生 育。①当前，我国已经逐步放开生育政策，这对提升生育水平 具有正面影响。然而，女性初育年龄的延迟无疑也会降低生育 政策放开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 三、中国农村生育意愿与生育观念 人口生育水平是生育意愿的反映，而生育意愿受到生育观 念的影响。人口学家常常使用“意愿—行为”模式分析生育水 平。邦戈茨（Bongaarts）的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关系理论指出 人们的生育意愿到实现生育行为结果的过程受一系列因素的影 响。②通过了解个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可以预测个人的 生育行为，进而预测整体人口的生育水平。 （一）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个人在生育子女方面的愿望和要求，体现在对 生育孩子的数量、时间、性别、素质等方面的期望，其中以数 量最为重要。③表6展示了中国各省农村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情 况，④可以发现我国农村生育意愿表现出了如下三个明显特 征： 第一，我国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