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统计局机关党支部主题教育专题党课上的 讲话 今天，我们以“以案为鉴，深刻认识统计造假的危害性，树 牢正确政绩观”为主题召开专题党课，既是落实主题教育“学思 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的具体行动，也是聚焦统 计部门主责主业、防范化解数据质量风险的现实需要。作为统计 系统的党员干部，我们每天与数据打交道，每一笔数据都关乎发 展全局、系于民生冷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统计数据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是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 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但近年来，从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通报的统计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到国家统计局直接查处的案件 来看，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问题仍未根绝，个别地方甚至出现 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畸形现象。这些问题像一面“镜 子”，照出了少数干部政绩观的偏差；更像一把“标尺”，丈量出 我们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的差距。 一、以案明纪：从典型案件看统计造假的“七宗罪” 去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国家统计局先后通报了多起 统计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我仔细梳理了其中 5 起涉及县级层面的 案例，既有工业产值虚增、固定资产投资“注水”的“传统操 作”，也有服务业统计漏统、人口数据瞒报的“新型变种”，更有 领导干部直接干预、统计人员“被动配合”的“链条式造假”。 这些案例看似发生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但背后暴露出的问题 如出一辙，我将其总结为“七宗罪”，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第一宗罪：政治纪律“松绑”，践踏党纪国法红线。 统计造 假表面上是数据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某县在 2022 年经济 普查期间，县委主要领导为追求“GDP 增速全省前列”，召开专 题会议明确要求“工业总产值至少增长 15%”，并以“考核加分” “干部任用”为筹码，要求统计、发改、科工等部门“协同作 战”。县统计局原局长张某不仅未抵制，反而指使下属通过“拆 分企业、重复上报”“虚增库存、空转产值”等方式，将该县工 业总产值虚增 28.6 亿元，占实际产值的 19.3%。最终，包括张某 在内的 12 名干部被党纪政务处分，3 名领导干部被移送司法机 关。这起案件的教训极其深刻：统计数据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 娘”，而是必须严守的政治纪律底线。《统计法》明确规定“统计 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 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更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虚 假统计资料骗取荣誉称号、物质利益或者职务晋升”。突破这条 红线，就是对党的不忠诚、对人民的不负责。 第二宗罪：发展观“错位”，扭曲政绩考核导向。 统计造假 往往与错误的政绩观如影随形。某山区县为摆脱“经济总量小、 排名靠后”的尴尬，连续 3 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跨越式发 展”目标，但受地理条件、产业基础限制，实际增长乏力。2023 年初，分管统计的副县长李某授意县统计局“找补差额”，要求 将本年度新开工的 3 个小型基建项目“包装”成“亿元级产业项 目”，把已停产的 2 家传统企业“复活”为“正常生产企业”，甚 至通过“借壳统计”（即借用其他企业统计台账数据）的方式， 将该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3.2%“拉高”至 8.7%。这种“数字 游戏”看似让数据“好看”了，却让县委县政府对产业发展现状 产生误判——当年该县实际新增有效投资仅占总统计量的 12%， 后续出台的“加大工业招商”“优化产业布局”等政策全部偏离 实际，最终导致年度重点项目推进滞后、财政资金大量闲置。这 警示我们：政绩不是“数字游戏”的产物，而是群众获得感、企 业发展实效、区域竞争力提升的综合体现。如果把统计指标当成 “政绩 KPI”，只会让发展误入歧途。 第三宗罪：基层统计“失守”，动摇数据质量根基。 统计数 据的真实性，最终要靠基层统计员“一笔一画”去维护。但在一 些地方，基层统计力量薄弱、人员流动频繁、业务培训缺位的问 题长期存在，给统计造假留下了可乘之机。我曾带队到某乡镇调 研，发现该镇统计站仅有 1 名兼职统计员，且同时负责民政、社 保、应急等多项工作。2023 年农业普查期间，该统计员因急于 完成任务，在未实地核查的情况下，直接照搬村委会上报的“估 产数据”，将实际亩产 400 公斤的水稻虚报为 650 公斤，导致全 镇粮食产量数据虚高 32%。更令人担忧的是，当我们指出问题时， 这名统计员竟说：“反正上面要的是‘增长数据’，报低了挨批评， 报高了没人问，大家都这么干。”这句话戳中了基层统计的痛点： 一方面，基层统计员承担了大量非统计任务，“主业”被挤压； 另一方面，部分干部认为“统计是软任务”，对数据质量缺乏敬 畏。基层是统计数据的“源头活水”，如果源头浑浊，再精致的 “后期加工”也是徒劳。 第四宗罪：部门协同“脱节”，削弱统计监督效能。 统计数 据涉及面广、关联性强，需要税务、市场监管、电力、金融等多 部门协同验证。但在实际工作中，部门间数据壁垒、信息孤岛的 问题依然突出。某县 2022 年被上级核查出“规上工业企业营业 收入虚增”问题，经查，该县统计局在审核企业数据时，仅核对 了企业上报的财务报表，却未与税务部门的“增值税纳税申报 表”、电力部门的“工业用电量”、市场监管部门的“开票金额” 等数据进行交叉比对。例如，某建材企业上报年营收 1.2 亿元， 但同期增值税纳税额仅对应营收 6800 万元，电力消耗也仅增长 5%（正常应增长 15%-20%），这些异常信号未被及时捕捉，最终 导致造假行为“蒙混过关”。这反映出我们的统计监督还停留在 “就数论数”阶段，没有真正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验证” 的联动机制。统计不是“独角戏”，而是“大合唱”，只有打通部 门数据壁垒，才能让造假行为“无处遁形”。 第五宗罪：责任落实“空转”，纵容造假行为滋生。 统计造 假屡禁不止，关键在于“责任链条”没有拧紧。有的地方将统计 工作视为“边缘业务”，对统计造假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的领导干部认为“统计造假是统计部门的事”，对分管领域的 统计数据不闻不问；更有甚者，将统计数据作为“资源”分配， 谁“配合得好”就给谁更多项目、资金支持。某县 2021 年开展 “统计规范化建设”考核，将“数据匹配度”（即企业上报数据 与部门数据一致性）作为评分依据，但考核时却只看“纸质台账” 不查“原始凭证”，导致一些企业“临时补资料、编造记录”应 付检查。当年该县有 7 家企业被查出数据造假，但考核结果仍被 评为“优秀”。这种“重形式、轻实效”的责任落实，本质上是 对造假的纵容。责任不落实，制度就会变成“稻草人”；问责不 严格，规矩就会沦为“纸老虎”。 第六宗罪：社会认知“偏差”，消解统计权威公信。 统计数 据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