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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价值特征与营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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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价值特征与营造体系 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接近 70%,城市建设的重心正从大规 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然而,空间供给与居民真实需求 之间的错位依然突出,许多老旧小区缺少适老化设施、新建社区 缺乏便民服务、公共空间重景观轻实用等问题较为突出。尽管近 年来各地在更新改造方面有所探索,但“改而不优”“建而不用” 的现象仍不少见。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已不仅是技术问题, 更是对城市发展价值逻辑的重新审视。国家层面对此作出系统部 署,其落地成效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需求。 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价值转向与特征。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提出,要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这既是 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为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营造提 供了指引。衡量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尺度,不再是空间的规模 与速度,而是空间能否承载人的尊严、能否回应人的多元需求。 城市更新和空间营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是人,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让人民群众在城市中安居乐业。 以人为本是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价值原点。高速增长时期 强调效率优先,当前则更注重效率与公平的结合,最终要实现的 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长期以来, 城市发展的核心逻辑是效率优先,通过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释 放大量土地资本,催生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但随着城 镇化率不断提升、人口总量迈过拐点,增量空间已极为有限。202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两个转向”,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 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 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标志着城市工作的重心正从“有没 有”转向“好不好”。这就要求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营造必须 关注老城与新区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在公共服务设施规模、 质量和标准上的均等化。从空间生产理论来看,城市空间既是物 质存在,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空间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 存在张力,当空间被过度赋予物质属性、强调经济属性而忽视其 社会功能、服务人的能力时,就产生了“见物不见人”的偏差。 因此,过去一些更新实践存在重形象轻民生、重建设轻运营、重 规模轻品质的倾向。当前,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应当将空 间从交换价值的逻辑中解放出来,回归使用价值,即服务于人的 日常生活。 科技向善是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重要支撑。数字时代,科 技手段为城市更新与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也为高品质城 市生活空间的营造赋予了新动能。如北京通过人工智能巡检、公 共摄像头智能化、接诉即办智能坐席系统等多场景应用,驱动城 市治理方式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跃升。然而,技术本身并不天 然带来美好生活。科技创新的核心在于技术应用必须服务于人的 全面发展,而非使人成为技术的附庸。在存量更新阶段,城市发 展的核心驱动力正从土地、资本等要素驱动转向依靠治理改革和 科技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智慧城市建设不应停留于技 术堆砌,而应回归服务居民日常生活、提升治理效能、增强城 市韧性等本质目标。当前,城市发展在智慧社区、城市信息模 型平台、数字孪生城市等方面已有积极探索,但距离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仍有差距。未来,需要推动制度变革与科技 创新双轮驱动,让技术进步转化为居民可感的便利与安宁。 可感可知是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检验标准。高品质城市生 活空间要融入每一位居民的日常体验之中。支持加装电梯,关乎 老年人和行动不便者能否安心居家养老;背街小巷整治、小微公 共空间改造,关系居民出行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完善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优化公共活动场地和慢行系统,增设 健身休闲运动场所,关系居民日常生活中看似琐碎却实实在在的 需求。如上海普陀区曹杨新村对近 1500 户居民实行“一户一图 纸”,根据每户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精细化改造方案。高品质 城市生活空间的营造不是疾风骤雨式的运动,而是循序渐进的过 程,必须尊重社区的内在肌理和社会网络。可感可知不仅体现在 物质环境的改善上,也体现在社区归属感的增强、邻里关系的改 善、日常生活秩序的提升等更为柔性的层面。把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检验建设成效的最终标尺,让居民成为 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创造者和受益者。 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经济—社会—自然”三维营造体系。 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价值取向的引 领下,从经济、社会、自然三个维度协同推进。三个维度不是孤 立的板块,而是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的整体。经济是基础,社会 是归宿,自然是底线。 秉持经营思维,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面向现 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城市更新是一项激活存量、培育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