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文化力量是维系民族血脉、
支撑民族前行最深沉、最持久的动力。人类文明史昭示，凡能在
时代变局中牢牢把握历史主动的民族，无不依托于深厚稳固的文
化根基；反之，若在精神层面丧失自我主张，即便获得一时物质
繁盛，终究难以行稳致远。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
概念。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将“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列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
并进一步指出：“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
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这一重要论述
为我们把握文化自信打开了关键视角，文化自信要在全民族整体
精神状态的塑造中体现出来。
昂扬向上的风貌是文化自信的外显气象
《毛诗序》言，“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指出了“风”能够普遍感召人心、潜移默化地移易风俗；“貌”
则是精神呈现于外的样子。合而观之，风貌是一个民族整体而持
续的精神气象。它一经形成，便不只是被观察的对象，而会产生
感染与塑造他人的力量。马克思在论述人与环境的关系时指出：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环境的改变与人的自我改
变具有同一性，因此，一种观念要想持久地影响人，成为现实的
力量，就不能滞留于概念层面，而必须进入人们的感觉、习惯与
常识中，进而成为一种环境性的存在。文化自信的养成，正是
观念客观化为社会精神环境的过程。
精神力量还具有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属性。毛泽东曾以“物质
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概括认识与实践的循环，其中包含的判断
是，一种精神状态一旦在全社会形成，就会反过来改变实践的规
模和方向。旧中国的积贫积弱与民族精神的萎顿互为因果，新中
国的建设成就则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彼此支撑。文化自
信之所以被反复强调，正在于它既是发展的结果，也是发展的条
件。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与
其国运高度关联。汉唐开放进取的社会风貌，不是单纯教化宣传
的产物，而是经济实力、制度活力与文化创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近代民族危机的到来，最先受挫的恰恰是文化上的自我确认。从
“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近代中国的文化探索长期在中西
之间的紧张中徘徊，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始终未能建立起对自身
文化的稳定态度。
这种气象在今天有其现实基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
定两大奇迹，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一系列重大科技工程的突
破，都在改变中国人看待自身文化的方式。判断一个民族是否自
信，关键在于它能否用自己的尺度衡量自己的文化。近代以来中
国在文化上的被动，集中表现在价值标准、学术范式、审美趣味
等方面以他者为参照。要想扭转这种被动，关键在于把尺度收回
自己手中，而能否收回，取决于自身实践的成果是否足以支撑这
一尺度。
昂扬向上有其边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声势上的高扬。躺在
功劳簿上，把既往成就当作骄傲的资本，便会滋生一种骄；把自
信当成排他性，则会陷入一种躁。骄与躁，恰恰是自信的对立面。
真正的昂扬，其根基来自已经形成的文化积累，来自可以持续的
生产与创造。因此，要保持这种昂扬向上的风貌，就必须广泛借
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绝不能走向封闭僵化。同时应当看到，
风貌的养成有其具体条件。文艺作品的浸润、历史记忆的传承、
公共生活中的反复确认，缺一不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
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要求文艺工作者“保持对自身文化理
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但是，少数人的气象构不成民族
的风貌，唯有落进普通人的日常，风貌才真正成形。
理性平和的心态是文化自信的内在定势
昂扬向上的风貌回答的是民族如何面对自身的历史与未来，
理性平和的心态回答的则是民族如何面对他者与世界。回望近代，
国人的文化心态长期在两个极端之间震荡。民族危亡之际，救亡
的急迫压倒文化的审慎，一部分人将国家积弱全部归咎于本土文
化，由此产生文化自卑，一切以域外标准为圭臬；而当民族实力
回升，又容易滋生另一种简单化情绪，以过往文明辉煌遮蔽现实
问题，走向文化虚骄。自卑与虚骄看似两极，病根却同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