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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县党建联建工作推进会暨县委社会工作部专题党课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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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县党建联建工作推进会暨县委社会工作部 专题党课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我们以“党课+工作推进”的形式召开这次会议,既 是落实省委、市委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的具体行动,也是聚焦我县基层治理痛点、难点,推动党建联建 从“物理叠加”向“化学融合”转变的关键举措。作为县委社会 工作部的负责人,我长期扎根基层一线,参与过老旧小区改造的 “攻坚仗”,也协调过跨村土地流转的“连环棋”,更深知基层治 理中“各自为战”的无奈——有的村(社区)党组织守着资源 “不会用”,有的职能部门“看得见的管不着”,有的群众需求 “喊得凶的解决慢”。这些问题的背后,本质上是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的“边界壁垒”未被彻底打破。今天,我想结合工作实际, 围绕“党建联建破边界壁垒,协同共治促区域和谐”这一主题, 和大家作一次深入交流。 一、为什么必须破“边界壁垒”?从基层痛点看党建联建 的必要性 去年以来,我们通过“蹲点调研月”“敲门行动”收集到 127 条基层治理问题线索,其中 68%涉及跨领域、跨层级、跨群体的 矛盾。比如,城关街道南环路社区反映,辖区内的菜市场管理涉 及市场监管、城管、环卫、社区等多部门,过去常因“职责不清” 导致卫生死角、占道经营等问题反复反弹;再如,马山镇三个 相邻行政村,因灌溉水渠权属争议,村民矛盾持续半年未解决, 直到今年初镇党委牵头组织“跨村联调”,才最终达成共识。这 些案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道理:基层治理不是“独角戏”,而是 “大合唱”;单靠某个部门、某个村(社区)的“单打独斗”,难 以应对复杂多元的治理需求。 从政策层面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省委、市委相继出台《关于深化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的实施意见》,核心要义就是通过党建联建打破行政隶 属、地域分割的“条块壁垒”,构建“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 治理体系。从实践层面看,浙江“枫桥经验”的迭代升级、“上 海邻里汇”的功能整合、“成都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创新,无 不是以党建联建为纽带,将分散的资源、力量、需求串联起来, 最终实现“1+1>2”的治理效能。 具体到我县,破“边界壁垒”更有现实紧迫性。一方面,我 县是典型的城乡融合发展县,既有城区 8 个社区、12 万常住人 口的服务压力,也有 15 个乡镇、231 个行政村的治理难题,城 乡差异大、需求多元化;另一方面,随着重点项目推进(如经济 开发区扩区、文旅融合示范区建设),跨区域项目落地、流动人 口管理、生态保护协同等新挑战不断涌现。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 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以党建联建为“金钥匙”,打 开基层治理的新局面。 二、破“边界壁垒”破什么?聚焦“三个维度”找准联建 发力点 党建联建不是简单的“组织结对”“活动联办”,而是要围绕 “权责不清、资源不活、服务不实”三大痛点,推动治理要素在 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结合我县实际,重点要破好“三个边界”: 第一,破“权责边界”,让“谁来管”更清晰。 基层治理中 许多矛盾源于“责任真空”——有的事项“多头管”导致推诿, 有的事项“没人管”导致放任。去年,我们在试点“红色物业” 时,曾遇到这样的问题:某小区电梯故障,业主找物业(企业)、 找社区(兜底)、找住建(监管),三方互相“踢皮球”。后来, 我们探索建立“吹哨报到”机制,由社区党组织牵头,根据问题 类型“精准吹哨”:涉及物业企业的,由住建部门“应哨”;涉及 公共设施的,由城管部门“应哨”;涉及居民矛盾的,由司法部 门“应哨”,并在解决问题后向社区反馈结果。这一机制运行半 年来,该小区类似问题投诉量下降 72%。这说明,破“权责边界” 关键是要建立“清单化、闭环式”的责任体系——通过制定《基 层治理事项权责清单》,明确哪些事项由村(社区)“直接办”、 哪些由镇街“统筹办”、哪些由县级部门“兜底办”,并配套“接 诉即办、限时办结”的考核机制,让“谁来管”有章可循。 第二,破“资源边界”,让“用什么”更高效。 我县各部门、 各领域其实藏着大量“沉睡资源”:县教育局有闲置的校舍,县 总工会有多功能活动室,县医院有医疗志愿服务队,但这些资源 往往分散在不同系统,难以惠及基层。今年初,我们选取龙池 镇作为“资源联享”试点,由镇党委牵头建立“党建资源库”, 将辖区内的机关、企业、社会组织资源分类登记,再根据村(社 区)需求“精准匹配”。比如,针对龙池社区老年人口多的特点, 镇党委协调县中医院党支部定期开展“义诊进社区”;针对王家 村留守儿童集中的问题,协调县教育局党支部开设“周末课堂”; 针对集贸市场管理难题,协调县市场监管局党支部派驻“党建指 导员”。试点 3 个月,龙池镇累计整合各类资源 37 项,解决群众 需求 42 件,群众满意度从 81%提升至 93%。这启示我们,破 “资源边界”要坚持“需求导向、双向互动”——既要用好“自 上而下”的行政资源,也要挖掘“自下而上”的社会资源,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