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7 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践行人 民城市理念，把“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作为主线，将“推进城 市更新”作为重要抓手。这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从过去追求规模 扩张的“外延式发展”，全面转向注重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的 “内涵式发展”新阶段。这一历史性转变既需要深刻的理论指引， 也需要回应现实的时代命题，更呼唤先行地区的实践探索。 人民城市的理论根基 “人民城市”理念的形成与发展，既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深厚土壤，又吸纳了人类城市文明的先进成果，呈现出从传 统“民本”思想到现代“城市权”概念的创造性融合与升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理论之基。中国自古以来便有 丰富的民本思想遗产。《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论 述，确立了民众在治国安邦中的根本地位。儒家倡导“仁政”与 “惠民”，主张统治者应体恤民情、关注民生，如孔子所言“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的思想，将民众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传统的民本思想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理 念，虽然强调重视民生，但并未赋予人民真正的主体地位。直至 现代，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民本思想，将其与马克思 主义人民观相结合，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从“为 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根本性转变。 西方城市理论中的城市权是他山之石。20 世纪中后期，西 方城市理论提出了具有革命性的“城市权”概念。法国思想家亨 利·列斐伏尔在 1968 年首次系统阐述这一理论，他指出城市权 不仅是居民使用城市空间的权利，更是参与城市塑造过程的集体 权力。大卫·哈维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强调城市权意味着城 市资源生产和分配的公平性，特别是边缘群体对城市决策的介入 权利。 人民城市理念是中西融合的理论创新。人民城市理念实现了 中西理论的创造性融合。它既汲取民本思想重视民生的精髓，又 吸纳城市权理论强调权力参与的内核，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 系：首先，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将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城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其次，在实践路径上，强调“共建共治共享”，既要求政府 履行保障民生的责任，又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城市治理。最后，在 评价标准上，确立“人民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城市工作成效的 根本标准，实现评价主体从专家精英向普通市民的转变。这种理 论创新超越西方城市权理论的批判性局限，构建了具有建设性的 城市发展范式；同时突破传统民本思想的“为民做主”做派，确 立人民的城市主体地位。 人民城市建设需平衡好四对关系 人民城市建设本质上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平衡艺术实践，是在 多元价值、多元利益、多元目标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点的过程。在 人民城市建设过程中，如何平衡好不同群体、不同价值、不同 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成为城市治理者和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重要 课题。当前，人民城市建设尤其需要平衡好以下四对关系。 一是弱势与优势的关系，要构建包容共享的发展格局。在城 市发展进程中，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这种 分化若不能得到有效弥合，将最终损害城市的整体活力与和谐稳 定。 应对这一挑战，关键在于构建更加包容和共享的城市发展机 制。一方面，要着力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推动教育、医疗、住 房等资源更加公平地配置。另一方面，也要畅通社会纵向流动渠 道，让每一个城市居民都能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人生价值。 二是个体与全体的关系，要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治 理转型。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 足于作为城市发展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渴望成为城市建设的参与 者和共创者。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诉求的多样化如何与公共利益 相协调？个性化表达如何不损害整体秩序？ 应对这一挑战，需要推动城市治理从“管理”向“治理”转 型，构建多元参与、协商共治的新格局。城市管理者应当积极搭 建参与平台、拓宽参与渠道，通过社区议事会、公众咨询、协同 规划等形式，让市民的意见和创意能够真正影响决策。同时，通 过提供多元化、差异化的公共服务选项，满足不同群体的合理需 求。例如，在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既要有满足老年人休闲需求 的场所，也要有适合年轻人创意活动的空间；既要有保护个人隐 私的隔离区域，也要有促进社区交往的开放场地。 三是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要在创新与传承中塑造城市认同。 中国正处于两次现代化叠加的特殊时期。这种双重转型也给人民 城市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一方面，城市需要积极引入新技术、 新产业、新生活方式，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 方面，城市又面临着如何保护历史文脉和地方特色，避免“千城 一面”的认同危机。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好人民的集体记忆 和文化认同，如何让城市发展既面向未来又不失人文温度，成为 当前人民城市建设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 面对这一挑战，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