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始者到规则制定者——中国图书馆事业与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世纪互动
20 世纪初，“西学东渐”推动中国新图书馆运动兴起。1925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为全国性图书馆专业联络和国际交流
提供了组织基础。1927 年 9 月，在英国图书馆协会成立 50 周年
纪念大会上，一位年过六旬的美国女性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与
英、美等 14 国代表共同签署了成立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委员会（国
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前身）的决议书。她叫韦棣华（1861—1931
年），在湖北与胡庆生、沈祖荣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的图
书馆学校——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中国由此成为国
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15 个创始成员国之一。但这个“创始”究
竟意味着什么？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现任秘书长梅米斯 2026
年访问北京大学时谈道，中国是创始成员中唯一来自欧美以外的
国家，“正是中国的参与，推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走向更多
元、包容的发展格局”。这说明中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被动的
“后来者”，而是这个全球专业组织多元基因的提供者之一。
关于合法席位的协商与博弈
1949 年后的 30 余年间，中国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合
法席位问题悬而未决。这种“缺席”并非专业能力的缺失，而是
国际政治格局投射在专业组织中的结果。
转机出现在 1980 年。彼时，中国图书馆学会刚刚成立一年，
急需在国际专业组织中确立合法身份。当年 8 月，时任中国图书
馆学会副理事长的丁志刚、梁思庄以个人身份列席马尼拉国际图
书馆协会联合会第 46 届大会，与时任主席格兰海姆、秘书长维
津斯特鲁姆展开协商，最终达成的“八点协议”在法理上解决了
恢复会籍的政治前提与技术路径。
终于在 1981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正式恢复国家协会会员资
格。同年 8 月，以丁志刚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东德莱比
锡举行的第 47 届国际图联大会，标志着中国图书馆界重新建立
起稳定的国际专业交流渠道。
中文成为工作语言用了八年
如果说恢复会籍解决的是“能不能参与”的问题，那么中文
作为工作语言的确立解决的则是“以什么条件参与”的问题。这
两者之间的区别，恰恰是“形式”与“实质”的分界线。
1996 年北京大会是一个分水岭。2800 多名代表参会，时任
北京图书馆副馆长的孙蓓欣作为首位进入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
会执行委员会的中国大陆图书馆员，在会议组织与专业协调中发
挥了桥梁作用。北京大会让国际同行看到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规
模与活力，但会议语言仍然以英、法、俄、西、德五种为主。中
国代表在会议现场获取信息的效率、参与讨论的深度，都受到语
言条件的限制。
1997 年，中国代表团正式提出将中文列为工作语言的提案，
未获通过。原因并非政治上的反对，而是翻译经费、人员配置
等“技术性”约束。此后，时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的吴建中 2001
年当选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管理委员会委员，时任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主任的张晓林 2005 年又以 818 票的高票当选为该
委员会委员，中文提案的推进条件逐步成熟。2005 年，国际图
书馆协会联合会管理委员会正式通过决议，从 2006 年首尔大会
起，中文正式作为工作语言使用，大会增设中文同声传译，并出
版《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大会快报》中文版。
这一过程持续了八年。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