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统计局机关党支部主 题教育专题党课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以“以案为鉴，深刻认识统计造假的危害性，树 牢正确政绩观”为主题召开专题党课，既是落实主题教育“学 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的具体行动，也是聚 焦统计部门主责主业、防范化解数据质量风险的现实需要。作 为统计系统的党员干部，我们每天与数据打交道，每一笔数据 都关乎发展全局、系于民生冷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统计数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是党委政府科 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但近年 来，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统计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到国 家统计局直接查处的案件来看，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问题仍 未根绝，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畸形 现象。这些问题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少数干部政绩观的偏 差；更像一把“标尺”，丈量出我们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的 差距。 一、以案明纪：从典型案件看统计造假的“七宗罪” 去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国家统计局先后通报了多起 统计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我仔细梳理了其中5起涉及县级层面的 案例，既有工业产值虚增、固定资产投资“注水”的“传统操 作”，也有服务业统计漏统、人口数据瞒报的“新型变 种”，更有领导干部直接干预、统计人员“被动配合”的“链 条式造假”。这些案例看似发生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但背 后暴露出的问题如出一辙，我将其总结为“七宗罪”，希望大 家引以为戒。 第一宗罪：政治纪律“松绑”，践踏党纪国法红线。 统计 造假表面上是数据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某县在2022年经 济普查期间，县委主要领导为追求“GDP增速全省前列”，召开 专题会议明确要求“工业总产值至少增长15%”，并以“考核加 分”“干部任用”为筹码，要求统计、发改、科工等部门“协 同作战”。县统计局原局长张某不仅未抵制，反而指使下属通 过“拆分企业、重复上报”“虚增库存、空转产值”等方 式，将该县工业总产值虚增28.6亿元，占实际产值的19.3%。最 终，包括张某在内的12名干部被党纪政务处分，3名领导干部被 移送司法机关。这起案件的教训极其深刻：统计数据不是“任 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必须严守的政治纪律底线。《统计 法》明确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更要求“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虚假统计资料骗取荣誉称号、物质利益 或者职务晋升”。突破这条红线，就是对党的不忠诚、对人民 的不负责。 第二宗罪：发展观“错位”，扭曲政绩考核导向。 统计造 假往往与错误的政绩观如影随形。某山区县为摆脱“经济总量 小、排名靠后”的尴尬，连续3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跨越 式发展”目标，但受地理条件、产业基础限制，实际增长乏 力。2023年初，分管统计的副县长李某授意县统计局“找补差 额”，要求将本年度新开工的3个小型基建项目“包装”成“亿 元级产业项目”，把已停产的2家传统企业“复活”为“正常生 产企业”，甚至通过“借壳统计”（即借用其他企业统计台账 数据）的方式，将该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3.2%“拉 高”至8.7%。这种“数字游戏”看似让数据“好看”了，却让 县委县政府对产业发展现状产生误判——当年该县实际新增有 效投资仅占总统计量的12%，后续出台的“加大工业招商”“优 化产业布局”等政策全部偏离实际，最终导致年度重点项目推 进滞后、财政资金大量闲置。这警示我们：政绩不是“数字游 戏”的产物，而是群众获得感、企业发展实效、区域竞争力提 升的综合体现。如果把统计指标当成“政绩KPI”，只会让发展 误入歧途。 第三宗罪：基层统计“失守”，动摇数据质量根基。 统计 数据的真实性，最终要靠基层统计员“一笔一画”去维护。但 在一些地方，基层统计力量薄弱、人员流动频繁、业务培训缺 位的问题长期存在，给统计造假留下了可乘之机。我曾带队到 某乡镇调研，发现该镇统计站仅有1名兼职统计员，且同时负责 民政、社保、应急等多项工作。2023年农业普查期间，该统计 员因急于完成任务，在未实地核查的情况下，直接照搬村委会 上报的“估产数据”，将实际亩产400公斤的水稻虚报为650公 斤，导致全镇粮食产量数据虚高32%。更令人担忧的是，当我们 指出问题时，这名统计员竟说：“反正上面要的是‘增长数 据’，报低了挨批评，报高了没人问，大家都这么干。”这句 话戳中了基层统计的痛点：一方面，基层统计员承担了大量非 统计任务，“主业”被挤压；另一方面，部分干部认为“统计 是软任务”，对数据质量缺乏敬畏。基层是统计数据的“源头 活水”，如果源头浑浊，再精致的“后期加工”也是徒劳。 第四宗罪：部门协同“脱节”，削弱统计监督效能。 统计 数据涉及面广、关联性强，需要税务、市场监管、电力、金融 等多部门协同验证。但在实际工作中，部门间数据壁垒、信息 孤岛的问题依然突出。某县2022年被上级核查出“规上工业企 业营业收入虚增”问题，经查，该县统计局在审核企业数据 时，仅核对了企业上报的财务报表，却未与税务部门的“增值 税纳税申报表”、电力部门的“工业用电量”、市场监管部门 的“开票金额”等数据进行交叉比对。例如，某建材企业上报 年营收1.2亿元，但同期增值税纳税额仅对应营收6800万元，电 力消耗也仅增长5%（正常应增长15%-20%），这些异常信号未被 及时捕捉，最终导致造假行为“蒙混过关”。这反映出我们的 统计监督还停留在“就数论数”阶段，没有真正形成“用数据 说话、用数据验证”的联动机制。统计不是“独角戏”，而 是“大合唱”，只有打通部门数据壁垒，才能让造假行为“无 处遁形”。 第五宗罪：责任落实“空转”，纵容造假行为滋生。 统计 造假屡禁不止，关键在于“责任链条”没有拧紧。有的地方将 统计工作视为“边缘业务”，对统计造假行为“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有的领导干部认为“统计造假是统计部门的事”，对 分管领域的统计数据不闻不问；更有甚者，将统计数据作 为“资源”分配，谁“配合得好”就给谁更多项目、资金支 持。某县2021年开展“统计规范化建设”考核，将“数据匹配 度”（即企业上报数据与部门数据一致性）作为评分依据，但 考核时却只看“纸质台账”不查“原始凭证”，导致一些企 业“临时补资料、编造记录”应付检查。当年该县有7家企业被 查出数据造假，但考核结果仍被评为“优秀”。这种“重形 式、轻实效”的责任落实，本质上是对造假的纵容。责任不落 实，制度就会变成“稻草人”；问责不严格，规矩就会沦 为“纸老虎”。 第六宗罪：社会认知“偏差”，消解统计权威公信。 统计 数据不仅是经济指标，更是社会预期的重要参考。一旦出现造 假，受损的不仅是统计部门的公信力，更是党和政府在群众心 中的形象。去年，某县因虚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被媒体 曝光，引发群众热议。有市民留言：“我们月收入不 到3000元，统计数据却说超过5000元，这样的数据有什么 用？”还有企业主反映：“看到官方数据‘飘红’，我们还以 为经济形势大好，结果自己的订单却在减少，差点误判市 场。”这些声音背后，是群众对统计数据真实性的质疑，是对 政府公信力的透支。统计数据的“含金量”，最终取决于群众 的“信任度”。如果统计数据与群众感受“两张皮”，我们就 会失去观察经济社会发展的“眼睛”，更会失去推动工作 的“抓手”。 第七宗罪：队伍建设“弱化”，丧失拒腐防变能力。 统计 系统并非“净土”，个别干部理想信念不牢、纪律意识淡 薄，成为统计造假的“推手”甚至“主角”。某县统计局原副 局长王某，在负责工业统计期间，多次收受企业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