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健康置于文明价值的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人人享有健康
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
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这
一重要论断，将全球健康治理置于人类文明演进的宏大视野之中，
彰显以生命福祉为价值标尺的文明追求，也为理解健康在人类文
明新形态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根本遵循。人类文明新形态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结
晶。这一新形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超越了
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健康具有
特殊位置——它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又是五大文明协调发
展的交汇点。把健康置于文明价值的核心，是理解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关联的关键。
健康是目的，而非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
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认为，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是文明的最高价值，而健康是实现这一发展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健康
的摧残，指出资本“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
时间”。这一批判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
出发，揭示了资本积累与劳动者健康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中，健康在不同生产方式中的
定位存在根本区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保障健康是发展的手段，
劳动力的再生产从属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保障健康不仅是发展的手段，也是发展的目的，劳动力再生产最
终服务于人的解放。这一区别，决定了两种文明形态在健康治理
上的不同逻辑，也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根本的价值
坐标。一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不能仅以经济增速来衡量，人民
的健康水平和健康公平程度是更根本的标尺。
超越资本逻辑的健康治理
发达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了不可否认的历史性成就。
自 19 世纪以来，清洁水源、疫苗接种、抗生素的普及、医疗保
障制度的建立，使这些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升，婴儿死亡
率显著下降。全民医保、基层医疗、公共卫生监测体系在多数发
达国家已相当成熟。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然而，这些成就的惠及范围和可持续性，正面临结构性挑战。
经合组织数据显示，在其成员国中，最低收入群体报告患有长期
慢性病的比例（44%）比最高收入群体（28%）高出 16 个百分
点。收入不平等本身就在系统地影响人口健康——这不是治理技
术的不足，而是资本积累逻辑在健康领域的必然表现。健康保障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始终以资本增殖的需要为限度：当劳动者的健
康能够维持劳动力价值时，它被关注；当保障健康需要限制资本
积累时，它便被搁置。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农业时提出了“物质变换”概念，指
出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获取食物、水和空气，又将生产和消费的
排泄物返回自然，这一循环的顺畅运行是健康的前提。然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大量营养物质从农村运往城市消费，却未能
使其返回土地，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循环的断裂。福斯特
将这一断裂概括为“代谢裂缝”。这一裂缝不仅是土壤肥力衰竭
的根源，更是健康危机的结构性根源：被污染的水源、恶化的空
气、退化的土壤，最终都以健康损害的形式回到人身上。发达国
家在国内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城市空气质量大幅改善。
但这种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将污染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
实现的。中心地区的生态恢复和生活资料供给，通过对外围地区
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的持续占用获得支撑，原本局部的代谢矛盾
被重组为全球范围内的生态不平等。这一结构性问题根源于资本
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分工，而非某个国家的政策选择。
在劳动条件与精神健康领域，发达国家同样呈现出进步与局
限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劳动立法、职业安全标准、心理健康服
务在多数发达国家已达到较高水平；另一方面，马克思批判的
“过度劳动”以新的形式延续。这些事实说明，发达国家的健康
成就是真实的，但其普惠性和可持续性受到资本逻辑的结构性限
